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Bob Dylan刪除的共同記憶，可以復原了。因他而受傷的時代之心，可以癒合了！(六之六)

(六)

Dylan 的私人生活以及音樂專業生涯，都歷經數度起死回生/回鍋的劇烈轉折。身為一個曠世奇才，他有無可撼動的尊嚴與堅持，隨己所欲，發展變造他的音樂志業。沒有人能夠一輩子肩負“the voice of a generation”的十字架。更何況，當今社會的世代交替，更新翻篇的頻率與速度，既快又狠。誰都不想扛著十字架，在複雜交纏的時代高速公路上，多踟躕一秒鐘…

我與“Bob Dylan”這文化符號，因緣際會，在特定的時空相遇。在當時懵懂又騷動不安的台灣民主社會，以及我那世代的人們，掙扎著學習認識自我與世界的關鍵時刻，Dylan 的音樂在我的文化基因裡，深深銘刻下了無人能磨滅的時代記憶密碼。是的，誰都不能。就連 Dylan 本人也不能！

Dylan的紀錄影片《Don't Look Back》，標題就已道盡了他的人生價值觀。「絕不回首」！在他50歲時，曾對前來採訪的 Los Angeles Times 記者 Robert Hilburn 驕傲地宣稱：「鄉愁念舊就是死亡。」 所以，據各種文獻記載，Dylan從不看半個世紀以來，專家樂迷與評論者對他的書寫，與他的隔空對話。他也從不聽自己錄製的唱片光碟。所有的記憶與往昔，似乎都是他要急於擺脫拋棄的枷鎖負擔。

 David Dalton非常感慨，榮耀與名聲似乎是一種「復仇的暗黑力量」，終究要折返回來，將它的宿主活剝生吞。這是 Dylan 極為特殊的性情與氣質造成的結果；為自己造神，卻同時也為自己下了永遠無法解除的詛咒。

從初抵紐約後的虛擬身分故事開始，再利用能翻江倒海的文字語言，撒下虛實難辨、天羅地網般的的迷障。在粉絲 ( fans = fanatic的縮寫) 無盡渴望的想像欲求，和 "Bob Dylan”的真實身分與情感之間，製造了無限自我循環追逐的迴圈效應 (möbius strip effect)。

而這詛咒無休止的追殺力量，正是來自半個世紀以來，Dylan 的粉絲們對他「歇斯底里的想像」。所以他不斷奔逃，閃躲自己，改頭換面，到面目全非的地步。(“That can't be him!”we think….[H]is face seems to express some consuming bitterness.) 

自1988年便啟程的「永不休止的巡迴演唱」Never Ending Tour，至今歹戲仍在持續拖棚中，並且沿路不停破壞("mangling,""drastic melodic deconstruction" ) 他自己的每一首音樂，防止自己留下任何一絲可被辨認出，被循跡而至的蹤跡。

反諷的是，若不是因為我們的念舊與時代鄉愁情感，怎麼會有 Bob Dylan 的傳奇存在？若不是在 1960s 為自己創下了登峰造極的歷史，做為個人的神話起源，與終極的詮釋座標，1970以後的 Dylan 還有什麼價值？離開了1960年代後，對西方世界以及台灣社會，還有任何殘存的意義嗎？如果有，那也僅限於美國傳統流行音樂史的考據研究了。 

"What is this shit?"

是Greil Marcus對 Dylan 於1970年推出的專輯 "Self-Portrait" 嚴厲負面批評的開頭第一重炮抨擊。從1970到1997年的 "Time Out of Mind " 推出前的近三十年 (甚至之後)，"Bob Dylan" 這文化符號對世界與台灣社會有何特別意義？

如果有，那也僅限於對Dylan的“personal iconography”研究了。那是「苦命」的專業音樂寫作人的工作；無論「喜不喜歡」1970後的 Dylan 作品，他們都必須埋頭追隨、蒐藏、訓詁、衍繹，並且向讀者樂迷保證，這一切都是值得的，Dylan 的光芒依舊可以照亮我們的文化視野，引領眾生，直至涅槃重生…

(Dylan於2022年完成並出版了《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的寫作。於此書中，他挑選出66首幾乎橫跨整個二十世紀，各種不同類型與風格的歌曲，進行眉批評註。但若僅以此而蓋棺論定，Dylan藉此昭告天下，他已「認祖歸宗」，回歸傳統，這推想恐怕是在文化論述分析上的「唯名論謬誤」(nominalist fallacy)，或是在美學詮釋分析上的一種意圖謬誤 (intentional fallacy)之舉。 

這就好像認為，學習外語就是具有國際觀，而在台灣讀中文系，就是食古不化之人。或是，收藏古玩玉器，書寫遠古歷史，或人類學愛好者，一定重情重義，絕對不離不棄；而喜讀科幻，淡薄名利，或深入抽象思維領域的人，就一定不切實際，又寡情薄義。)

嚴謹來說，文化符號的力量與意義，並無恆定不變、不證自明的本質，而是在於這符號與在地(異)文化社會接觸/接合時，所引爆事先無法完全預期的力量。

"Bob Dylan" 狂風驟雨般出現在1960年代文化場景中，以石破天驚的音樂/歌詞巨大能量黑洞，深深儲存了一整個世代憤怒喧囂、力圖改變社會的文化政治熱情。

然而，在海峽兩岸冷戰的80年代，即使是鄧麗君的「靡靡之音」，也都可以被國民政府挪用來做為「心戰武器」，滲透到中國社會各角落。甚至，時至2022年，為悼念新疆烏魯木齊火災，與反對中國政府強制清零，南京的大學生們只要手舉一張空白紙張，也能引發「白紙革命」的動員集結政治能量。 

所以，"Bob Dylan" 這文化符號之於我 (這世代) 的意義，僅發生在特定的歷史脈絡。離開了那時代的情感結構巨型框架，"Bob Dylan" 曾擁有過振聾發聵的文化巨響，也就闃然無聲了。何況，那是連他自己都亟欲甩脫的舊時代殘像。 

離開了1960年代，世人再也無法從他的演唱曲目中，辨認出自己心中的 Dylan了。他可以將自己脫胎換骨、變臉又變身，揚棄往昔形象意義，快速換場轉檯，改弦易調；我也就可以將 "Bob Dylan" 的社會歷史意義凍結，下架。

電影《巴布狄倫：搖滾詩人》中所有的「仿真原版」音樂，帶我回返久遠以前的文化原始場景。這些美麗的鄉愁影像和聲音，所激起的濃烈文化憶緒，不正是恰如其分地，用最純真熾熱的情感與淚水，復原了那曾被Bob Dylan刪除的共同記憶；我(們)曾受傷害的時代之心，也終於可以感動癒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