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在故宮修文物》談文物價值不再修復而在傳承

「一開始抱持著美好的想像進來，想像每個人就像醫務人員一樣，環境是那種特別乾淨整潔的，然後設備很齊全，進來以後會認為，在這樣一個環境修文物，文物能修好嗎？」─木器修復師 屈峰

北京故宮現藏180多萬件文物，每年在70多個展廳展出1萬多件的文物。修復以展覽的急迫性為先後考量，琳瑯滿目的文物又以文物的材質、功能作為修復區分，如鐘錶、銅器、裱畫、摹畫、木器、漆器等。要進故宮修文物也不容易，以2016年為例，光報名人數就2萬人，最後僅錄取70多個。為何會吸引這麼多年輕學子投入此行業呢？此生活的樂趣為何呢？

首先，是文物修復獨特的師徒制。修復從過去到現在皆是採手把手的師徒制；師徒制的關係，讓修復文物不只是一份工作，沒有上司與屬下的利害關係，而是一種類似家庭關係、家長作為子女身教言教榜樣的經驗傳承關係。剛進去前3年，還無法獨立修復文物，只能做些去去漆、磨磨文物表面塵垢等的瑣碎工作，此時宛如蹲馬步般，師傅會先磨你的性子，讓你坐得住，因為修復文物與學校教育創作、要學生有創意是很不同的，不能有「創意性修復」。

另一項在此之前從來學不到體驗不到的，就是將修復文物變成一種「生活」。在故宮修文物的薪水並不高，但其中的樂趣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在故宮能夠修到最頂級一流的文物，並想像過去上層社會的審美與生活，每修復一件文物就像認識了一位新朋友。「中國人講究格物，就是以自身來觀物，又以物來觀自身。俗話說玉有六德、以玉比君子，中國人能夠從中看出德行，所以中國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人一樣，他是用人的品格來要求這個椅子。文物是有生命的，人在製物的過程中會將自我的想法融在裡頭，文物修復不見得是修復完才有價值，而是在修復的過程中，與文物的交流、體悟並融入自我的精神。」

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威尼斯憲章》，修復的文物應讓新舊材料有所區別，但這是否與文物「修舊如舊」有牴觸？我認為這還必須要再細分是否能夠有跡可循的恢復，如瓷器上有相同圖案便可依此圖案修復、或手指(非手掌)斷掉的部分能夠依其他的手指修復。在新舊材料的接著上還必須考量舊材料的強度及可逆性，選擇較舊材料弱一點的接著方式，以防受力時從舊材料斷裂。修復師的使命便是讓文物能夠在民眾眼前有盡量完整、重現文物美好的部分，而非斷簡殘編的缺漏感。搬進修復室的文物，都是歷經了出土(考古文物部分)、及配合未來展覽挑選較和室展出的文物，為什麼不全部展出呢？除了毀壞的太嚴重外，展出的文物必然是受到當代所選擇保留下來的，從我們現在對於文物歷史的詮釋(價值判斷)決定了展出與否。因此文物不可能永遠流傳，如同歷史是不斷被重新詮釋的。

劇中提到《髹飾錄》中的工藝原則：「可以巧手以做拙作，不能庸工以當精緻」。簡單說，高技術者可以從事低技術的修復，但低技術者不可從事高技術的修復。就像學習哲學，便能夠貫穿各種領域的知識，除了因為哲學是科學之母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哲學訓練閱讀文本的能力，只要具有基本的理性，便能夠理解各方領域的知識。不過，我認為即便師傅和學徒同樣從事較低階的修復還是會有所不同，關鍵的差別在於「經驗」。經驗讓師傅知道修復到何種程度算好修復、經驗讓師傅除了知識、眼界外更在技術上有不同層次對於文物修復的理解，文物價值不再修復而在傳承，傳承修復經驗便是傳承文物價值。經驗的傳承不表示經驗會越傳越少，隨著科技進步很多過去無法解決的問題，都有藉由科學解決的可能，如3D列印技術的發展，讓文物不再需要塗抹脫模劑也能夠修復，避免文物因殘留脫模劑而腐蝕。

雖然修復文物與修復歷史建築都冠上「修復」之名，但其性質卻是完全不同的。修復師通常一年修個2到3件文物，但修復歷史建築則是短則不到1年就必須修復完成。修復文物是修復者一對一的與文物長時間的生活，修復歷史建築則是多種專業師傅一齊修復，有泥作、木工、雕塑、彩繪等。修復文物完後，是讓民眾觀賞之用，修復歷史建築則是直接讓人們使用、觸摸甚至生活於此。文物展現了修復者的精神於其中，但文物本身的精神可能不再顯現，如修復的瓷器不再使用、修復的樂器不再彈奏，修復歷史建築也有可能僅保留空間而非其場所精神(場域)，改變了原先的精神。修復歷史建築不只是修復一棟建築物，而是修復城市的記憶，讓城市有多元的文化與有深度的歷史。選擇修復文物是選擇一種生活，一種沉浸在老建築中接觸老東西的生活，那種歷史感會賦予我們使命，休養、改變我們浮動的心靈，並學會謙卑地看待歷史。

身為桃園文化資產科歷史建築修復工程的承辦人，有可能「擇一事，終一生」嗎？什麼是公務員的「技術」呢？或公務員的「職人精神」呢？依法行政是一種精神，但這種精神能夠如同修復文物般的被他人所感受或成為效應歷史嗎？職人是越老越有經驗越有價值，對於才剛進公門的我，目前師傅剛領進門，還在磨性子的階段，也許等我坐穩了，自然就會體驗到什麼是公務員不斷精進的職人精神了吧。

201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