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以為口音是「天生的」，一旦定型就不會改變。但語言學告訴我們，口音是一種社會工具，會隨著環境、身份與需求而調整。最近有一篇研究分析了泰勒絲（Taylor Swift）在不同時期的訪談錄音，發現她的口音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轉變。這讓我想起自己在不同城市的經驗：不論是美國還是台灣，口音也都默默地記錄了我的遷徙與身份。
泰勒絲於1989年生於費城（Philadelphia），在14歲時搬到納許維爾（Nashville）之後，開始追逐鄉村音樂夢。他們分析這個階段泰勒絲的訪談，發現她的發音顯示出典型的南方口音的特徵：
ride 的 /aI/ 讓ride聽起來更像 rod。
two 的 /u/ 向前移。
研究團隊認為，這些特徵不只是「耳濡目染」，更是一種職業策略：鄉村音樂重視「真誠感」，南方口音正是最有力的象徵。
後來她開始轉向流行音樂，並多次回到費城（Philadelphia）開唱（代表作是她在2012年發行的《Red》），於是她的口音逐漸回到原生狀態：
/aI/ 拉長回復成雙母音。
/u/ 的前移減弱。
cot 與 caught 的差異變清楚。
這個階段的她，不再需要「南方認同」來支持自己的音樂身份，口音也隨著職涯重心調整。
最後在2014年三月，泰勒絲搬到紐約，並一直住在那裡。在她搬到紐約（New York）之後，她的口音出現了第三次轉變，甚至出現了「過度矯正」：
/aI/ 抬升更明顯，刻意區隔南方音。
cot 與 caught 的差異拉大。
聲音基頻（pitch）下降，聲音更低沉。
研究團隊推測，這和她開始積極參與社會議題有關。降低聲音能展現權威、自信與領導感，符合她在這時期的公共角色。
這讓我想到自己的人生片段。
我在台北長大，小時候因為國民黨政府禁止說台語，我曾經因此被誤會是「外省人」（即1949年前後來臺灣的中國人）。後來到中部讀大學（北港1年、台中3年），結果有人說我的台語帶著混合口音——既不像純北部，也不完全是中部。這種「部分保留、部分改變」正好呼應了語言學上的觀察：遷徙帶來的是折衷，而非全盤替換。
等到我在紐奧良（New Orleans） 念博士班時，足足有五年沉浸在南方語境裡。後來剛搬到聖地牙哥（San Diego） 時，同事一聽就說：「你有南方口音。」那不是我刻意的選擇，而是多年在當地生活的自然痕跡。
口音是身份的印記
不論是泰勒絲還是我，口音都在提醒我們：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也是身份與社群的展演。
在納許維爾，泰勒絲透過南方口音證明自己是「鄉村音樂的一員」。
在費城與紐約，她藉著回歸與矯正，建構新的身份。
而我，小時候的經驗以及後來在美國與台灣的遷徙，則讓別人從我夾雜的口音聽出遷徙與流動。
口音就像一張「語音地圖」，隨著我們的人生經歷被重新描繪。它不是缺陷，也不是單純的地方標籤，而是我們如何走過不同社群、又如何定位自己的證據。
唐朝詩人賀知章曾說「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能夠離家那麼久依然維持著口音應該是相當不容易，不過從當地兒童的「笑問客從何處來」的反應，我覺得他的口音應該還是變了吧？
參考文獻：
Mohamed, M., & Winn, M. B. (2025). Acoustic analysis of Taylor Swift’s dialect changes across different eras of her career. 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58(3), 2278–2289. https://doi.org/10.1121/10.0039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