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 王薇瑄（聲鮮時采科技營運長、科技媒體專欄作家）
電影《全民公敵》的經典台詞道出這層困境：「我們知道監視敵人是必要之惡，但我們也必須監督那些監視者。」問題在於，一旦政府既是規則的制定者，也是技術的使用者，制度還有能力制衡權力嗎？
AI監控系統的潛在風險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運用技術者的角色與權力。如果企業違規，會面臨罰款與監管；而當政府濫用AI，卻僅受象徵性的處置，這不只是無視法律，更是無視寶貴的民主制度。
以「效率」或「國安」為由規避透明審查，只會讓AI成為濫權的遮羞布。
類似的盲點並不限於歐洲，台灣監督AI應用的制度同樣尚未健全。例如AI學生輔導系統、治安影像分析工具，雖然標榜提升效能，卻缺乏資料用途公開、風險評估與民主審議。當公部門不受相同的標準檢驗，演算法容易演變為無效的治理。
這不禁令人聯想到美國總統川普的治理風格。川普在其企業帝國中習慣於拍板定案，一呼百應；進入政壇後，同樣以行政命令主導重大科技政策，從封殺TikTok、限制AI晶片出口、干預社群平台內容審查，到不斷微調細目、具高度策略性的關稅政策，無不展現科技與權力結合後的巨大破壞力。這些決策多半繞過國會與專業機構的審議，而以總統之名直接落實，反映出制度制衡的失靈與治理程序的空洞化。
然而，比起這種高調且可見的權力濫用，AI帶來的更大隱憂在於「靜默滲透」。AI不需要鎮壓，不必命令，只靠日常操作的默許與依賴，便能在悄無聲息中蒐集資訊、建構模型、推動行為。
如今，還是有部分App在用戶毫無選擇餘地的情況下，要求分享位置、通訊錄甚至行為紀錄，否則即無法繼續使用服務。這種「交換隱私以獲得功能」的模式，表面是使用條款，實際卻是資訊主權的讓渡，且背後接收這些資料的第三方，多數處於無人監管的死角。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國家也正面臨類似的監管挑戰。澳洲參議院近期的一份報告指出，科技巨頭如Amazon、Google與Meta在未經充分告知與同意下，利用澳洲用戶資料訓練AI模型，威脅了當地的文化與創意產業。報告建議將OpenAI、Meta與Google等開發的通用AI系統列為「高風險模型」，並強化演算法透明與問責義務。
同時，此報告也呼籲盡快制定專屬的AI立法，以保障公民權益，並制衡技術濫用。這樣的建議反映出另一種思路：AI治理不能只是數據保護問題，而是涉及文化主權與公民自由的根本辯證。
當AI成為治理的利器，真正的危險從不是技術失控，而是制度默許濫權。若國家在缺乏審查與懲罰下部署高風險技術，法治將淪為廢墟。AI治理，不能只約束企業，卻放過掌權者。正如張載所言：「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在數位時代，懷疑本身，就是守護最基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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