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說,我的小說主角阿曼達不愧是資深的新聞記者,不僅如此,其交友通達人脈廣泛,如果我得知什麼獨特的消息,使之加入小說豐富內容的話,那麼全要歸功於其善意與牽線搭橋。
昨夜,阿曼達招待三位日本媒體高層新聞人來訪,基於應有的社交禮節,我們在席間不談台灣與日本敏感的政治問題,用專業的茶人精神,讓這遠方的來客品味台灣頂級高山茶的美好。對他們而言,茶席體驗的時間不長,一個多小時下來,他們對台灣烏龍茶有了更深的認識。
品茗進入尾聲之際,我們的話題轉向了日治時期日月潭阿薩姆紅茶樹種(改良)的起源,接著,自然聊到司馬遼太郎《台灣紀行》這部遊記暢銷書。由於阿曼達與書中的老台北有親緣關係,聊談的主題必然深入日本與台灣的歷史關係。1993年司馬遼太郎遊歷台灣以後,將其旅途見聞和深度的歷史情懷之旅,撰文連載於《朝日周刊》1993年7月2日号至1994年3月25日号,1994年11月《台灣紀行》成書,發行了單行本。《台湾紀行》編入司馬遼太郎的紀行文集《街道をゆく》系列第40巻。
這時候,曾經駐派中國多年的K先生說,《台湾紀行》寫得真好,頗有歷史深度,他對同為記出身的前輩司馬遼太郎的高度評價。接著,他話鋒一轉(我認為他展現新聞人的本色)說,司馬遼太郎遊歷中國所寫的《中国.江南のみち》《中国.蜀と雲南のみち》遊記,就缺乏《台灣紀行》那樣的歷史縱深了。兩相比較,主因不全然由於司馬遼太郎與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私人情誼,也不全然因於他對殖民地台灣和台灣知識人的歷史關懷,而他遊歷(採訪)中國風光水色時的政治環境和條件就不同了。首先,司馬遼太郎要面對來自中國官方對於歷史資料的管控與限制,無法像他遊歷台灣時在各方面享有的自由與開放,所以他能訴諸筆墨的,只有(官方安排或規定的)所見所聞了。
概括地說,就算司馬遼太郎這樣的大作家,他少了歷史文獻的援助與深刻閱讀和吸收,憑其名氣與具有生花妙筆之能,終究只能在「走馬觀花和表象繁盛」的路上抒發旅行記述而已。常言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想,一個力圖成為有歷史深度的作家,他們要寫作旅行散文或遊記時,必然要直面這個問題,必然要克服這個關卡的。(2024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