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傳比理論忠實：路易．阿爾都塞

下午，在豆瓣網看到一則書訊：路易．阿爾都塞《戰俘日記：1940-1945》，格外吸引了我的注意。首先，它不是阿爾都塞諱莫如深的思想論著，有編輯推薦寫道：「1940年6月，年僅22歲的路易．阿爾都塞被俘，1941年1月被送往德國北部石勒蘇益格的第XA號戰俘營。他作為編號70670戰俘，在那裡一直待到1945年5月，出來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路易．阿爾都塞帶回了三本筆記本，記錄並評論了他在戰俘營的生活經歷、他與戰友的討論、他的感受、他的閱讀以及他在哲學、宗教、文學和政治方面的思考。」

進一步說，我關注的是阿都爾塞作為戰俘的經驗，因為這個經驗含有苦難的普遍性，讀者不需要搭起橋樑就可直接進入他的思想體驗，並與之感受任何人面對折磨與失去自由的恐懼。其次，它是首次發行的中譯本，已經跨越了過去出版的簡體中文版的局限，立即為讀者吹來思想的新風。按照現今的流行語，該中譯本的出版即版次升級和更新。

坦白說，在青年時期，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對西方各種炫奇的理論，不管能否讀懂它，我都是來者不拒的。具體說來，那個時期我是真心被「理論的魔神仔」給牽走的，而且，我並不覺得自己被綁架了。總而言之，我想，這一切都是因於自己閱歷不多，讀書太少（應該說不做學問）的結果。我中年以後，這情況（病症）消失了。這次，歷史之神主動向我招了手，要我金盆洗手學習和研究歷史，祂大概希望經由換位思考和感悟我就能徹底擺脫各種妖言的誘捕了。於是，我虔敬接受歷史精神的啟發與提攜，就這樣有驚無險的過渡而來。

或許，我的情況並非單一事例。當我們回顧朝著全盤西化前進的明治初期的教育現況時，似乎仍會找到日本本土派所擔憂的問題。

1872年，熊本藩士、儒學家、漢學家、思想家、朱子學（實學）學者元田永孚（1818-1891），私下裡就對日本開始接受許多西方教育模式的弊病提出了警示，在他看來，當時的政策似乎「致力於使日本被稱為歐美人的複製品而已」（見《元田先生進講錄》1910）。1878年，明治天皇從本州中部巡幸歸來，對他所參觀的學校的教育性質表示擔憂。這時，元田永孚發表正式聲明的機會來了。他以天皇的名義起草了一份文書，題為《教育的重大原則》。在文中，他對於新的教育體制如此感嘆：

「近日，人們一直在走入極端。在文明和啟蒙的引導下，他們只追逐知識和技能，破壞了品性，傷害了風化……。去秋時日，我去幾個學校參觀，仔細觀察了一些學生的學習情況，結果發現農商之子都崇尚冠冕堂皇的想法和空洞無物的理論。他們使用的許多西方詞彙都不能翻譯成本國語言。即使這些 人結束學習后回家，也會很難選擇自己的職業。因為他們只會滿紙空言、高談闊論，只說不做，像官員那樣。更過分的是，有些人吹噓知識，蔑視長輩並干擾地方官員。」引自：卡羅爾．格魯克，《日本的現代神話：明治晚期的意識形態》（江蘇人民出版，2023）第五章 公民的道德」 181-182頁。

翌年（1879），元田永孚發表文章呼籲日本亟需重建「祖先戒律和國民教育」，即「仁義忠孝」乃「教育的精髓」（見《明治天皇詔書謹解》之「教學大旨」）。從現今來看，元田永孚這用心良苦的呼籲似乎顯得過於保守，不過，他對於激進地攝取（模仿）西化思潮的提醒，仍然值得肯定。簡單講，作為後進國家本身不應冒進，對於所謂「西方進步思想」，不應毫不批判和照單全收，必須在冷靜的去蕪存菁，才是後進國家升級一流國家的關鍵所在。

回到路易．阿爾都塞的話題。

閱讀書訊的激情過後，我忽然想起家裡有一本路易．阿爾都塞的自傳《來日方長》（2013），但印象中，它被我埋在亂書之中，一時半刻，大概很難把它挖掘出來。我向圖書專家惟喆求援，他立刻傳來阿爾都塞《來日方長》和《怎麼辦》兩書電子版，這才解決了我當下的用書之急。不過，在閱讀阿爾都塞這個噴出魔障語詞的理論家，雖然不需要如履薄冰那樣，但我仍然不能大意，因為思想體質虛弱的讀者，很容易就會感染無以名狀的思想病毒。（2025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