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一直被視為保存記憶,再現真實的一門藝術。今年入圍金馬獎的多部作品,都呈現出了年輕厭世代渴望突破卻無所得,遂選擇看似「躺平」的生活方式;另一類作品,則是試圖打破新世代身上的刻板形象,以電影回應現代社會過度資本化、階級化的處境──這個世界依然不曾變好,而電影經過百年更迭,也仍在摸索新的模樣。
甫獲最佳原著劇本的《大山來了》由中國新導演孫杰執導,以未曾露面的地方流氓「大山」貫穿了整部片中未明的恐懼,亦紀錄下了中國北方小鎮的青少年,欲唸好書備高考,以爭得未來破口卻不得,只得作流氓的絲絲無望;由閆嘯林執導,入圍同獎項的《菠蘿,鳳梨》則是將眼光放在高考生的母親身上,胡伶的瘋魔映照出千百張眾生臉孔,活脫地演繹了一個歪醜、畸形、躁狂,甚至難堪的病態母親,是如何將個人/家庭對翻轉階級的希冀都託付在孩子身上。
上面兩部片都在問:欲掙得一個明亮的未來,對現代人來說,何其困難?
但這樣的困難,其實存在久矣。譬如《老狐狸》拍的是八〇、九〇後的孩子為了翻轉處境,必須習得的形變。在電影路上打磨二十年的蕭雅全,終以此奪下了最佳導演獎。面對變動的世代,成長中的孩子該繼承多少的純真,學習多少的狡詐才得以突破階級,卻又不致成為「真正的」老狐狸?
同樣作為台灣作品,同樣描寫親情,由新銳導演靳家驊所執導的《小曉》是攜上了千禧年後出生的林品彤,講述著新一代的家庭與母女關係。
靳家驊用小曉的鋒利刺破了社會總認為母親應當退讓、溫柔的刻板形象,亦激怒著部份對母親的理想形象抱持希望的觀眾。林品彤演繹了未曾經驗過的生命體驗,陳意涵亦在片中練習找回身為「自己」和「母親」之間的平衡。此作實是為了將觀者從慣習的框架想像中釋放,並給予快要被社會眼光壓垮的家庭一絲被接住的可能。也誠如導演所言,如果在電影裡感覺到被冒犯的觀眾,或許是因為少有苦痛,只盼電影的存在能讓闖進角色生命裡的觀者,對人在不同困境底下的選擇擁有更寬厚的理解。
未來雖不見得明亮,但或許我們能透過電影,關照世界。
將目光轉至香港和馬來西亞,奪下新導演大獎的香港導演卓亦謙以自身經驗出發,在大學故友自殺離世的 16 年後,與當時的同窗朋友、演員盧鎮業一起完成了《年少日記》,紀錄在亞洲高壓的教育環境裡,孩子是如何失去自我存在的價值,迷失了生之意義。導演的故友之死,絕非是個案,而卓亦謙所拋出的無聲怒吼,是再次質問這個世界──經過了 16 年之後,社會何以繼續扼殺孩子的生命盼望。而作為創作者的他,作為被留下來的人,如果不願放棄和傷痛和解的可能,還能做什麼?
仿若註定般,另一部香港電影交出了與自我和解的可能性。祝紫嫣執導的首部長片《但願人長久》以一對姐妹的故事拍下了失能家庭裡孩子的成長心境,同時埋下了移民的離散經驗。孩子在青春期渴愛而不得,遂在長大以後失根,成了無腳的笨鳥,祝紫嫣刻畫下九七回歸後至今二十年的香港轉變,隱隱地在禁錮的體制裡言說自由,想著離開與飛翔,回家與棲根。
同樣作為被社會遺落的人,擔任電影監製多年的馬來西亞新導演王禮霖首執導演筒,以《富都青年》領著吳慷仁拿下從影多年來的第一座金馬影帝。電影描述渴望翻轉階級,卻連辦張身分證、提款卡都有問題的兄弟,流轉在低薪、違法的勞動空間,被社會福利邊緣化,因而步步被命運推向無以挽回的境地。
同樣來自馬來西亞的張吉安帶著新作《五月雪》重回金馬,張吉安如牆上的蒼蠅靜默地再現了他在這十多年來針對「513 事件」的採訪和田調紀錄,有別於前作《南巫》是個人的生命書寫,張吉安這次選擇回首被噤聲的歷史,在不被承認的血泊裡投下了石子,為的是喚起記憶,也再次濺起歷史的血痕。
榮獲最佳劇情片的《石門》由黃驥、大塚龍治共同執導,將目光放在湖南小鎮裡,飛不上高空,只得在鄉村邊界打轉,想著賣卵換錢卻意外懷孕的女孩子身上,黃驥的「女性三部曲」來到第三章,女孩的世界依然沒有變好,仿若一眾人都是笨鳥,都是被困在遠方,去不了更好的世界的無腳鳥。而女孩子的成長生命史,更濃縮了所有人類史上的壓迫和破壞。
《石門》耗時近一年,以接近紀實的拍攝方式模糊了電影的虛構與世界的真實,此舉所揭示的實是殘酷的生命狀態;拿下最佳紀錄片獎的《青春(春)》更是耗時五年,拍攝浙江小鎮的勞動青年生存樣貌,王兵的旁觀與不干涉所記錄下的,是更為直接的、存在於現實之中的青年面對生活日復一日的絕望,以及仍然湧動的年輕的、愛戀的心。
拍下這些生命的電影工作者們,不斷地靠近世界上層層相疊的石頭山,將橫亙在你我之間,屬於家國、歷史、生命、個人的傷痕加以記錄,為的也並不只是記憶,而是揭開一些不該被無視的瘡疤,打開一道生命的縫隙,將一剎的真實永遠保存,望有一日,苦痛能真的成為過去。
這是電影之神告訴我們的,也是所有記錄苦悲、孤獨、愛恨、生滅、人心與人性的電影真正交遞給我們的秘密:對電影抱著相信,讓電影之神走進去,你就還有被它接住的可能。
文中當然還有許多珍貴的作品未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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