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在這個年代大家已經不太耐看長文，但我認為把人家的論述仔細地讀完，才能弄懂其脈絡，以及其政策核心。接著寫~
第三章 關稅
關稅是川普總統及其團隊熟悉的工具，因為在2018年至2019年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中，關稅被廣泛使用並取得了成功。這些關稅的通過幾乎沒有對宏觀經濟產生明顯的影響——通貨膨脹保持穩定甚至下降，儘管聯準會進入升息週期，但 GDP 成長仍持續表現良好。因此，我們有理由預期關稅將再次成為主要手段（Tariffs once again to be a primary tool）。
關稅和貨幣抵消 Currency Offset
在討論單邊（unilateral）和多邊（multilateral）關稅制度要如何實踐運作之前，我先回顧一些關稅經濟學。有幾個關鍵維度需要研究：通貨膨脹、財務影響（incidence）和效率（包括關稅與其他稅收類型的比較）。在接下來的分析中，關鍵問題是貨幣在多大程度上進行調整以抵消國際稅收制度的變化。
為了簡單說明該機制，令px 為（外國）出口商收取的商品價格，以其本國貨幣計價，e 為匯率（美元/每一外幣單位），τ 為關稅稅率。那麼（美國）進口商所支付的價格是：
pm = e(1+ τ ) px
假設我們從 e=1 和 τ=0 開始（*未課關稅前的初始值）。 政府對進口商品徵收10%的關稅，但外幣也貶值了10%。那麼進口商支付的價格變成：
pm = 0.9(1.1) px =0.99px
換句話說，匯率變動和關稅幾乎完全相互抵銷。以美元計價的進口關稅後價格沒有變動。如果以美元計算的關稅後進口價格不變，那麼對美國經濟而言通膨影響極小（但對出口國而言則不然）。現在，這個簡單的例子背後有一些必須明確的假設：....（略）
正如我將在下文中所討論的，這些假設可能並不完全成立，在這種情況下，價格、國際貿易和市場可能會出現更大的波動。此外，如果沒有發生有意義的變化，那麼關稅就不會導致貿易流的重新平衡。如果從被徵關稅國家進口的商品變得更加昂貴，那麼貿易流就會重新平衡，但價格也會上漲；如果從被徵關稅國進口的商品，因為貨幣抵消而沒有變得更貴，那麼就沒有動力去尋找更便宜的進口商品。我們必須在更高的價格和重新平衡貿易之間做出選擇。稅收是這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下所述。
◤關稅稅率如果沒有大到數字是有意義的，那麼課了關稅也不會重新平衡貿易逆差。如果出口國能輕易地以貨幣相對貶值，去抵銷關稅稅率，那麼美國進口商也沒有動力去轉換進口來源，一切如舊！ 這當然不是川普政府要的結果，所以當大家看到令人震驚的關稅稅率數字？請不要懷疑，川普及其本屆政府團隊要重構世界貿易的決心◢
- 通貨膨脹
雖然原則上關稅可以不造成通貨膨脹，但這種可能性有多大？從2018-2019年的宏觀經濟數據來看，關稅的運作情況與上述描述基本一致。自 2018 年貿易戰爆發以來至 2019 年的最高關稅稅率，中國進口產品的有效關稅稅率已上升 17.9 個百分點。隨著金融市場消化這一消息，人民幣兌美元在此期間貶值了13.7%，導致關稅後的美元進口價格上漲了4.1%。換句話說，貨幣變動抵消了超過四分之三的關稅，這解釋了通膨上行壓力微乎其微。從貨幣變動的高峰到低谷來衡量（誰知道市場何時開始對新聞進行定價？），貨幣的波動率為 15%，這意味著抵消幅度更大。
CPI 通膨率從貿易戰開始前的略高於 2%，到停戰時的約為 2%。個人消費支出 (PCE) 通膨率從略低於聯準會目標，變成了更低於聯準會目標。當然，當時還存在著聯準會緊縮週期等橫流，但這場貿易戰導致的通膨規模很小，小到能被橫流給克服。這解釋了川普陣營認為第一次中美貿易戰不會導致通膨的觀點。
雖然宏觀經濟數據（macroeconomic data）似乎與貨幣抵銷理論一致，但研究在商品層面微觀數據（goods-level microdata）的學者，像是Cavallo等人對此次經驗則持更嚴厲的看法。
...（略）...
◤這部分米蘭論述了，有微觀研究主張仍有商品漲價的情況，但他提出了三點質疑：第一，Cavallo等人研究偏向短期，而從貨幣抵消到商品價格的傳導需要時間，較關稅的傳導要慢得多；第二，進口商品漲價是由進口商支付的，而不是零售端，所以壓縮的是進口商利潤率，對於像是CPI、PCE等統計終端消費者的數據影響不大，這麼一來也能與宏觀數據作協調，但最終貨幣貶值一定會使進口商的利潤恢復，不然也太匪夷所思。◢
第三，鑑於再出口轉移（re-export diversion），解讀商品層面的微觀資料很困難。為避免關稅，許多中國公司開始向第三國出口商品或零件，進行一些小加工，然後再出口到美國。 Iyoha等人（2024）發現，自關稅上調以來，中國進口商品的改道數量增加了約 50%。 Freeman、Baldwin 和 Theodorakoplous (2023) 發現，雖然進口到美國的製造中間品約大於60%直接來自中國，但如果算上製造中間品其附加價值是原產於中國，不過是從其他貿易夥伴進口來的，這一數字將超過 90%。
中國出口商是否要透過轉口逃避關稅，取決於其出口品在美國的需求彈性（demand elasticity），這給微觀數據研究帶來嚴重偏差。很可能那些仍直接出口到美國並因此受關稅影響的商品，是中國出口商擁有最大定價權、和最大能力將價格上漲轉嫁給美國人的商品。如果是中國出口商不具備定價權、需要自行吸收關稅的商品，最有可能透過第三國轉口。如果中國出口商能夠將價格上漲推給買家負擔，他們就不會支付轉口貿易的成本。此實行會嚴重扭曲微觀數據研究的結果：只有那些最能強迫美國人接收漲價的商品才會繼續被貼上「中國製造」的標籤，而其他商品在他處進行少量加工後就會被貼上不同原產地的標籤。換句話說， difference-in-difference和相關方法會高估關稅對微觀資料價格的影響。
儘管如此，讓我們就從表面上來考量 Cavallo 等人的研究結果，並假設美國按照川普總統的提議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 10% 的關稅。如果完全傳導，這將導致美國進口商品價格上漲 10%。進一步假設美元走勢與 2018-19 年一樣，升值幅度與關稅相同，整體升值 10%。 Gopinath (2015) 估計，在頭兩年，美元對進口價格的傳導率約為 45%，美元匯率每變動 10%，CPI 就會受到 40-70 個基點的影響。
*美元匯率升值10%，影響CPI減緩40-70 個基點。
Gopinath (2015) 計算出所有消費中有 6% 至 12% 來自進口，而 Briggs (2022) 估計這一數字約為 10%。若10%來自於進口的消費，在100%的傳導情況下，加計10%關稅，消費者價格將上漲一個百分點。
*10%*100%*10%=1%
如果將美元走強對通膨造成的40-70個基點（*即0.4%~0.7%）的拖累考慮在內，則表示關稅將整體傳導至CPI價格水平為0.3%至0.6%。在其他條件相同且經濟環境平靜的情況下，這種溫和的成長將對價格水準產生一次性的推動作用，因此是暫時的（transitory），而不會導致持久的通貨膨脹。在更動盪的時期和更大的通膨逆流情況下，這種變化可能會影響通膨預期，變得更加持久，從而導致商品工資通膨螺旋式上升。徵收關稅的經濟背景非常重要，當前宏觀經濟均衡下的通膨預期和當地供給彈性的脆弱性或穩健性可能發揮重要作用。當然，2018-2019年沒有跡象顯示商品工資出現螺旋式上升。
如果貨幣市場進行調整，關稅對通膨的影響將相當溫和，對消費者物價的影響在 0% 至 0.6% 之間。考慮到近年來通膨的波動，這雖然不是什麼小事，但也談不上驚天動地。顯然，2018-2019年的經驗是，整體物價水準只出現了難以察覺的上漲。此外，稅收改革、管制放鬆和能源充裕等措施可以作為有效的通貨緊縮驅動力，抑制任何初期的通膨衝動；很有可能即使徵收高額關稅，川普政府的政策在總體上是使通膨放緩（disinflationary）的。我稍後將討論貨幣市場是否會調整的可能性，以及可能改變關稅分析的報復風險。
- 財務影響、關稅收入和貿易流
與通貨膨脹一樣，誰來承擔關稅負擔將取決於哪些價格進行調整，但其中還有更多細微差別。在完全貨幣抵消的世界裡，進口商品的有效價格不會改變，但由於出口國的貨幣貶值，其實際財富和購買力下降。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不受影響，因為關稅和貨幣變動相互抵消，但由於出口國的公民因貨幣變動而變得更加貧窮，因此出口國「支付」或承擔稅收負擔，而美國財政部則收取收入。
◤上面這段文字，對於長期有鉅額出口順差，但匯率卻沒有實質變化的島國人民，請務必看三遍！！！◢
雖然在完全貨幣抵消的情況下，美國進口商支付的實際價格可能沒有太大變化，但隨著美元變得更加昂貴，美國的出口商現在面臨著競爭力的挑戰。因此存在一種權衡：如果貨幣完美調整，美國政府將以非通膨的方式，獲得由外國人經降低自身購買力去支付的收入，但美方的出口可能遭受阻礙。政策制定者可以透過積極的放鬆管制議程來部分緩解出口受到的拖累，這有助於提高美國生產競爭力。 Goldbeck (2024) 最近的研究表明，拜登政府時期監管相關合規性的增加每年給經濟造成超過 GDP 1% 的損失，而 Laperriere 等人 (2024) 的研究表明，這些成本可能是原來的兩倍。監理改革推動的競爭力提升可以抵銷貨幣升值對競爭力造成的拖累。
相反，如果沒有發生貨幣抵消，美國消費者將遭受更高的價格，關稅將由他們承擔。隨著時間的推移，更高的價格將刺激供應鏈的重新配置。美國生產商將提高在美國市場上銷售產品的競爭力，進口商也將有動力尋找受關稅進口產品的替代品。隨著貿易流的調整，貿易失衡可能會下降，但關稅也將不再帶來太多收入。
...（略）...
- 貨幣抵消與金融市場
雖然貨幣抵消能降低消費者價格的波動性，但實際上可能暗示著在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增加而不是減少，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例如，2024年8月初的波動（*市場大跌）與日圓的走勢密切相關。套利交易者借入日圓去購買其他貨幣的高收益資產，槓桿用很高，而他們做多的資產也由其他類別的高槓桿投資者持有。當套利交易開始平倉時（由於日本央行立場的轉變和美國失業率的上升），多頭資產遭到為管理自身曝險的槓桿交易者拋售。結果導致金融市場劇烈波動，那斯達克指數在三個交易日內下跌了8%。
同樣，想像對中國徵收非常高的關稅，例如將有效關稅稅率從大約 20% 大幅提高到大約 50%，而人民幣也發生類似的變動來抵消這一影響。人民幣貶值30%很可能會導致市場大幅波動。由於中國的共產主義經濟體制需要嚴格控制資本帳，以將資金鎖在國內資產中，因此，尋找方法繞過資本管制的誘因，將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毀滅性打擊。
◤如果關稅提高到50%，人民幣想用貶值50%去抵消，自己家的人民會願意？國內資金還能不想方設法地外逃？所以當川普提出一個幾乎絕無可能以貨幣貶值去應對的關稅數字的時候，可以猜想其真實意圖？→別想再用貶值繼續維持舊體系，我就是要重構！◢
中國資本外流可能導致資產價格暴跌和嚴重的金融壓力。根據彭博社報道，中國經濟的總債務超過GDP的350%（*這種包含內債的算法，或許不是很好的比較基礎，只算外債的話，據此份資料，中國公債Debt/GDP是90%，而美國是在121%）；這種槓桿水準意味著資本帳極易出現洩漏。貨幣貶值導致中國泡沫破裂，可能引發金融市場波動，其幅度遠超過關稅本身造成的波動。
貨幣變動造成的金融市場波動，可能遠遠超過關稅對消費者價格整體傳導所造成的波動。...（略）...
重點是，關稅是否會產生持久影響，正如任何投資者都知道的那樣，最初的市場反應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退或逆轉。
What matters is whether there is a lasting effect from the tariffs, and as any investor knows, initial market responses often unwind or reverse over time.
◤以為白宮行政團隊沒有預先設想，提出一個＂震撼全場＂的關稅數字，將會對金融市場造成大幅波動？對照現下的＂局勢進展＂，是川普又縮了、又退了...嗎？◢
- 貨幣抵銷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關稅的經濟和市場後果取決於其與貨幣抵消變化的匹配程度，因此考量貨幣調整發生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在2018-2019年的中美貿易戰中，貨幣抵消政策發揮了作用。然而，當時出現了一些逆流，使得這種比較變得模糊不清。例如，美元升值的範圍不僅限於對中國的貨幣；在上述期間，洲際交易所維護的衡量美元兌其他已開發國家匯率的DXY美元指數也上漲了約10%。如上所述，一種貨幣對的走勢也會影響其他資產，就像日圓套利交易的平倉影響所有金融市場一樣。事實上，鑑於美元兌人民幣對全球經濟和市場的重要性，美元指數的很大一部分走勢可能是由美元兌人民幣的走勢所推動的。
而這段期間內的利率趨勢，支撐了這種（貨幣抵消的）可能性。解釋已開發市場貨幣走勢的最有力金融變數，通常是殖利率曲線短端的利差（the spread in interest rates at the front end of the yield curve）；市場參與者通常使用兩年期收益率，但慣例會根據利率和經濟環境而變化。貿易戰期間，美國公債殖利率優勢相對於其他G7債券殖利率在下降；利差從 2018 年 1 月的 2% 左右下降到 2019 年 9 月貿易戰停戰時的 1.65% 左右。儘管聯準會在 2018 年期間升息，但利差仍然下降。這是因為隨著 2018 年經濟數據的公佈，市場下調了對未來升息的預期。當然，貨幣市場通常會跟隨預期政策的變化，而不是（已被消化的 already-priced-in）當下發生的利率上調。政策上完全被預期的變化，應不會對貨幣市場產生影響。因此，這段期間極不可能（highly unlikely）美元是因貨幣政策而升值；而是儘管在貨幣政策的影響下（*預期Fed未來不再升息），美元仍然在升值。
◤2018-2019年貿易戰期間，美元對人民幣的升值，極不可能是因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在加息）而帶動，因為兩年期美債相較於G7國家債券利差是在縮小的，反應市場已經消化升息預期。而這樣的利率趨勢，更是支撐「徵收關稅會發生貨幣抵消（出口國幣值走貶）的可能性」的論點。◢
2025-2026年，如果聯準會繼續降息週期以追上其他央行，且如財政政策等推動美國經濟成長的特殊因素進一步消退後，美國經濟成長與世界其他地區趨同，那麼美國國債殖利率與其他國家債務之間的利差可能會縮小。儘管 2018-2019 年的經驗表明，貨幣可以逆利差而動，但收益率下降的環境可能會使美元更難重振以抵消關稅上調的影響。或者，對美國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可能會凸顯出來，並阻止美元升值以抵消關稅。美國上一財年和本財年的赤字均接近 GDP 的 7%，處於和平擴張時期，財政寬鬆程度前所未有。隨著社會安全信託基金將於 2033 年耗盡資金，屆時政府可能被迫借款來支付強制支出，預算困境將不可避免地逼近。
◤川普第二任期是在Fed降息週期內，收益率下滑的環境，將使美元難以用升值抵消關稅的影響。且對美國債務的不可持續性擔憂，一直是熱議的焦點，DOGE等等。推論同上，川普不要大家走老路，就是要重構貿易，製造業要回流、貿易逆差要調回來！◢
由於貨幣總是相對互換交易，因此市場必須極其全神貫注於美國的預算問題，才能阻止美元升值。...（略）...總而言之，下一輪關稅中當然有可能不會出現貨幣抵消，但考慮到可能出現這種情況的合理原因，貨幣抵消似乎更有可能。
◤米蘭這段下的結語，認為本輪的關稅戰仍可能發生貨幣抵消，但依現下局面，川普公告了一個幾乎絕無可能用貨幣貶值去應對的關稅數字，輔以前期的DOGE敲鑼打鼓，不斷強調美國債務問題、赤字預算，看來白宮行政團隊已是鐵了心要走＂美元貶值＂貿易重構路線，而不是循著老路...◢
關稅實施
擬議這樣大幅的驟然衝擊關稅稅率，可能會造成金融市場動盪。這種波動可能發生，無論是透過提升不確定性、更高的通膨以及中和通膨所需的利率，或是透過更強的貨幣及其連鎖反應而引起。川普總統以及可能加入其經濟政策團隊的人員一直非常關注金融市場，並將股市作為經濟實力及其政策受歡迎程度的證據。因此，第二屆川普政府可能會採取措施，確保對國際稅法（*關稅）進行重大結構性改革的發生，是以對市場和經濟的破壞最小的方式進行。有幾個步驟可以幫助減輕任何不利後果。
- 逐步實施
即使在2018年至2019年的貿易戰中，川普總統也沒有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一次性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25%的關稅。他先是公開討論了這些計劃，並威脅中國如果不改革貿易慣例，就會徵收關稅。在公開威脅之後，這些措施的實施方式是散佈在超過一年多的時間裡，將有效關稅稅率增加至約18個百分點。
在對中國徵收 60% 的關稅或全球徵收 10% 的關稅時，這種方法變得更加重要。川普總統在第一屆政府任期內試圖利用關稅與中國達成貿易協定，最終形成了「第一階段」協議——承諾改善知識產權、網路安全、非關稅壁壘、金融服務開放和農產品採購等方面的做法——但隨後遭到中國違反和無視。
在第二任期內，沒有必要與中國人進行預先談判，因為他們已經放棄了第一階段協議規定的責任。當有人已經表明他們放棄了承諾時，為什麼還要費力去獲得更多，而沒有某種形式的擔保——例如將他們的 UST 儲備存入託管帳戶？
相反，為了幫助最大限度地減少不確定性和關稅的任何不利後果，政府可以使用可信的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類似於聯準會在一系列政策中所使用的指引，來引導預期。美國政府可能會宣布一系列針對中國政策的要求，例如向美國公司開放特定市場、停止或賠償智慧財產權竊盜、購買農產品、貨幣升值等等。
如果中國不滿足這些要求，美國可以逐步實施關稅。例如，它可能會宣布一個計劃，每月永久增加對中國的2%的關稅，直到要求得到滿足為止。
這樣的政策將會：1）逐步提高關稅，速度與2018-2019年相差不大，經濟似乎能輕易吸收； 2）讓中國承擔改革經濟體制的責任（put the ball in China's court for reforming their economic system）； 3）允許關稅在任期中期超過 60%，這是川普總統表示希望的（“60% 是一個起點”）； 4）向企業提供清晰的關稅路徑，這將有助於他們制定計劃應對供應鏈調整，和將生產轉移到中國境外；5）消除關稅實施上的不確定性，限制金融市場的波動。 2018-2019年並沒有嚴重阻礙中國經濟，也沒有將所有供應鏈轉移回美國。部分原因是，這是對關稅稅率的一次性衝擊，大部分都被貨幣抵銷。相比之下，上述計劃將導致關稅稅率以已知的、漸進的方式持續上升。這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更大的資本壓力，並進一步重組供應鏈。中國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因此可能會獲得更大的貿易讓步。至關重要的是，在覺悟到中國放棄第一階段承諾後，中國在貿易協定下的義務現在應該是有擔保的，而不是無擔保的（ be secured rather than unsecured）。
◤2018-2019的關稅戰是一個「演練」，第一屆川普政府獲得的教訓，中國的反饋與應對，顯然並未實質在供給面進行結構性改革（把球放到中國的場上，沒有用呀？），那又要如何調整戰略，去實行第二次的關稅戰呢？就算與對方達成所謂的貿易協議，沒有擔保能付諸執行，又有什麼意義？經過白宮其他成員的集體討論之後，會採取甚麼＂破釜沉舟＂的方式，去實行本輪的關稅戰？◢
- 分級尺度、（談判）槓桿與（國家）安全
在上次貿易戰中，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不同類型產品徵收了不同等級的關稅。下一屆川普政府很可能會對產品和貿易夥伴採取類似的做法。雖然川普總統提議對全球徵收10%的關稅，但這種關稅不太可能在各國統一實行。被提名為財政部長候選人的川普顧問貝森特（Scott Bessent） 提議根據各國的貨幣政策、雙邊貿易協定和安全協議的條款、價值觀等，將各國分為不同的組別。根據 Bessent (2024) 的說法，這些組別可以承擔不同的關稅稅率，政府可以規定貿易夥伴需要採取哪些行動才能在不同的關稅組別之間移轉。
透過這種方式，關稅創造了談判籌碼，以促使世界其他國家在貿易和安全方面提出（*對美）更好的條件。美國將鼓勵其他國家移轉到更低的關稅等級組別，改善負擔分擔
（*貿易夥伴要多承擔，以改善美方因儲備貨幣地位帶來的負擔）。
我們可以想像一長串的貿易和安全標準，這些標準可能會導致關稅的提高或降低，
其前提是，進入美國消費市場是一種必須贏得的特權，而不是一項權利。
premised on the notion that access to the U.S. consumer market is a privilege that must be earned, not a right.
例如，美國可能希望基於以下這些因素進行差別對待（discriminate）：
•該國對從美國進口的產品徵收的關稅稅率，是否與美國對其出口的產品徵收的關稅稅率相似？
•該國是否有壓制本國貨幣的歷史，例如，透過累積過度的外匯存底？
Does the nation have a history of suppressing its currency, for instance via the accumulation of excessive quantities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該國是否向美國公司開放其市場，像美國開放市場給外國公司在美國境內營運一樣？
（略）*這邊列了一堆，我覺得島國人只要特別留意第二點就可以了...
這樣的體系可以體現國家安全與貿易緊密相連的觀點。貿易條款可以是想獲得更好的安全結果和分擔負擔的一種手段。用貝森特的話來說，
「根據共同安全和經濟體系，將國際經濟更明確地劃分為不同的區域，將有助於…凸顯貿易不平衡的持續存在，並引入更多的爭執點來解決這些問題。」
“more clearly segment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o zones based on common security and economic systems would help … highlight the persistence of imbalances and introduce more friction points to deal with them.”
想要加入防禦保護傘的國家，也必須加入公平貿易保護傘。（Countries that want to be inside the defense umbrella must also be inside the fair trade umbrella.）
這種工具可用於向其他國家施壓，迫使他們加入我們對中國的關稅行列，從而形成多邊關稅方式。他們將面臨選擇：是其向美國消費者的出口品面臨被徵收關稅，還是要對其從中國的進口品徵收關稅，他們會選擇哪一個？這取決於相對關稅稅率以及每一個關稅稅率對其經濟和安全的有多重要。試圖在中國周圍建立全球關稅壁壘，將增加中國改革經濟體系的壓力，隨著供應鏈面臨更大的調整壓力，全球動盪的風險可能會大大加劇。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如果其他國家選擇維持當前對中國政策，但接受美國提高關稅，那也不是壞事——因為在這種框架下，至少他們向財政部繳納了收入，並限制了美國的安全義務。將關稅壁壘與安全保護傘結合是一種高風險的策略，但如果奏效，回報也很高。
◤美國認為，就算各國不想去加入美方主導的貿易陣營，那也算接受關稅、為美國帶來收入，且美國無須再承擔如此高昂的安全保障義務... 所以結果是，你看著各國要抽號碼牌，爭相輪流去白宮＂晉見＂，你還能說川普團隊的策略...失敗？至少目前還不行吧◢
關稅與競爭力
政府收入必須來自某個地方，並且需要某種形式的稅收。稅法的特徵將影響整體經濟成長和國際競爭力。川普陣營中的許多人都將他們視為是連結的。生產出口商品、或從其他地方進口商品的相對成本，會受到一國是否對其勞動力、消費、資本或貿易徵稅的影響。經濟顧問委員會（2018 年）的《減稅與就業法案》明確提出了這個論點。
- 財政貶值 Fiscal Devalutaion
有關所謂財政貶值的文獻充實了此一想法。例如，Fahri、Gopinath 和 Itskhoki（2013）表明，匯率貶值的經濟效應可以透過兩種政策組合完美複製：要麼增加進口關稅和出口補貼（an import tariff and an export subsidy ），要麼提高消費稅和削減薪資稅（a consumption tax increase and payroll tax cut）。這些組合不鼓勵（discourage）國內商品和服務的使用，而鼓勵國內生產，並產生與貨幣貶值相同的經濟結果。稅收政策和貨幣是提高競爭力的兩種途徑——這種等效性有助於建立貨幣關稅的直覺。 （請注意，在這些政策組合中不同之處在於所籌集的淨收入額。）
*如果別國老用「匯率貶值」的招數，那麼美國可以透過「財政貶值」的方式因應，完美複製出相同的效果。
由於強調競爭力，川普第二屆政府不太可能支持提高國內稅率，無論是企業稅率還是所得稅。其目標很大程度上是使美國成為比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更具吸引力的投資和僱用之地，而較高的國內稅率會破壞這一目標。事實上，2017 年的減稅與就業法案將美國的法定公司稅率從 2016 年OECD經合組織中第二高（僅次於哥倫比亞）降至平均值（2021 年為 21.2%）。 Chodorow-Reich、Smith、Zidar 和 Zwick (2024) 的研究估計，有著平均稅負變動的公司，相較於沒有改變的基準線，其國內投資增加了 20%。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維持低稅率是美國創造投資和就業機會的一種手段——如果能透過對外國進口產品徵收關稅來作為部分融資，效果會更好。
*原來過去美國的公司稅率如此之高，簡直是社會主義國家，無誤！
這論點也適用於所得稅率。只要勞動供給不是完全彈性的，所得稅就會減少工人的稅後工資，並要求企業透過提高工資來抵消部分稅負。因此，對勞動收入課徵的稅收增加，會使在美國僱用工人的成本相對於在國外僱用工人，或投資節省勞動力的資本而言變得更加昂貴。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工人成本更高，這意味著相對於採用機器或進口而言，就業機會更少。
- 扭曲與最優關稅稅率
經濟學家也花了大量時間研究稅法如何影響經濟決策，即所謂「扭曲」（distortions），即當稅法使經濟偏離最佳、效率最大化的均衡狀態時。經濟扭曲，是指發生了整體社會福利損失超過了收益的增加。例如，假設一位納稅人因為所得稅率上升而將其工作時間從每週 45 小時減少到每週 40 小時。雖然她享受了更多的閒暇時間，但她在這五個小時內本應生產的商品或服務，以及她本應收到的工資卻不復存在，並且永遠地從經濟中消失了。在這個例子中，「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或「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是指，扣除她享受的閒暇時間增加以及政府稅收增加之後的生產損失。
*這兩個都是經濟學專有名詞阿，請自行參閱網路...若產生無謂損失/超額負擔，那稅率就不是在最適狀態。
...（略）...這些扭曲取決於所支付的邊際稅率，而不是平均稅率，因為是否要多工作那最後幾個小時的決定，取決於邊際稅率，而不是平均稅率。其中一些扭曲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巨大的後果——例如，如果公司選址決策受到稅收的影響，聚集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es）可能會受到嚴重抑制，從長遠來看，創新和生產力成長可能會急劇下降。
稅收的扭曲成本是凸性的（The distortionary costs of taxation are convex），即從已經很高的稅率開始往上加稅，其成本會更高。（*同樣都是提高1%，但是！）邊際稅率從 35% 提高一個百分點至 36% 對經濟的損害比從 2% 提高一個百分點至 3% 要大得多。成本是凸性的，因為稅率越高，家庭和企業調整其行為以避免稅收負擔的強度就越大。
由於勞動力和資本收入的邊際稅率已經遠高於進口稅率，因此提高關稅稅率所帶來的經濟後果可能比提高收入或企業稅率的後果小得多。
*不要再想加徵什麼富人稅、公司稅，因為最終結果只會"課不到"，只會造成資本更加出走、生產力更停滯...
相對地，貿易經濟學家認為，對於一個大型經濟體而言，徵收正關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適度提高福利。...(略)...關稅最初會增加福利，然後又會降低福利，這意味著存在一個「最優」關稅稅率，此時該國已經從關稅中獲得所有可能的利益，而往更高的關稅稅率則會降低福利。作為基準參考，Costinot and Rodriguez-Clare（2014）在《國際經濟學手冊》一書中指出，在合理的參數化條件下，美國的最佳關稅約為 20%。事實上，只要關稅不超過50%，相對於完全開放的貿易，關稅仍可增進福利。換句話說，將有效總關稅從目前接近2%的低水準提高，實際上會提高美國的整體福祉。一旦關稅開始上漲至20%以上（在廣泛、實質的基礎上），就會降低福利。投資公司目前預測，川普總統提議的關稅實際稅率將從 2.3% 躍升至 17%，略低於 20% 的水平。
因此，防止報復（retaliation）至關重要。由於美國是全球消費需求的重要來源，且資本市場強勁，因此它比其他國家更容易承受針鋒相對的升級，也更有可能贏得這場膽小鬼博弈（ a game of chicken）。回想一下，中國經濟依賴資本管制，導致儲蓄投資於效率越來越低的資本配置，而這些資本配置又流向了空置的公寓大樓等非生產性資產。如果針鋒相對的升級導致資本管制壓力越來越大，迫使資金流出中國，那麼中國經濟可能會經歷比美國經濟更嚴重的波動。這種天然優勢限制了中國應對關稅上調的能力。
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如果川普政府明確合併國家安全和貿易政策，可能會提供一些防止報復的誘因。例如，它可以宣布，對於實施報復性關稅的國家來說，聯合防禦義務和美國防禦保護傘的約束力或可靠性較低。
此外，目前還不清楚是否該將這種威嚇的失敗，視為一個壞結果。假設美國對NATO北約夥伴徵收關稅，並威脅如果受到報復性關稅的攻擊，就將減少其北約聯合防禦義務。如果歐洲進行報復，但大幅增加自身的國防開支和能力，減輕美國的全球安全負擔，並減少我們自身能力過度擴張的威脅，它將能實現幾項目標。歐洲在自身國防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使美國能夠更加集中精力對付中國，中國對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威脅遠大於俄羅斯，同時也能創造收入。
◤歐洲不想和美國協同？那更好，還一舉數得！減輕美國安全防衛負擔，集中對中國◢
但顯而易見的是，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川普團隊將把關稅視為提高外國人稅收的有效手段，以維持美國人的低稅率。 《減稅與就業法案》引入的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將於 2026 年到期，如果要在不增加赤字的情況下全面延長該稅率，可能需要在十年預算期間增加近 5 兆美元的新收入或債務。毫無疑問地，關稅是延長減稅政策的一個重要解答；收入必定得從某處而來。
◤看到這邊，你能對米蘭的論述持反方觀點或質疑，但絕對不要認為，這些人都是啥草包，胡亂提什麼關稅數字...從＂稅收的扭曲成本是凸性的＂部分，可知人家是真的有評估和研究過的，好嗎？◢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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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非經濟學專業、更是沒念過什麼財稅法...不過希望國內有產官學大佬們，能夠好好研究，並正視本屆美國政府的核心政策和訴求，不是淪為叫囂式的民粹反應...
另外也推薦去看Tucker Carlson與前貿易代表萊特希澤（Lighthizer），以及財長貝森特的訪談，更能抓住川普閣員們的政策方向。貝森特講到一段內容，讓我印象很深，大意是：
他非常在意兩個數字，在疫情後的2022年(?)美國到歐洲旅遊的人數創歷史新高，而食物銀行的人數也創下歷史新高，他去了自家附近的食物銀行了解情況，他們說，來領食物的不再只是過去的遊民、無家可歸者，而是多了工薪階層，過去用100美元能買到的購物籃裡的東西少了，缺了這樣那樣的就到食物銀行拿...然而這是很傷及自尊心的舉動...
各個國家都在為自己的國家利益，和自己的人民利益去爭取，並沒有錯！
我依舊是鼓勵各位看倌，從《End the Fed》的角度去解讀，央行們合謀的貨幣控制，造就了現在世代剝奪和債務疊疊樂，即便身處順差國，我也不認為「台灣賺到了什麼？」
＂賺＂進了一堆債權，然後全島人民都活成了債務堆積的樣子...
重構世界貿易體系的另一面，就是重構世界金融體系！
我花了不少時間，就當野人獻曝，如果各位看倌覺得有幫助的話，請點顆愛心讓我知道，您的鼓勵是我繼續分享的動力，謝謝！
*原文有附一些圖表，等之後有空在整理放上，先這樣
*以上為本人閱讀觀影之心得領悟、含個人觀點，如有疑義，請參照原書籍文章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