釀專訪｜標籤之外，只是男孩──專訪《壞男孩》導演游智涵╳演員巫建和
《壞男孩》專訪照／攝影 ioauue
本屆高雄電影節閉幕片《壞男孩》，是導演游智涵首部電影長片。游智涵在大學時期，以畢業製作《百獄》榮獲金穗獎「最佳導演」；短片《癡情馬殺雞》亦入圍多項國際影展。
於片中飾演壞男孩頭領的巫建和，早在十六歲便以出道作《客家劇場－牽紙鷂的手》獲得第 45 屆金鐘獎最佳男配角，後以《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以下簡稱《爆炸》）、《流氓蛋糕店》、《陽光普照》等作品為影迷熟知。
今年十月，適逢《壞男孩》於高雄電影節首映，我們透過本次專訪，試圖貼近導演游智涵的創作、演員巫建和的表演，以及兩位受訪者在標籤之外，作為男孩的心聲。
《壞男孩》工作照／牽猴子提供
場域裡的自我摸索
《壞男孩》原片名為《失能少年》。游智涵表示「失能」二字帶有特定標籤，代表失去某些功能，不論是身體性的，又或是社會性的。為了避免觀眾對故事產生既定想法或距離感，他才將片名修定為「壞男孩」，透過「壞」這個較為中性且模糊的詞彙，他向觀眾們提問：在壞之中也存在可愛嗎？孩子們能有多壞？
正因為界定廣泛與曖昧不明，「感受」便成為觀眾在看電影時的責任。
游智涵將首部長片獻給在成長歷程中傷痕累累的「壞男孩」。他表示這些人與自己平常接觸的生活圈差異甚大，「壞男孩」的價值觀、看待世界的視角與處事方式，都讓他感到好奇。
而隨著年齡增長與生命經驗積累，人心也可能變得更加柔軟，他開始觀察與自己不同的人如何生活、從中思考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並藉由拍攝，去了解那些他不了解的、貼近那些他未曾貼近的。
《壞男孩》專訪照／攝影 ioauue
畢業於世新大學廣電系的游智涵，二〇〇九年以畢業製作《百獄》獲得金穗獎肯定。回首創作《百獄》的過程，游智涵除了導演一職，同時也擔任「編劇統籌」。游智涵說到，學生時期經常跟朋友們一起創作，比起自己單打獨鬥，容易陷入盲點而不自知，他更期待能大家一起討論，在表達與聆聽之間，共同建構劇本的輪廓。
從《百獄》到《癡情馬殺雞》的這十年間，游智涵對導演生涯按下了暫停鍵，在業界擔任剪輯師，沒有馬不停蹄地持續創作。他憶起《百獄》雖在當時拿下「最佳導演」、「最佳學生作品」等金穗大獎，但在當時的他，其實還沒準備好要「成為一位導演」。
該如何繼續往前、尋找自己在影視產業裡的定位，都是那時的他需要再摸索的。而就創作面而言，「剪輯」是除了編劇之外，另一個能重新架構故事，同時也再次梳理自己的工作。
他再次投入創作的動機，則必須提及香港導演爾冬陞。當時游智涵前往香港，參與爾冬陞導演的作品《我是路人甲》，劇情講述一群臨時演員在浙江橫店影視城的故事。選角上，爾冬陞導演真的找來一群在橫店工作的臨時演員，並笑稱演員陣容為「全無星」。「看爾冬陞拍電影，我覺得有個熱情被找回來了」，其真誠又獨特的創作方式，讓游智涵深受啟發，從而拾獲再次出發的動力。
《壞男孩》工作照／牽猴子提供
孤獨中的團體戰
然而，與過往拍攝短片的規模不同，游智涵形容從短片過渡到長片，猶如短跑選手要轉換進入長跑領域，《壞男孩》剛開拍時，他仍習慣以「短跑」的狀態進行手上的工作，後來才意識到，這段跑程需要「配力」與「配速」，才能放緩自己的呼吸，以更從容的姿態跑向終點。「拍電影是很漫長的過程，比想像中還要漫長很多。它在方方面面都在考驗你的決心，是不是夠誠實？是不是夠喜歡？放棄是簡單的，堅持不是。」以這次新作《壞男孩》為例，從二〇一八年開發劇本，至今已是二〇二三年尾，五年的時光都在這裡，要堅持下去並不容易。
綜觀游智涵作品，多少都環繞著「孤獨」、「尋愛」的關鍵詞，談到「寂寞」，他回想拍攝期間，直言自己沒有一天是感到開心、甚至放鬆的，即使是殺青後，所有人展露笑容、集合拍大合照的時候，他都在擔心自己是不是有東西沒拍到？拍得好嗎？這樣真的 OK 嗎？
對作品的執著所帶來的憂慮，與外界形成對比，這些感受都是很個人的，拍電影本身就是一件寂寞的事。
然而，在寂寞之外，電影仍是眾人之力的產物。其中最令游智涵難忘的，是如何持續找到前進的動力，並意識到自己沒有絲毫偷懶的本錢。作為導演，他要積極與合作者們溝通，在對話中捍衛自己的堅持、讓其他人理解自己的價值觀，但與此同時，他也必須保持開放性，接納他人的意見，把不同的可能性調和在一起。
如何打團體戰，如何讓大家一起得分？這是身為導演的他，持續在練習的事。
《壞男孩》工作照／牽猴子提供
當男孩遇見男孩
聊起兩人的合作契機，游智涵說自己是在《爆炸》跟《陽光普照》裡感受到巫建和的純粹與誠實，也見到他將表演技術與情緒感受融合的平衡。
游智涵表示，巫建和作為團隊裡相對更成熟、也更有經驗的演員，確實為劇組帶來了相當正向的影響。「當初找巫建和，並沒有預設會有這個結果，但可以很明顯感受到，大家的表演能力一下子就提升了！這就好像班上來了一個資優生，其他人可能從他身上學到東西、也可能是不想輸給他，就是想跟他一起努力的感覺。」
巧合的是，這次在《壞男孩》中，巫建和正好飾演了他過往不曾詮釋過的「帶領者」角色，領著其他少年們，一起在江湖闖盪。從十六歲就開始演戲的他，如今也成為業界的「前輩」了。拍攝期間，巫建和思索著如何能讓演員們發揮實力：「我一直在想，自己可以怎麼幫助其他相對沒有經驗的演員，後來發現不需要刻意，我就做我該做的事，他們看到了，就會跟上來。」
《壞男孩》乍看是底層少年的犯罪故事，其中牽涉懸疑、綁架、兇殺，但一切故事的前提，其實是「選擇家庭」（Chosen Family），沒有血緣關係的少年們，彼此團結、像家人一樣相互扶持。對應演員們戲外的相處，也培養了如同家人般的情誼，一起上表演課、一起生活，巫建和還會有事沒事，找戲裡的「弟弟」潘親御吃飯，飯後通常都是他買單，直到有天對方跟他說：「之前你請很多次，這次換我請！」他也爽快回應：「好，你付。」
願意付出、主動請客的人，有天也可以變成被付出、被請客的對象，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互相關照，很多時候跟錢沒太大關係，更像是雙方之間，因為彼此信任與認同建立起的互動。真實的人生如此，戲裡的人生亦然。
《壞男孩》專訪照／攝影 ioauue
置身其中又身處其外
觀眾對於巫建和各種「邊緣少年」的形象總是印象深刻，不論是《爆炸》的成揖、或是《陽光普照》的阿和。但作為詮釋者，巫建和倒覺得自己無意將這些角色、這些人當作所謂的「邊緣人」看待──對他來說，這些人如同你我一般「都只是人類」。
當然，人類會因為處境不同，而有各自難解的人生課題，但當我們過於自我沈溺，就容易放大自身的痛苦，輕放他人的苦難，在聽到別人的煩惱時，不但難以共情、更可能批評對方「你那是什麼爛問題？」可是，在標籤進場前，巫建和更希望能探索那些更為純粹、本質的樣貌，希望能透過各式的角色，讓人類之間互相理解。
《壞男孩》電影劇照／高雄電影節提供
成為演員之前的巫建和，是一名散打運動員。
過往的運動員訓練，至今仍深刻影響著他──他是非常自律的人。巫建和表示，平常就算不拍戲，他也一定會在早上八點半前就起床，或許晚睡，但要堅持早起。起床後，他習慣沖咖啡、吃早餐，讓自己的身體慢慢醒來。
巫建和認為演員與運動員是類似的，必須讓自己的身體隨時維持在健康、有精神的狀態，因為身體就是表演工具的一部分，爛了就是爛了。就像運動員沒有寒暑假，身體不會放假，要是稍微鬆懈，就會明顯感受到差別；演員也是同理，不能到要拍戲了才突然想鍛鍊體力，拖到最後一刻根本來不及，如果不能把握每一場戲，那乾脆就不要演戲好了。
《壞男孩》專訪照／攝影 ioauue
從運動員身份走上演員之路，並在這條航道上航行了一會，巫建和說以前練習散打會培養出高度的專注力，而在專注的同時，旁邊的事物都會變得模糊。在剛開始演戲時亦是如此。但是，隨著歷練變多，他注意到畫面慢慢被打開了，他開始好奇旁邊的人在做什麼、開始在意其他人的狀態，面對每次人員組成都不盡相同的劇組，巫建和認為人還是要找到自己的路徑。在拍攝空檔時他喜歡獨處，但同時也喜歡待在片場角落，看看其他人都在幹嘛。
演員生涯，巫建和並不預期自己一定要擁有什麼，接到每一次的演出機會，他都當自己是「被撿到的人」，也覺得「演戲」對他而言並不是工作，總是以「打工仔」的身份自居。但與此同時，他也知道，自己會一直演下去，有了這份與自己的共識，等待戲約的過程便不足以構成焦慮。
如果真的沒戲演，那就回歸生活。看書、煮飯、整理腳踏車、陪家人，僅此而已。言談之間，我能感受到巫建和某種忠於自己性格、不爭不搶的處事態度。
他選擇將自己投入外界、產生聯繫，同時又不過度黏膩，以旁觀者的身份參與環境，就像《大亨小傳》裡的主角尼克（Nick Carraway）說過：我身處其中，又置身其外。
《壞男孩》工作照／牽猴子提供
後記
拍照閒聊的時候，我問男孩們，如果今天不能是人類，但可以是其他萬物，想成為什麼？（總覺得這個提問能某種程度見到人們的靈魂。）
拋磚引玉，我說想成為一顆雞蛋，蛋的生命狀態總是「未知生、焉知死」；游智涵說想當浦公英，一經吹拂就能隨風飛遠，就算只能飛一次也不可惜，生命本來就是一期一會。巫建和花了點時間思考，喃喃自語表示游智涵導演與我的答案很不錯（謝謝建和！）。
最後，正當我想著這個提問是否有強人所難之嫌疑時，巫建和突然喊道：「我想當火箭！」「只發射到一次！就是火箭射出去，不是會先脫那個殼嗎？我想當那個殼。」
火箭推進器。文末，藉此把名稱補齊。
《壞男孩》專訪照／攝影 ioauue
劇照提供／高雄電影節
工作照提供／牽猴子
攝影／ioauue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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