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其實可以很明顯的從「義工」一詞逐漸淡出歷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志工」的更加廣泛普及化。 用這個文化脈絡,就可以看出是否為邪教,怎麼說?
因為在康德的自律律言與他律律言裡,若在非合約或非契約的關係中,讓他人來安排自己的時間、資源,甚至是人生時,就是他律律言。 而其要求的基準點若是建立在「義」上,主動要各種不求回報的犧牲,並非是朝著自己理想的所形成的志向時,就會更接近邪教。
可以試著想看看,為什麼在各大宗教都能挺過從「義工」轉向為「志工」,用以鼓勵個人將付出犧牲建立在自己的志向上的現代化社會裡,在一個新興的宗教上,卻是那麼經不起考驗? 如果宗教領袖不能成為永恆而存在,無法超然於考驗,那麼每一個囑咐,都不會是背後擁有著Amazing grace的使命,而是要求著你要帶來豐富與豐碩的命令。 當個人自我的光芒趨於黯淡,他就只能追著外界跑,再來批評對方隨波逐流,用以全面佔據心智,以便將人權資源化,講到底,該宗教領袖也只是資本主義的奴隸,情願讓自己先被奴隸,再奴隸著他人。
而喚醒個人心智的光芒,如果是用任務的交代、使命的進行,用來取代諄諄教誨、耳提面命,也會希望「雖不中,亦不遠矣!」的「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不要發生,所以才有著SOP(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的誕生。 因此我們便不難發現,與其在脆弱時投入宗教,不如直接投入可以專心致志的科技產業,再時不時用上帝視角去看整個標準化流程,哪邊還可以優化,反而更容易找回自己的光芒,成為自己的上帝,以及為他人與社會服務的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