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介之於文化菱形：從日本國立美術館看臺灣的藝術教育拓展》新書發表會
活動時間｜5/14（三）13:00–14:30
活動地點｜天河書屋（元智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一樓）主講人｜ 游逸伶 老師（作者）
主持人｜ 陳巍仁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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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初次到訪日本東京時，會對那綿密而龐大的交通系統感到震撼。錯綜複雜的地鐵網絡交織成精密如神經系統的都市結構，數百萬人每日穿梭其中，卻能秩序井然、分秒不差。這套高度發展的基礎設施，展現了技術與管理的極致，並深刻反映出日本社會對制度、規範與公共責任的深層信仰。
日本的法律制度，正如東京的地鐵系統，綿密而複雜，卻能高效率運作。東京市民能在這樣龐大的交通網絡中熟練移動，並自然而然地遵守各項規則，體現了日本社會對秩序與制度的高度內化。這種精密可靠的制度設計，也成為吸引外國旅客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文化的魅力與歷史，亦是日本交通網絡與基礎設施的高效性與便利性，讓外國人趨之若鶩，進一步體現了文化與制度之間的緊密連結。
日本人守法的傾向，除了可以從制度建構與社會規範中理解，也與傳統文化精神密切相關。武士道中強調的忠誠、紀律與榮譽，雖然源於封建時代，但至今依然在現代社會中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延續，並且通過教育與社會化過程，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一文化背景，解釋了日本的守法精神，也揭示了其法律制度高效率運行的根本。
多年來的研究讓我深刻體會到，日本在法律與制度設計上的嚴謹與細密，並非僅僅為行政效率或形式規範所驅動，而是來自文化內化與社會共識的結晶。正如東京地鐵系統的穩定運行依賴市民的自律與合作，類似的，日本的法律制度也建立在這一套可被廣泛接受並實踐的價值邏輯之上。
這樣的制度文化背後，是長期的文化中介機制的作用。若以東京地鐵作為隱喻：地鐵站象徵文化產品，地鐵線路是文化流通的通道，乘客則為文化的接受者，而轉運站——那些讓不同線路得以銜接的樞紐——則可視為文化中介者。他們讓文化能夠流動、轉譯、被理解。這樣的架構正是《文化中介與文化菱形》一書欲探討的核心：「文化並非單向的創作與接受，而是一套結合生產者、中介者、評價者與消費者之間互動的動態網絡。」
在今日的數位社會，我們每一個人同時是文化的接受者、詮釋者與再生產者。當我們轉發一篇評論、推薦一本書、參與美術館展覽鑑賞或在線上平臺發聲時，我們正無意間扮演著文化中介的角色。每個人都是文化交流與傳遞的關鍵一環，也是制度文化能否有效實際落地的核心力量。因此，我選擇日本國立美術館作為案例分析，並非偶然。這一選擇基於對日本制度與文化深層運作的細緻觀察與思考，旨在從中探索如何將外國經驗內化並轉譯為適合本地社會的制度設計，而非盲目崇拜或簡單模仿。
在當今臺灣，面對公共政策或制度改革時，常見「移植式模仿」的傾向──看到某國的政策似乎成功，便急於套用，但往往忽略了該制度背後的文化脈絡、歷史條件與社會結構。這種「依樣畫葫蘆」的策略，往往導致水土不服，甚至適得其反。以行政法人制度為例，學界對其來源有不同見解：有人認為其源自英國，有人認為效法法國，也有學者認為來自日本。然而，我認為，比起探討「學哪一國」，更應該問：政策制定者如何將外國的經驗內化，並轉譯為適合本國國情的制度設計？換句話說，制度的學習不是盲目的複製，而是轉譯與在地化的過程，是文化與制度的「主體化」重構。
這樣的觀點對當代臺灣尤為重要。在學習他國經驗時，我們應該問自己：如何將這些經驗轉化為符合本地需求的制度？如何讓制度與本地社會深度連結，並能夠有效實踐？日本的經驗提供了一面鏡子，讓我們不僅看見其制度運作的效率，也看見文化如何與制度設計相互塑造與互動。這是我們學習的關鍵，而非簡單模仿。
制度學習的核心在於理解與轉譯——如何將外來的觀念、規範或運作方式，經過文化中介者的過濾與轉換，使其與當地的文化與社會結構相契合。日本在這方面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值得我們深入反思，並作為設計符合臺灣國情政策的借鏡。
就如東京地鐵，再怎麼複雜，都有人能夠讀懂路線、找到方向。我希望本書也能夠成為這樣的地圖，引導讀者穿梭在文化、政策與制度的複雜網絡中，看見其中的秩序、美感與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