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共管朝鮮・二︱沈志華：處理好台灣，才有中美建交與中韓接觸
11月29日，台灣大學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Korea Foundation合作舉辦「中美關係與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轉型」演講，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暨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華主講，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教授、歐盟莫內講座葉國俊主持，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社會科學院國際長郭銘傑與談。（劉燕婷攝）
從冷戰年代至今，朝鮮半島牽動一系列國際風雲：1950年韓戰爆發，中美在半島直接交鋒，海峽兩岸的分治格局也基本確立；在中美接觸的1970年代，處理朝韓關係成為中美合作一大板塊；甚至到了俄烏戰爭進行當下，朝鮮援俄疑雲仍在攪動中美、中歐關係。
11月29日，台灣大學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Korea Foundation合作舉辦「中美關係與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轉型」演講，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暨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華主講，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教授、歐盟莫內講座葉國俊主持，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長郭銘傑與談，許多兩岸學人學子共同參與。圍繞演講內容與討論，《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四篇，與讀者回顧中美「共管」朝鮮半島何以成形，本篇為第二篇，聚焦鄧小平時代前期。
台灣是中美建交的「一道坎」
沈志華在演講一開始提到，從時間來看，中國的朝鮮政策大體上可以分三個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1970年到1976年，毛澤東時代；第二階段就是鄧小平前期，1977年到1983年、1984年，這段時期是過渡時期，中朝與中韓關係維持了毛澤東時代特點，但是開始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第三階段是性質真正發生變化的時候，也就是1984年到1992年，如果要再分的話，1991年底到1992年初是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但基本上可以放到第三階段，也就是鄧小平時代後期。
在說明完毛澤東時代後，沈志華聚焦分析第二階段，指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在1978年實際掌握了最高權力，掌權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動中美建交。而毛鄧時代的中美關係不同，在毛澤東時代這是策略問題，在鄧時代則是戰略問題。
沈志華表示，從中國的外交方針來講，因為當時中國國內政策發生變化，放棄了階級鬥爭，要搞經濟建設，所以對外也必須變化，也就是必須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首先就是對美開放，鄧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上來第一件事就是推動中美外交，而這就會涉及台灣問題，雙方始終無法達成共識。
沈志華說明，中國堅持三項原則：美國從台灣撤軍、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台方面稱《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斷交，但美國人不願意，理由是：如果北京保證不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就同意前三項原則。但中方無法同意。
沈志華補充，周恩來原話是說：「我們就是要和平統一，和平統一是我們的方針，我們就是這麼做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則表示，這個我們也看到了，但還是希望你們公開承諾，周恩來就說這事只能做不能說，結果基辛格不理解，周恩來就說了一句話：「要考慮到中國人民的情緒。」總之問題就一直停滯不前。
沈志華指出，鄧接手後也還有這個問題，美國檔案也提到，基辛格曾跟卡特（Jimmy Carter）提到相關話題，卡特知道鄧小平著急推動中美建交，美國也樂見其成，但台灣這個障礙依舊存在，鄧小平也說和平統一是既定方針，不會使用武力，但美國希望中國明文承諾，可是中方立場還是「可以這麼做但不能這麼說」，也就是不能寫在條約裏、也不能發表公開聲明。鄧小平表示，我們如果說了這種話，就是鼓勵台灣獨立，但基辛格也說不讓台灣獨立是美國的責任，我們保證不讓台灣獨立、你們保證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沈志華表示，美國後來提了折衷方案，就是允許美國對台軍售，來保證大陸與台灣的軍事平衡，這樣也算美國對台負有責任，於是這個「坎」就算邁過去，中美就順利建交了。但建交後很快就出了一個問題，就是當初雙方其實沒有商議清楚對台軍售的細節，包括數量、期限、水平，因此後來才有《八一七公報》，就是美國可以對台軍售，但在性能和數量上不能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的供應水平。
中國對韓「關門不上鎖」
沈志華進一步分析，鄧為何要把中美建交當成戰略問題，關鍵就是鄧要搞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所以這步邁過去後，中國的改革開放道路果然也迅速向前走。但1978年到1983年間，中國對韓國都沒有什麼表現，當時制定的方針就是「關門不上鎖」，這是黃華報告裏提到的，也就是「門沒有打開，但是我也沒有鎖，要進來你自己進來」。
沈志華指出，所以當時中共表面上沒有任何鬆口的地方，但私下雙方如果有往來，也假裝沒看見。其實這個政策主要是受蘇聯與朝鮮的制約，例如1981年中韓之間有辣椒貿易，就被蘇方升級為「辣椒事件」，因為蘇聯的《真理報》報出來了，說中國與韓國正在發展大規模貿易、中國準備出賣朝鮮。當然確實有這件事，但中國不敢承認，後來只能叫停，1982年中方專門下了指示，停止所有對韓貿易，即便那時都是私人貿易，也不能進行。
沈志華表示，中國當時很多方面都受制於朝鮮，例如中國加入聯合國後，就進了奧林匹克委員會，可以辦賽、也可以參賽，這就會衍生出一個問題：如果遇到韓國選手怎麼辦？打還是不打？因為中國原來跟韓國不能交往。後來中國與朝鮮溝通後，經朝鮮同意，中國就能跟韓國選手接觸了，只是後來出了意外，那就是在加拿大奧運的女子手球賽項目，中韓兩隊在決賽相遇，雙方事先做了預案，規定一系列動作，包括領隊可以握手、雙方可以交換隊旗，但不能有更有好的舉動。
結果當天韓國隊拿了鮮花想要送，中國隊不知道怎麼應對，領隊於是一聲令下：向後轉，中國隊就退場了。不過韓國隊反應快，一轉身就把鮮花灑向觀禮台，全場一片歡呼，中國隊灰頭土臉。回來後，中方就有記者寫了文章批評：這樣還像個大國嗎？胡耀邦也下了批示一頓罵，從這之後中韓互動就漸漸好轉。這段期間還有手球賽、網球賽、籃球賽不讓韓國選手入境，也是因為中方顧慮朝鮮感受，結果導致中國主辦權被取消。這些困難也都是後來才慢慢解決。
沈志華指出，根據統計，一直到1982年，去到韓國的中國人也只有4個人，而且都是朝鮮族人，所以當年盧泰愚有句話講得很對，中韓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中國人基本上對韓國沒認知。
劫機與四小龍經驗推動變局
但1983年5月發生了一件事，大幅提升了中國政府與民間的對韓好感度，那就是「卓長仁劫機案件」。沈志華說明，當時一架載有105名乘客的中國民航機，被卓長仁劫持到韓國降落，韓國政府後續處理得非常到位完美，對乘客都非常照顧，希望能把事件形塑成政府間直接接觸的契機，畢竟原來中韓政府之間沒有任何交往，但也因為這件事，中國只好派代表團前往韓國。
沈志華提到，中方代表團到了韓國後，韓方也是招待得很周到，盡量滿足中方一切需求，韓國則只有一個要求，就是在雙方簽署的交接文書上，中方必須承認「大韓民國」，這就難住中國了，代表團只能向中央請示。
沈志華指出，因為顧慮朝鮮，中國始終不願在出現「大韓民國」的文書上簽字，並要求韓方用各種詞彙替換。最後文書的正文確實沒有出現「大韓民國」，但在落款時出了問題：中方代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航總局局長，但韓方代表則是外交部副部長，外交部前只能寫「大韓民國」，北京最後同意放行。而「大韓民國」雖然只在落款時出現，但韓國覺得已經足夠，「中國人終於承認我們了」。
沈志華表示，這件事對中國領導人的影響也非常大，因為許多參與者後來有寫回憶錄，都提到中國政府對於事件處理非常滿意。這是中韓官員的第一次交往，認知發生變化也是中國改變對韓政策的前提條件。
接下來是1984年，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沈志華指出，在第十二屆三中全會上，中國確立了要全面實行經濟改革，要搞大規模對外貿易，在這個過程中，韓國的經濟地位就顯現出來，因為韓國當時與台灣、新加坡、香港並列「亞洲四小龍」，鄧小平幾次講話都提到，「韓國能辦到的事，我們辦不到嗎？」當時的中國雜誌也開始大量介紹韓國經驗，例如金融、產業，有次中國體制改革委員會開會，還專門邀請韓國經濟學家與會，但當時中國還不允許韓國人入境，所以就為了開這個會，專門把所有人請到新加坡去，讓韓國學者能夠出席。這就顯示，當時的中國高層與學界，非常重視韓國經驗。
沈志華表示，在1984年7月的會議上，鄧小平就提出「我們要調整對韓政策」，這是第一次中央領導人直接提及要調整對韓政策。從那之後，關係變化就開始加劇，1984年以後，中國對韓國就不是「關門不上鎖」，而是「留了門縫」，中國人可以出去，韓國人也可以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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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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