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2020/7/25
近日中美衝突升溫、南海與台海開始冒煙硝味，一位美國學者從2012以來一直熱炒的“修昔底德陷阱”又成為話題。但我卻去重溫美國新保守主義法蘭西斯·福山1992年的名著《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該時蘇聯與東歐集團剛解體，而中國似乎正在接受“招安”，令該書宣布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大獲全勝，並自滿自得地提出了“後歷史”的概念。
“歷史之終結”這個概念沒大家想像中的彆扭，乃對“大同世界”的憧憬耳。中國的公羊學裡有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世之說。在清末受西潮衝擊下，公羊學被康有為重新發明為斯賓塞式的直線進化程式: 據亂世(君主專制)—>昇平世(君主立憲)—>太平世(民主共和)。當時康有為不無創意地說:歐美等國內部已達太平之世，中國則正努力進階昇平之世，但國際間仍處於戰國時代的“據亂世”。康有為在1880年代寫作《大同書》的同時也在著述《諸天講》，認為將來世界進入大同，但星際間仍會有戰爭，故銀河系仍處於“據亂世”。
福山認為“後歷史”與“歷史”兩區進行互動難免採取後者的規則，包括戰爭，卻多麼像伊斯蘭對世界之二分法: "伊斯蘭之居"(Dar al-Islam)與"戰爭之居"(Dar al-Harb)。理論上，教友團體(Ummah)內部如爆發戰爭，需多重理由將它合理化，不幸爆發可視作"失和"(fitna)，也作"考驗"解。對信眾以外的"戰爭之居"就乾脆俐落得多—發動"聖戰”(jihad)便是。
對“後歷史”的美國來說，有一個"戰爭之居"存在其用大矣哉，它有助在全世界超過70個國家和地區維持近800個軍事基地，它有助平均20年打一仗，維持戰爭工業的活力，以刺激總體經濟的成長。“戰爭之居”一旦消失了，將會如現代希臘詩人卡瓦菲斯(Constantine Peter Kavaphes)筆下《等待野蠻民族來臨》中的拜占廷朝廷: 皇帝早朝、百官齊集，民眾群聚市集，皆屏息以待，期待邊境告急，不料待至夜幕低垂，邊境探報傳來: “已經沒有了野蠻民族!” 文明世界悵然若失: “沒有了蠻夷我們該怎麼辦?彼等乃一種解答方案。”
卡瓦菲斯
帝國乃文明的化身，蠻夷乃化外之民。有一個"戰爭之居"這類他者，方能烘托"伊斯蘭之居"為真理的化身。至於康有為的大同主義，表面上抬舉西方，原創者卻是孔子，故此救世方案乃原產地中華文明的大一統理念(也是真理觀)。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之所本亦至為昭著: 西方價值就是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之用亦大矣哉。“後歷史”的國家可以藉詞譴責猶困於“歷史”中的國家: 你們不該搞國安，如果國安是國防的一環，言下之意也不該搞國防，因為都是用來踐踏“普世價值”的。
“普世價值”之源頭乃西方的啟蒙運動，而“人權”的最原初形態則是西方人的“信仰自由”。這一點連當時的啟蒙運動的旗艦法國都做不到，它仍以國教天主教迫害新教徒。俄國的凱瑟琳大帝與普魯士的腓特烈大王自詡為伏爾泰的學生，在境內推行了信仰自由。他們自然不敢干預法國，但既落後又是死硬的天主教國家波蘭則另當別論，它為歷史提供了強權利用“捍衛人權”干預他國的首宗案例。凱瑟琳大帝以保護波蘭境內的東正教徒為名，腓特烈大王則以保護路德派為名，對波蘭進行了第一次瓜分，隨後又發生兩次出諸其他名義的瓜分，導致波蘭從地圖上消失。
以“捍衛人權”為由滅人之國之創舉：瓜分波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