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原無足掛齒，每個單獨的德國人卻意義重大。」─歌德（Goethe, 1749-1832）
本書撰於1939年，卻在過了61年，於作者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 1907-1999）過世後隔年的2000年才首度出版，其副標題為「哈夫納1914-1933回憶錄」。本書的重要性在於，不同於一般史書重於二戰或二戰後的德國，哈夫納以一位法院實習法官、居於柏林、雅利安人的平民（若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中有一方為猶太人，即為「非雅利安人」。納粹黨員甚至要祖先直到西元1800年都沒有猶太血統才算），第一線的記錄下自身與身邊的人們，在經歷一戰（1914-1918）、結束德意志帝國（第二帝國）建立威瑪共和國（1918-1933），到結束威瑪共和國建立納粹德國（第三帝國，1933-1945）之間，德國平民們的反應與改變。現在就讓我們回到1914-1933年一戰後至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 ）上台時的德國，呼吸那逐漸沉淪的空氣。
兒童的反應是值得注意的
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Novemberrevolution），又稱「德國1918年-1919年革命」使帝制（德意志帝國1871-1918）被推翻及建立威瑪共和國。同時亦促成民族主義納粹黨的崛起。納粹黨全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於1920年成立，前身為1919年創立的德國工人黨DAP，希特勒於該年9月入黨。此前希特勒於德國軍隊擔任下士，1918年還因敵軍的毒氣攻擊而身受重傷，並一度失明，直到一戰結束後才痊癒出院。革命雖然最終帶來了和平與自由，實際上卻幾乎讓全體德國人都只留下了一片灰暗的回憶。哈夫納回憶當時才11歲的他：「1918年的革命，並沒有改變我們的現實人生（即日常生活），只是讓它繼續無聊下去，可是卻為我們的幻想提供了極為豐富，而且用之不竭的素材。」、「能夠使生命充滿緊張和刺激，讓日子變得多彩多姿的，就是那些個別的軍事行動。」
沒有貧富差異的社會
一戰後，德國與協約國（法美英義日）簽訂凡爾賽條約（1920年1月生效），1921年時，德國所要負擔的賠款高達1,320億馬克。於是，德國開始大量印鈔並購買外匯以支付賠款，卻進而引發馬克急劇貶值。1923年11月馬克一度對美元匯率以4.2兆:1收場。導致積存的小筆零用金與巨額財富之間不再有差別。如此改變了當時的消費習慣，如哈夫納的父親是名公務員，當時一領到薪水便馬上全部拿去購買當月所需的所有物資，因為過沒幾個小時匯率又不知將漲多少。此時不再區分貧困與富裕，不管多富裕都跟沒錢差不多。德國於1923年發行暫時貨幣「地產抵押馬克」（Rentenmark），取代「紙馬克」（Papiermark）（1比1兆），並於1924年發行新貨幣「帝國馬克」（Reichsmark），以解決通貨膨脹的問題。另戰勝國於1929年採行「楊氏計畫」（Young Plan），重新規範德國賠款時間表，德國的鐵路及中央銀行才不再受外國管轄，得以恢復經濟主權。
自由的私人生活不是自然而然的
威瑪共和國的史特雷斯曼（Gustav Stresemann, 1878-1929）時期，係稱史特雷斯曼於1923年擔任德國總理，後來從該年到1929年擔任外交部長的這6年期間，哈夫納視為是真正的和平時期，因為其在位期間的戰亂減少、經濟復甦。然而，哈夫納卻認為，和平反而使一整個世代的德國人都不曉得該如何處理「自由的私人生活」（當時要判斷一個人是否聰明？依據的非智力而是是否懂得什麼叫做個人的生活）。當公共事務失去刺激性以及個人重獲自由時，反而奪走了生活的內涵，帶來空虛和無聊。於是，人們開始藉由酒精、迷信、大規模群眾集會來達到解脫。如期間維持了約3年的「體育病」，以刺激的競賽延伸過去的戰爭遊戲。然而，德國人好戰的天性並未宣洩出去，反而正在蓄勢待發。史特雷曼時期雖然和平，亦是缺乏同情心、沒有崇高理想、無人對自己的志趣具有充分信心的時代。
法治的背後是人治
1929-1933年間爆發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1930年布呂寧（Brüning, 1885-1970）臨危受命擔任總理（1930-1932），同年9月納粹黨在國會大選中獲得107席，成為國會第2大黨（第1大黨為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在577席中獲得143席）。興登堡（Hindenburg, 1847-1934）總統於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為總理。2月28日興登堡總統簽署「護民衛國行政命令」，德國從此進入戒嚴狀態（持續到12年後納粹政權戰敗為止）。經濟大蕭條期間，各政黨未擁有國會過半數席次、內閣更迭、議事立法效率不彰。1933年改任國會議員的布呂寧，贊成《解救人民與帝國苦難法》（Ermächtigungsgesetz，簡稱《授權法》），同年3月23日，通過了需2/3國會議員同意的合法修憲程序。至此，一部架空憲法、容許希特勒政府不需議會同意可逕通過任何法案的法律就此成形。同年便取消了個人的言論自由以及通信和電話的秘密（政府有權對任何講述那些駭人聽文事件的人士進行嚴厲懲罰，即使講述的地點是在自己家也不例外）。同年3月下旬最初的集中營成立，首批囚徒包括左派議員、左翼文人，以及納粹不喜歡的醫生、官員和律師。
1933年3月一共帶來4樣東西，分別是：恐怖措施、慶典和慨慷激昂的宣言、變節行為、集體崩潰（千百萬人同時發生了精神錯亂的現象），最後製造出堅不可摧的納粹政權。然而，為何當時沒有人民出來阻止這一切的發生？一切彷彿集所有偶然於一時，如同起司理論（Swiss Cheese Model）般的發生了。納粹其實沒有那麼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當時德國人的集體軟弱、精神錯亂與僥倖的心態。
集體軟弱：畏懼，與其被圍毆，那麼倒不如跟著他人一起揍別人。哈夫納認為，自豪、自尊、自信及自重這些都是當時德國人所欠缺的。一切都發生在半麻醉的狀態下，如將謀殺的行為比擬成不良少年滋事，將自己所受的屈辱及道德的淪喪視為不痛不癢的小插曲，合理化為運氣不好而已。於是，大家都繼續過著正常的日子，並從每日的例行公事中帶來安全感與生命的延續。然而，人們每天又確定，過去的那個世界又多消失了一塊、又向下沉淪了一些。
集體精神錯亂：對於食足飯飽的人，比較不容易被夢想和幻覺所吸引。而在經濟大蕭條食不足飯不飽的情況下，人民自然容易被洗腦。於是，群眾對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物產生強烈的反應，而惟有異乎尋常的人物才有可能被絕對的愛幕或絕對的仇視。希特勒便是在這樣的情境下，成為了德國當時的偶像。
集體僥倖的心態：當時哈夫納亦一廂情願的認為，凡事都會在千鈞一髮之際「自動」撥亂反正。因此完全不把納粹放在心上（這也是當時納粹對手的普遍態度），這種態度當時幫了納粹很大的忙，因為根本沒有人想到萬一出現了最壞的狀況，該如何加以制止（即便《授權法》違反《威瑪憲法》自由民主、權力分立的意旨，但其消極的審查機制卻無力裁定《授權法》違憲）。保守反動派人士當初慫恿興登堡總統讓希特勒組閣時，心中正是打著如此的如意算盤，認為希特勒政府將會如威瑪共合末期的其他內閣一樣，在極短時間內就灰頭土臉下台。
最後，哈夫納以自己在國家中級文官考試中參加的「世界觀教育」營隊為例，談論自己落入了「同志般團體生活」的陷阱，彷彿營隊即是縮小版的「第三帝國」。在營隊中，「同志們」就是他的良心，他只要跟著他人做同樣的事情，即可豁免一切罪責。在營隊中，亦無需集體的智力，因為無法接受任何形式的討論。「討論」染上了「唱衰」或「找麻煩」的色彩。如此心智的怯懦與團體生活的虛偽，讓榮譽感與自尊心，都逐漸受到侵蝕，使得之後只要看見會擾亂集體滿足感的事物，便會出於本能地一概加以忽視。
綜上，從歷史中，我們能夠學到的，不是避免憾事再次發生，因為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時空環境早已不同，如推翻第一帝國與推翻第二帝國的情境與方式早已全然不同。歷史亦不在於究責，如在集體軟弱、精神錯亂與僥倖的心態下，施暴的一方沒有兇手，受難的一方則無烈士。歷史告訴我們的是，如何面對歷史、思考歷史，進而讓我們成為有「歷史感」、用行動改變的人。改變從來不是自然而然的，如同「自由的私人生活」不是自然而然的，背後都有人曾努力、冒險過。
本書傳達的核心概念在於，一般閱讀歷史的時候，人們往往忽略了一點，即史學家不過勾勒出事件的輪廓而非本質。真正稱得上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和決定，是發生在那些無明小卒之間、來自於每一個微不足道的平民百姓內心。透過平民百姓在面對社會變遷時，記錄下第一手觀察、記錄當下產生的真實情感（書信往返、意見、甚至兒童的反應等表達），如此才完整地描繪出形成希特勒「第三帝國」的可能性條件。當一個理念連兒童都可以理解時，那麼它便有產生具有歷史意義推動力的可能，若兒童在腦海中形成既幼稚又瘋狂的想法，當此觀念根深蒂固，長大後便可能就成為他的「世界觀」進而影響社會。我們都是歷史意義的一份子，共同感受、見證並創造歷史。
Ps：哈夫納說：「我的朋友差不多都走光了，要不然就不再是我的朋友。」到底選擇離開的人有無責任？而選擇留下卻將目光移開的人亦有無責任？關於戰後責任的檢討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2020/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