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海湖莊園協議—全解讀【之一】理論基礎

因為關稅是談判工具，總統在執行關稅政策時的反覆無常(mercurial)，對於是否實行、何時實行、多大範圍的不確定性，透過製造恐懼和疑慮，都會增加談判的籌碼。

當你以為川總他在＂跳進來、又跳出去＂（你打我啊~）的時候...舉棋不定、退縮？
人家的幕僚可是已經寫明白了啊！

這份由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Stephen Miran撰寫的〈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被視為《海湖莊園協議》原型的文章，發表時間在2024年11月，川普勝選之後，但直到近日才浮上檯面，獲熱烈討論。

或許各位看倌們讀過網路上機翻內容，仍抓不著重點，或被主流媒體帶偏風向？
不是誤解特里芬困境的真意在那邊夸夸其談的...
就是只抓個「百年零息債」的話題熱點當成是美方戰略布局的全貌...

究竟川普政府是否「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或許該好好看完後，咱們再下判斷才對！

以下是我親自看過，含「個人主觀」推論及解讀的內容，雖然想儘量寫的完整（靠Google翻譯），仍有主觀認定跳過的地方（看不懂的），力求簡要，並能清晰呈現其脈絡，希望能對自從川普宣布關稅措施以來，錢包君面臨崩潰但尚未陣亡的各位（我也一樣），有所幫助！

全文含五個章節：1. 緒論　2.理論基礎　3.關稅　4.貨幣　5.市場及波動考量

架構相當完整！！這篇全解讀〈之一〉，先寫前面兩章。有小標是我自行下的，打*號

摘要

改革全球貿易體系、讓美國產業相對世界其他國家處於更公平的地位，這是川普總統幾十年來始終如一的主題。我們可能正處於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世代變革的風口浪尖上。

經濟失衡（economic imbalances）的根源在於美元持續高估（ persistent dollar overvaluation），阻礙了國際貿易的平衡，而這種高估是由對儲備資產的非彈性需求 （inelastic demand for reserve assets）*所驅動的。隨著全球GDP的成長，美國為提供儲備資產和國防保護傘的負擔變得越來越重，卻由製造業和貿易部門承擔了大部分的成本。

*非彈性需求：較不會因為商品的價格變貴或變便宜一點，就相對調整（減少或增加）對其之需求。因為美元是儲備資產，所以不管美元變得有多"貴"，買盤需求一直都沒變。

在本文中，我嘗試列出一些可用於重塑這些系統的工具、使用這些工具所帶來的得失權衡（tradeoffs）以及最小化副作用的政策選擇。這不是政策倡導，而是試圖了解，貿易或金融政策潛在的重大變化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關稅（Tariffs）可以帶來收入，如果透過貨幣調整（currency adjustments）來抵消，則其產生的通膨或其他不利副作用就極小了，這與 2018-2019 年的經驗一致。雖然貨幣抵消能抑制貿易流的調整，但它表明關稅收入最終是由被徵收關稅的國家提供的，該國的實際購買力和財富下降，而關稅增加的收入將可改善分攤（美方）提供儲備資產的負擔。關稅的實施方式很可能與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問題密切相關，我討論了多種可能的實施方式，並美國稅收制度的其他背景下，討論了最佳關稅稅率。

*即如果美國課了關稅，而順差國卻用貶值本幣去抵銷掉關稅的影響，最終變得無法達成美方希望改善貿易失衡的本意(因為一切如舊，順差國的貨幣貶值就是出口商品直接降價，美國照樣向外面進口）。但是，如此一來關稅就絕對是由被徵稅的國家負擔的！

貨幣政策（Currency policy）旨在糾正其他國家貨幣低估（the undervaluation of other nations’ currencies）將帶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權衡和潛在影響。從歷史上看，美國一直採取多邊方式（multilateral approaches）進行貨幣調整。儘管許多分析師認為，沒有可用的工具可以單邊（uniltilaterally）去解決貨幣估值錯誤（currency misvaluation）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我描述了多邊和單邊貨幣調整策略的一些潛在途徑，以及減輕不良副作用的方法。

*美國一直採取的多邊作法，就是二戰後的布列敦森林體系和之後的廣場協議，都是找各國來談取得多邊共識。

*基於《End the Fed》概念來理解的我，這所有的貨幣操控，當然都在以美聯儲為首，及各國央行—Fed轄下分支機構—的"共同努力"之下，得以維繫。

最後，我討論了這些政策工具對金融市場的各種後果，以及可能的順序。

第一章　緒論

過去十年來，美國人對於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如何善待他們的看法，大幅惡化。即便經濟學家尚未達成共識，選民對國際貿易體系的共識也已動搖，兩大政黨都採取了旨在提升美國在其中地位的政策。

隨著川普總統憑藉強大的民主授權贏得連任，我們有理由預期川普政府將對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進行重大改革（undertake a substantial overhaul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ial systems）。本文探討了一些可用於實現此目標的工具*。與華爾街和學術界的許多論述相反，政府可以使用強大的工具來影響貿易條件、貨幣價值和國際經濟關係結構。

*工具就這兩項：「關稅」、「貨幣」，分別在第三章和第四章。與華爾街看法相反，那不必說了...至於與學術界的論述相反，我們可知道由銀行中的銀行—央行—所養出來的學派，自是對此項＂改革＂是反抗到底（笑～）。

川普總統在競選期間提出將對中國的關稅提高到60%，對世界其他地區的關稅提高到10%或更高，並將國家安全與國際貿易交織編結在一起。許多人認為關稅會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並造成嚴重的經濟和市場波動，但事實並非如此。事實上，2018-2019 年的關稅，有效稅率的大幅提高，卻幾乎沒有對宏觀經濟產生明顯的影響。美元上漲的幅度幾乎與有效關稅稅率相同，抵消了大部分宏觀經濟影響，但帶來可觀的收入。由於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隨著人民幣貶值而下降，中國實際上支付了關稅收入。在剛經歷關稅大幅上調之後，此經驗應可為未來的貿易衝突分析提供參考。

*再次強調！用貶值本幣去應對關稅，最終就是由被徵關稅的國家負擔，由全民的財富減損去承擔。持續貶值本幣，就是＂對外貶值＂全國的財富、資產，以及所有生產要素，包含你的勞動力。央行的煤氣燈一直在灌輸大眾，即使你已經賺到三倍的外匯，你的匯率仍＂穩定＂（原地踏步，永遠不會進步）這是一件好事，居然還是應該的？醒醒！

川普總統也討論對美元政策採取重大改變。全面徵收關稅和放棄強勢美元政策可能會產生數十年來最廣泛的影響，從根本上重塑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
President Trump has also discussed adopting substantial changes to dollar policy. Sweeping tariffs and a shift away from strong dollar policy can have some of the broadest ramifications of any policies in decades, fundamentally reshaping the global trade and financial systems.

從貿易角度來看，美元持續被高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元資產扮演著世界儲備貨幣的角色。這種估值過高給美國製造業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但同時以有利於美國富人的方式使金融化的經濟部門受益。然而，川普總統卻讚揚美元的儲備地位，並威脅要懲罰那些停止使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國家。我預計這種緊張局面將透過一系列旨在增加貿易和安全夥伴之間負擔分擔的政策來解決：川普政府不是試圖結束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而是可以嘗試找到方法來收回其他國家從我們的儲備供應中獲得的一些好處。將其他國家的總需求重新分配給美國（*即增加美國出口）、增加美國財政部的收入（*即關稅），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可以幫助美國承擔為不斷增長的全球經濟提供儲備資產而不斷增加的成本。川普政府可能會越來越多地將貿易政策與安全政策交織在一起（increasingly intertwine trade policy with security policy），將儲備資產的提供和安全保護傘視為相互連結，並共同分擔負擔。

*將國家安全（其他國家寄望於美國的防衛傘）與國際貿易，緊密交織，合併處理，絕對是川普政府欲重構國際貿易體系的核心中的核心原則。後面會再看到詳細說明。

本文的其餘部分架構如下：首先，我回顧一下我們經濟失衡的根本經濟原因。其次，我探討了透過關稅手段來解決這些不平。第三，我回顧以貨幣驅動的方式，包括多邊和單邊。最後，我討論了市場後果。本文並非政策倡議。我試圖診斷國家主義者批評現行制度下（造成）在貿易上經濟失衡，描述一系列可以用來解決這項問題的工具，並分析這些工具的相對優勢或劣勢以及潛在後果。

第二章　理論基礎

經濟不滿的根源，在於美元—特里芬世界

對現行經濟秩序的深深不滿，源自於美元持續高估和不對稱的貿易條件。這種高估使得美國出口的競爭力下降，美國進口則變得便宜，並阻礙了美國製造業的發展。隨著工廠關閉，製造業就業人數減少。這些地方經濟衰退，許多工薪家庭無法養活自己，依賴於政府救濟或鴉片類藥物，或搬到更繁榮的地方。基礎設施衰落，住房和工廠被廢棄。社區變得「荒蕪」。根據 Autor、Dorn 和 Hanson (2016) 的研究，由於對華貿易成長的「中國衝擊」，2000 年至 2011 年間，美國有 60 萬至 100 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消失。如果將更廣泛的類別計算在內，那麼在這十年中，因貿易而失去的工作接近 200 萬個。（*有人會說）就算十年內失去200萬個工作崗位，也只意味著每年只有喪失20萬個，這只是每年因技術、企業和行業的興衰以及經濟週期而發生的就業崗位流失的一小部分。

但這種邏輯在兩個方面有缺陷：首先，隨著新研究的出現，對貿易造成的失業人數的估計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例如 Autor、Dorn 和 Hanson (2021) 的研究； 「中國衝擊」比最初估計的要大得多。事實上，大量依賴當地製造業經濟的非製造業職缺也消失了。其次，許多失業是集中在難以找到替代就業機會的州和特定城鎮。對於這些社區來說，損害是極嚴重的。

*過去在小學社會課？就讀過，把國家產業分為一級產業（農林漁牧）、二級產業（製造業）、三級產業（金融服務業），絕對是有意義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美國，不再一統江湖*

「歷史的終結」*的逆轉和國家安全威脅的再次出現，使問題更加複雜。（*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由於沒有重大的地緣政治對手，美國領導人認為他們可以將工業衰退的影響降到最低。但因為中國和俄羅斯不僅構成貿易威脅，而且也構成安全威脅，擁有強勁且多元化的製造業就顯得更加必要。如果沒有生產武器和防禦系統的供應鏈，就沒有國家安全。正如川普總統所說，「如果沒有鋼鐵，就沒有國家。」

*指的應是Francis Fukuyama的〈The End of History〉，不過，我常聽的幾位youtuber立場，對他的論述是批評多於讚揚。

雖然許多經濟學家沒有將這些外部因素納入他們的分析中，因此樂於依賴貿易夥伴和盟友來建立這樣的供應鏈，但川普陣營並不認同這種信任。美國的許多盟友和夥伴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量遠大於他們與美國的貿易和投資量；如果情況變得更糟，我們還能相信他們嗎？

*這種隱患已經到如此顯而易見的程度，但由"easy money"豢養的學者顯然不以為意！

中國侵略性的間諜活動使這些問題更加複雜。...與中國政府有關的公司駭了全球各地的上網設備，含攝影機和路由器，且國會的一項調查表示，美國海港使用的中國貨物起重機嵌入了可讓北京秘密控制它們的技術...。從中國進口敏感產品之安全、間諜和破壞的弱點風險（vulnerability）持續增加。

*我說那個間諜氣象氣球，堂而皇之地飛越美國本土，簡直就是經典...

兩種均衡*

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元持續高估是貿易失衡的關鍵因素，儘管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但進口商品仍頑固地保持低價。那麼，貨幣市場作為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市場，怎麼會不平衡呢？

答案在於，貨幣（至少）有兩種均衡概念。一是根植於國際貿易模式。在貿易模型中，長期而言貨幣會進行調整，以平衡國際貿易。如果一個國家在一段長時期內保持著貿易順差（trade surplus），它透過出售商品來獲得外匯，然後再賣掉外匯去換本國貨幣，從而推高其本國貨幣價值。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其貨幣足夠強勢，以致其出口下降、進口增加，從而實現貿易平衡（balancing trade）。

另一個均衡概念是金融面的，源自於儲蓄者在不同國家間選擇投資方案。在這個均衡概念中，貨幣調整以使投資人，在事前風險調整的基礎上，對持有用不同貨幣計價的資產無差別。

然而，當一個國家的貨幣成為儲備資產（就像美國的貨幣一樣）時，後者的金融模型就變得更加複雜。由於美國向世界提供儲備資產，因此對美元（USD）和美國國債（UST）的需求並非源於平衡貿易或優化風險調整後的回報。這些儲備功能有助於促進國際貿易，並為大量儲蓄提供了載體，這些儲蓄通常是出於政策原因（例如儲備、或貨幣管理，或主權財富基金），而不是為了最大化回報。就經濟或投資基本面而言，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美元和美元債券的儲備需求都是非彈性的（inelastic）。購買用來擔保密克羅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之間貿易的美國國債時，無關乎美國與這兩國間的貿易平衡如何、最新的就業報告怎樣，還是美國國債比起德國國債的相對回報率。

這種現象體現了比利時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所稱「特里芬世界」（Triffin world）。在特里芬世界中，儲備資產是全球貨幣供應的一種形式，對它們的需求取決於全球貿易和儲蓄，而不是儲備國的國內貿易平衡或其回報特性。

當儲備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而言較大時，其儲備地位不會為其帶來顯著的外部影響。特里芬均衡與貿易均衡之間的差距很小。然而，當儲備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變小的時候（例如，由於長期的全球經濟成長超過儲備國自身的成長），緊張局勢就會成立，特里芬均衡和貿易均衡之間的差距可能會相當大。對儲備資產的需求使貨幣嚴重高估，並導致實際經濟後果。

在特里芬世界中，儲備資產生產者必須保持持續的經常帳赤字，作為出口儲備資產的另一面。美國國債成為了出口品，為全球貿易體系提供動力。透過出口美國國債，美國可以獲得外匯，這些外匯通常用於購買進口商品。美國存在巨大的經常帳赤字，並不是因為進口過多，是因為必須出口美國國債來提供儲備資產，並促進全球成長。

隨著美國相對於全球GDP的縮水，其為資助全球貿易及儲蓄池而必須維持的經常帳或財政赤字，在國內經濟中所佔的份額越來越大。因此，隨著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成長，我們自己的出口部門所面臨的後果——美元高估刺激進口（an overvalued dollar incentivizing imports）——將變得更加難以承受，而這部分經濟所遭受的痛苦也將加劇。

特里芬困境*

最終（理論上），達到特里芬「臨界點」（tipping point），此時赤字將變得足夠大，從而引發儲備資產的信用風險。儲備國可能會失去儲備地位，引發一波全球不穩定，這就是所謂的特里芬「困境」（dilemma）。事實上，作為儲備貨幣的矛盾之處在於，它會導致永久性的雙重赤字，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又會導致公共和外國債務不可持續的積累，最終破壞這樣一個龐大的債務經濟體的安全和儲備貨幣地位。

*特里芬困境，講的不是什麼要在＂貨幣儲備地位＂，和＂消除巨大貿易逆差＂兩者之間擇其一，有了這個好、就得承擔那個壞（有一好沒兩好，所以美國不要再抱怨逆差很大啦...←或許各位看到的網路論述大都是這樣的誤解）。特里芬困境的真意是：這是不可持續的...你擁有的儲備特權地位最終將使你崩塌！

儘管美國佔全球GDP的比重從1960年代的40%，下降到2012年的21%，並已小幅回升至目前的26%，但距離這樣的臨界點仍然很遠，部分原因是沒有其他有意義方案可以替代美元或美債。儲備貨幣必須可以兌換成其他貨幣，儲備資產必須是受可靠法治管轄的穩定價值儲存手段。儘管中國等其他國家也渴望獲得儲備地位，但它們都不符合上述兩個標準。儘管歐洲可能會，但其債券市場相較於美國債券市場而言更是破碎，其在全球GDP中所佔份額的縮水幅度甚至比美國還要大。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全球 GDP 中的份額在全球金融危機（GFC）期間觸底，此後一直保持穩定或改善，與製造業就業模式一致。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在全球 GDP 中的份額決定了貿易均衡中特里芬扭曲的規模，進而決定了可貿易部門的狀態。

關稅：時代的遺物*

這些貨幣發展的背景是定義了國際貿易體系的關稅制度，廣義上說，該制度被鎖在為不同經濟時期而設計的配置中。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數據，美國對進口產品徵收的有效關稅是世界上最低的，約 3%，而歐盟徵收的關稅約為 5%，中國為 10%。 這些數字是所有進口產品的平均值，並不反映雙邊關稅稅率；雙邊差異可能更大，例如美國對從歐盟進口的汽車僅徵收 2.5% 的關稅，然而歐洲對從美國進口的汽車徵收 10% 的關稅。許多發展中國家適用的稅率要高得多，孟加拉的實際稅率為 155%，居世界最高。這些關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時代的遺物（legacies of an era），是美國希望以優惠條件向世界其他國家慷慨開放市場，以協助二戰後重建或為在冷戰期間建立聯盟而形成的。此外，在某些情況下，關稅大大低估了競爭環境的不公平性，因為一些國家採用實質的非關稅壁壘、竊取智慧財產權等等。理論上，如果因浮動貨幣調整以抵消先前的關稅稅率，那麼它可能不會影響貿易（*不會改變貿易現狀），但它對收入和負擔分擔*將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見下文討論）。

*就是前面已經再三寫過的，如果其他國家要用貶值本幣去應對關稅，那麼就是由被徵稅的國家在負擔關稅，無誤！

特里芬世界的經濟後果

儘管我們可能距離構成特里芬難題臨界點的經濟危機還很遠（*？），但我們必須考慮特里芬世界的後果。儲備國地位帶來三大後果：稍微低一點的借貸成本、更昂貴的貨幣、以及透過金融體系追求安全目標的能力（*金融制裁）。

１）更便宜的借貸成本：由於對美國國債存在持續的儲備驅動需求，美國可能能以更低的收益率借款。因為經濟學家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可供研究（幾十年來我們一直是唯一的儲備貨幣），所以無法確信這種好處是有多大。...有許多國家的借貸成本遠低於美國。在撰寫本文時，除英國外，所有 G7 成員國的借貸成本都比美國低，瑞士和瑞典等其他國家的借貸成本也更低。.... （*最後米蘭的評論是）借貸優勢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體現：它不是降低借貸成本，而是降低借貸的價格敏感性。換句話說，我們不一定能以更低的成本借款，但我們可以藉入更多資金而不會推高收益率。這是由於對儲備資產的需求缺乏價格彈性所造成，及另一面向，我們以巨大的外部赤字來提供儲備資產。

２）更昂貴的貨幣：作為世界儲備的生產國，更顯著的宏觀經濟後果是，對美國資產的儲備需求推高了美元，使其水準遠遠超過長期平衡國際貿易的水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全球官方的外匯存底約為12兆美元，其中約60%以美元配置——但實際上，美元儲備持有量要高得多，因為準官方和非官方實體也持有美元資產作為儲備目的。顯然，7兆美元（*12兆的60%）的需求足以推動任何市場，甚至是貨幣市場的發展。7兆美元大約相當於美國M2貨幣供應量的三分之一；創建或平倉這些持有的資金流動顯然會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

由於各國累積儲備的部分原因是為遏制本國貨幣的升值壓力，因此美元匯率與全球儲備水準之間存在同時的負相關性。當美元下跌時，儲備往往會上升，因為積累者會買入美元來抑制本國貨幣；而當美元上漲時則反之。然而，除1991年的兩個季度外，美國自1982年以來一直處於經常帳赤字狀態。半個多世紀以來，除了一小段可忽略不計的時期，經常帳都無法平衡，這說明美元並沒有發揮其平衡國際貿易和收入流動的作用。

在經濟低迷時期，儲備地位和製造業崗位流失之間的相互影響是最為明顯。由於儲備資產是“安全的”，美元在經濟衰退期間會升值。相較之下，其他國家的貨幣在經歷經濟衰退時往往會貶值。這意味著，當（*經濟衰退時期）總需求下降時，出口部門的痛苦會因競爭力的急劇下降（*美元更貴，而別國貨幣卻更便宜）而加劇。因此，美國經濟衰退期間製造業就業率急劇下降，之後也未能實現實質復甦。

３）金融域外效力（Financial Extraterritoriality）：最後，如果儲備資產是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的命脈，那就意味著誰控制了儲備資產和貨幣，誰就能對貿易和金融交易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這使得美國能夠利用金融力量，而非物理的動力來執行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意願。美國能夠且確實以各種方式製裁世界各地的人。從凍結資產到切斷各國與 SWIFT 的聯繫，再到限制進入對任何開展全球業務的外國銀行都至關重要的美國銀行和金融系統，美國都在發揮其金融實力，以實現削弱敵人的外交政策目標，而無需動員任何士兵。經濟學家無法評估美國的國家安全目標是否值得，只能指出，由於美國憑藉其儲備貨幣地位控制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因此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實現這些目標*。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制裁也可以被視為現代形式的封鎖。許多先前的儲備國憑藉其貿易帝國而擁有強大的海上實力，這使得它們能夠封鎖競爭對手並阻礙其經濟生產；制裁可以取得相關結果，而無需採取實際行動。

*「武器化美元」這就和特里芬困境一樣，你愈是使用這項金融制裁工具，就愈是驅離其他國家繼續使用你的金融系統...

核心權衡

綜合這些儲備資產的特性，如果對儲備資產存在持續的、非價格彈性的需求，但借貸成本僅略低，那麼美國＂儲備貨幣地位帶來貨幣高估以致削弱我們出口部門的競爭力＂的負擔，又與＂透過金融域外效力以最低成本實現國家安全目標的地緣政治＂的優勢，相互平衡。

因此，需要權衡出口競爭力和金融實力投射之間的問題。由於實力投射與美國所維護的全球安全秩序密不可分，我們需要將儲備地位問題理解為與國家安全緊密交織的問題。美國為自由民主國家提供了全球防禦盾，作為交換，美國獲得了儲備地位的好處—以及我們今天正在努力應對的負擔。

這種連結有助於解釋，為何川普總統認為其他國家同時在國防和貿易方面佔了美國的便宜：國防保護傘和我們的貿易逆差是相連結的，透過貨幣。
The defense umbrella and our trade deficits are linked, through the currency.

在特里芬世界中，隨著美國在全球 GDP 和軍事實力中所佔份額的縮小，這種布置變得更具挑戰性。隨著全球GDP成長速度超過美國GDP，美國發現，要保障全球安全變得更加困難，因為經常帳赤字不斷擴大，而我們的設備生產能力也逐漸被掏空。不斷增長的國際赤字是一個問題，因為它給美國出口部門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壓力，並引發了隨之而來的社會經濟問題。在這種背景下，這筆交易變得不再有吸引力，這就導致美國國內對改變這種關係的共識日益增強。

重塑全球體系

如果美國不願意承受現狀，那麼它就會採取措施去改變它。廣義上講，有單邊方法和多邊方法，以及以關稅或貨幣為重點的方法。單邊解決方案更有可能產生不良的副作用，例如市場波動。多邊解決方案可能波動性較小，但卻難以讓貿易夥伴願意參與，從而限制了重塑體系帶來的潛在利益。單邊政策為快速轉變政策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多邊政策實施起來更加困難（甚至不可能？），但可以讓你招募外國政策制定者來幫忙減少波動。

*其實對照當下，大家已經可以判斷美國顯然是選擇了"單邊"方案。我就決定這樣搞了，你們通通自己再來過來跟我談

美元之所以成為儲備資產，很大程度是因為美國提供了穩定性、流動性、市場深度和法治。這些特徵使美國足夠強大，能夠在全球範圍內投射武力，並塑造和捍衛全球國際秩序。儲備貨幣地位與國家安全交織的歷史由來已久。在任何可能的全球貿易體系重塑中，這些連結將變得更加明確。關稅和貨幣政策都旨在提高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從而增加我們的工業廠房，並將世界其他地區的總需求和就業機會分配到美國本土。這些政策不太可能導致紡織業等低附加價值產業（low-value-added industries）大規模回流，儘管貨幣或關稅稅率大幅波動，但孟加拉等其他國家仍將保持比較優勢。然而，這些政策有助於美國保持其在高附加價值製造業（high-value-added manufacturing）的優勢，減緩和防止進一步的離岸外包，並可能增加談判籌碼，從而促使其他國家同意向美國出口產品開放市場或保護美國的智慧財產權。 2019 年與中國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在這些領域取得了進展，但後來中國放棄了該協定下的承諾。

此外，由於川普陣營中的許多人認為貿易政策和國家安全密不可分，因此許多干預措施將盡可能針對對安全至關重要的工業工廠。國家安全的範圍可能會變得更加廣泛，例如包括半導體和藥品等產品。

*人家已經說是要高附加價值的製造業，不是低附加價值的產業，那些以低附加價值產業為主的國家應該不用這麼恐慌了...只要答應別成為中國的轉口貿易跳板就行。

心得：央行們控制的債務套娃遊戲

整理完發現不怎麼簡要

到目前為止，看檯面上的討論，多數停留在：是否開放市場、如何降低對美方商品的進口壁壘、我們的關稅要怎麼降...

• 美元高估！美元高估！美元高估！我通篇看下來就是出現了N次
  奇怪，刻意只在關稅課徵數字上打轉，刻意不提人家的核心論述是，貿易經常帳的巨大順（逆）差根源，是持續的高估美元！
• 儲備貨幣與國家安全緊密結合：過去大家的概念是，我們很乖都使用美元，一直存美元，一直有交保護費給老大。BUT，人家現在可是認定不斷在變貴的美元，反倒是其不能承受之重，會危及其自身的國防安全與製造業實力...所以你覺得人家會希望我們怎麼做？

如果某島央行官員，有先好好看過這篇，應該不會說出什麼不宜拿匯率當籌碼去進行貿易談判...之類的話，因為美方已經是採國安層級來進行重塑全球貿易體系（你還要不要人家的國防保護傘？）

要靠著輸出逆差，才能成就儲備貨幣地位？

要拿著別人的債務，來當作自己的財富和價值儲存？

此番顛倒邏輯，就是從把「貨幣」變為全然的「債務（信用）」開始，也是全球央行們奉為圭臬的法幣學...這是一個債務套娃遊戲！

雖然我有推薦過于國欽寫GDP的文章，但這篇〈美國哪裡吃虧了？〉我是深不以為然！
如果說美國非但沒有吃虧，反倒使其霸主地位更穩固、吃到更多豐厚的貿易果實的話，那麼人家現在想要吃少一點，或乾脆不想吃了！我們是在緊張什麼？何須覺得如臨大敵？

或許應該這樣問「台灣哪裡賺到了？」央行發的新台幣就是美元債務的二階翻印，央行發行新台幣，從企業和個人手上買走賺進來的美元（央行＂賣出＂新台幣，＂買入＂美元，再拿美元去買美債）。拿著美元和美債作「外匯存底」的央行，對它而言資產是美元和美債，新台幣就是央行發行的負債。而我們的外匯存底是整個債務體系的「接收者」，持續擴表，超額儲備對內轉化成每個國民家庭的天量債務（房地產，哪還有體量更大、債務週期之長更適配美債週期的商品呢？），徹頭徹尾是一條債務鏈！每一張法幣都是債務！

以2023年相較2005年，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擴為1.15倍，而其＂發行券幣(M0)＂，更是狂增到了2.71倍，這不正是央行長期操縱匯率，匯率對外貶值以致對內再加大放水、擴大貨幣供給的實證！！！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簡表

＂賺＂進了一堆債權，然後全島人民都活成了債務堆積的樣子...　

我花了不少時間，就當野人獻曝，如果各位看倌覺得有幫助的話，請點顆愛心讓我知道，您的鼓勵是我繼續分享的動力，謝謝！

*以上為本人閱讀觀影之心得領悟、含個人觀點，如有疑義，請參照原書籍文章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