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筆記: 此份記錄為「災後資訊匯編小組」(Zombie Information & Compilation Force, 簡稱 ZICF)於「統一倖存者聯盟」(United Survivor Alliance, 簡稱 USA)總部附屬歷史檔案館所進行之系列訪談之一。其旨在收集與分析人類文明在「喪屍戰爭」期間及戰後初期的各種社會現象、心理狀態及應對策略,以供後世借鑒。】
受訪者: 金仁浩(Kim In-ho),男,約 50 歲,前韓國首爾 VCN 電視台資深新聞製作人,現任某聯盟廣播電台節目部主管。
訪談時間: 20XX 年 10 月 12 日(喪屍戰爭結束約兩年後)
訪談地點: 聯盟總部附屬廣播電台,首爾(已重建之安全區內)
背景概述: 喪屍戰爭結束約兩年。全球主要人口聚居地已建立具備基本防禦能力的安全區。然而,在生理威脅降低的同時,一種被稱為「絕望症候群」(Despair Syndrome)的心理疾病在倖存者中廣泛傳播。此病症表現為深度抑鬱、喪失生存意志,最終可能導致受害者在睡夢中安詳離世,其致死率一度高於喪屍感染。金仁浩先生作為資深媒體人,其經歷橫跨戰前浮華、戰時混亂與戰後療癒,特別是他在廣播領域為對抗「絕望症候群」所做的努力,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大戰前夕:流量至上的年代
金先生,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我們知道您在大戰前是電視台的資深製作人,戰後則轉向廣播。我想從您在大戰前的職業生涯開始聊起。那時候,媒體是什麼樣子的?您對它有什麼期待?金仁浩:(輕笑一聲,點燃一根菸,緩緩吐出煙圈,眼神略帶嘲諷)那時候?喔,那時候啊……我記得我剛入行的時候,對媒體可是充滿了崇高的理想。我曾堅信,新聞是社會的第四權,是監督政府、揭露黑暗、為民喉舌的利器。我們是真相的守護者,是社會的良心。那時候,我以為我們會像獵犬一樣,嗅探出所有的不公與腐敗,然後用鏡頭和文字將它們公之於眾。我夢想著我的節目能真正改變世界,讓那些權貴感到畏懼,讓弱勢看到希望。
但很快,現實就給了我一記響亮的耳光。那時候媒體就是一場永不落幕的「流量馬戲團」。我們這些所謂的「資深製作人」,不過是這場馬戲團裡訓練有素的馴獸師,每天想的,是如何讓那隻叫「點擊率」的野獸跳得更高,吼得更響。
您是指?
金仁浩:你可能無法想像那種瘋狂。那時候,新聞已經不是為了「告知真相」,而是為了「引爆話題」。什麼社會議題?什麼深入調查?不,那些東西太沉重,太難消化,引不起人們的注意力。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是八卦,是衝突,是名人醜聞,是煽情的眼淚,是毫無意義的爭吵。越是能挑動情緒,越是能製造分裂,就越是「成功」。我們甚至可以為了流量,讓一些誇大不實的消息甚囂塵上。只要安排幾個號稱「專家」、「學者」的人上節目,無論他們說些什麼,只要語不驚人死不休,收視率就一飛沖天。誰還在乎那些「專家」的背景是否貨真價實?
但新聞的本質不應是客觀公正嗎?
金仁浩:(再次輕笑,聲音中帶著一絲苦澀)客觀公正?那是什麼古老的咒語嗎?那時候,誰還在乎「客觀」?人們在乎的是「我的立場」、「我的情緒」、「我看到的熱鬧」。一個新聞事件發生,我們不是去追根溯源,而是去看看哪個角度最能引發爭議,哪個標題最能吸引眼球。我們競相追逐「獨家」,但那些獨家常常只是角度的獨家,而非真相的獨家。為了搶時效,多少未經證實的消息被匆忙拋出,然後又被新的「爆料」迅速掩蓋。那是一個「真相」被消費,被咀嚼,最後被吐掉的時代。
您剛才也提到誇大不實的部分,那媒體是否也淪為權貴的工具?
金仁浩:當然。在追求流量和商業利益的漩渦裡,媒體很容易迷失方向。許多時候,我們並不是在報導真相,而是在**「選擇性地呈現」真相,或是「加工」真相。某些新聞會被刻意放大,某些則會被輕描淡寫,甚至是完全無視。這背後往往牽扯著利益集團的影響,或是政治權力的干預。我們時常會收到來自上層的「指示」,哪些可以報,哪些不可以報,哪些需要往哪個方向引導。我們成了他們的傳聲筒,而非社會的瞭望者。那時候,我總覺得自己很「聰明」,能夠操縱人心,引導輿論。現在回頭看……(他搖了搖頭,沒有繼續說下去,但臉上寫滿了自嘲)。那時候的我們,可能比喪屍還早一步吞噬了人心,只是用的是另一種更隱蔽、更慢性的方式。
大戰爆發:資訊的混亂與覺醒的開端
當第一例感染者出現,當疫情開始蔓延,媒體是如何應對的?
金仁浩:(眼神變得銳利,語氣也嚴肅起來)混亂。徹底的混亂。一開始,我們還在用過去那套「流量思維」去處理。有人說那是新型流感,有人說那是生化武器,各種專家在電視上吵成一團。我們甚至還在爭論,該用多大的字幕去標示「緊急」,哪個角度的畫面拍起來更「震撼」。那時候,我們還在幻想,這只是又一個「熱點新聞」,炒作一陣子就會過去。
但很快,現實就給了媒體沉重一擊。
金仁浩:是的。當網路中斷,當電視台的信號塔被摧毀,當攝影機拍到的不是演播室裡的爭論,而是窗外滿街的喪屍時,所有人都傻眼了。我們那些所謂的「獨家設備」變得一文不值,那些「資深」的判斷力在真實的死亡面前,顯得多麼蒼白無力。我還記得那時候,我看到一個年輕的記者,還想衝出去拍「第一手畫面」,結果他就再也沒回來。從那一刻起,我知道,舊的遊戲規則徹底結束了。
您是什麼時候意識到,媒體的角色必須徹底改變的?
金仁浩:(聲音低沉,帶著一絲疲憊)大概是在我們靠著手搖發電機,用最原始的設備維持廣播的時候吧。那時候沒了畫面,沒了網路,只剩下聲音。我們甚至不能再講什麼「娛樂八卦」了,因為誰還在乎那些?人們想聽的是什麼?是「哪裡安全?」,是「我的家人還活著嗎?」,是「我們該怎麼辦?」。一個錯誤的訊息,可能導致幾百人衝向喪屍群;一個及時的警報,卻能拯救無數生命。那時候我才真正明白,資訊,在那個時刻,就是生命本身。它不再是流量,不再是點擊率,它就是一把尺子,量度著生與死的距離。
那時您就接觸到了「絕望症候群」了嗎?
金仁浩:(眉頭緊鎖)比你們想像的更早。最初,我們以為那些是受傷過重,或是被喪屍咬傷卻沒變異的人。他們只是睡著,然後就永遠醒不過來了。但很快我們發現不對勁。那是在一個小小的倖存者營地裡,物資雖然緊張,但至少還有個庇護所。可是,有人就這樣一個接一個地「睡死」了。不是感染,也不是飢餓,他們只是……放棄了。那種死法比被喪屍撕裂更令人心寒。因為它攻擊的是人類最根本的希望——活下去的理由。
您覺得媒體當時能做什麼?
金仁浩:說實話,剛開始我們也束手無策。那時候的我們,甚至連自己都感到絕望。我們的廣播裡,充斥著各地淪陷的報導,喪屍的嘶吼,倖存者的求救。我們曾經以為「真實」就是力量,但當真實如此殘酷時,它反而成了壓垮人心的最後一根稻草。我記得有一次,一個聽眾打電話進來,他聲音沙啞地問:「我們還有明天嗎?活著還有什麼意義?」那句話像刀子一樣刺進我的心臟。從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們的工作不再只是報導「發生了什麼」,而是要去回答「為什麼還要活下去」。
安全區時代:無形之敵與廣播的逆襲
當安全區開始建立,物理上的威脅似乎降低了,但「絕望症候群」卻更加蔓延,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現象的?
金仁浩:(點了點頭,語氣沉重)很諷刺,不是嗎?當我們不再需要為喪屍的追逐而奔命,當我們有了屋頂遮蔽,有了勉強果腹的食物,我們卻發現自己困在一個更大的牢籠裡——精神的牢籠。在大戰時期,求生是唯一的本能,我們沒有時間去想「為什麼」。但當安全下來後,所有堆積的創傷、失去的親人、破碎的家園,以及看不到盡頭的未來,像潮水一樣湧上來。人們開始問:「我活下來,究竟是為了什麼?」這種巨大的空虛和無意義感,成了比喪屍更可怕的殺手。
廣播是如何應對這種新的挑戰的?
金仁浩:那時候,我們的電台,或者說,整個倖存者聯盟的廣播網絡,徹底改變了播報方針。我們意識到,新聞不再只是「事實陳述」,它必須是一種「精神的維生劑」。這樣說或許很難聽,但是這卻是不爭的事實。
具體是如何操作的?
金仁浩:我們啟動了幾個新的廣播節目。其中最受歡迎的,是一個叫做《微光故事》的節目。我們向所有安全區徵集普通倖存者的故事,不是什麼大人物的英雄事蹟,而是那些在絕境中堅持不懈、互相扶持、或僅僅是沒有放棄的平凡人的故事。比如,一個老奶奶在瓦礫中找到了她孫女唯一剩下的玩具,然後默默地修補它;一個工程師在缺乏工具的情況下,修好了一台淨水器,只為了讓大家能喝到乾淨的水。這些故事,看似微不足道,卻像星星一樣點亮了黑暗。人們在聽這些故事時,會發現自己不是孤單的,他們會看到,原來還有那麼多人,在為了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希望而奮鬥。
這與大戰前電視節目那種煽情的方式有何不同?
金仁浩:(搖頭)完全不同。那時候的煽情是為了刺激,為了點擊率,是表演。現在的這些故事,是真實。沒有誇張的配樂,沒有刻意的鏡頭,只是最樸實的聲音,最真摯的情感。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播出了一個小女孩的故事,她失去了所有家人,但卻堅持每天在安全區的告示板上畫畫,畫的都是陽光、花朵和笑臉。節目播出後,我們收到了幾百封手寫的信,有些是大人寫的,說他們聽了這個故事後,第一次流下了眼淚,然後決定不再躺著等死。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聲音的力量,遠比圖像更直接,更深入人心。因為沒有了視覺的干擾,人們更能專注於語氣中的溫暖,故事中的力量。它能讓聽眾感覺到,我們不是在遙遠的演播室裡高高在上,而是和他們一樣,在同一個黑暗中摸索,只是我們多了一盞小燈。
希望的聲音:局部勝利的播報
除了《微光故事》,您如何將那些來之不易的「局部勝利」融入廣播,以對抗「絕望症候群」?
金仁浩: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在人們普遍感到無力、看不到未來的時候,一點點「可見的進展」,就能成為巨大的精神支柱。我們不能虛報,不能誇大,因為人們已經被太多謊言傷害過。所以,我們只播報那些真實的、來之不易的、並且確實有助於生存的局部勝利。
您能舉一些例子嗎?
金仁浩:當然。我印象最深的有幾次。
【案例一:綠洲奪回戰】 那是一次發生在首爾以南約 50 公里的一個小盆地,那裡曾經是一片農田,被喪屍盤踞了將近一年半。軍隊在那裡打了一場非常艱苦的戰役,損失了近三分之一的人員,才把那片地區清理出來。它並不是什麼戰略要地,只是一塊可以耕種的土地。 我們在廣播裡是這樣播報的:我們邀請了幾位參戰的士兵和一位倖存的農民。他們講述了戰鬥的艱難,喪屍的數量之多,以及他們是如何一寸一寸地推進。但我們也讓那位農民描述了,當他再次踩在那片土地上,感受泥土芬芳時的心情。他沒有豪言壯語,只是說:「我知道這很難,但至少,我們的孩子,將來或許能吃到我們自己種的糧食。」 您知道嗎?那個農民沙啞的聲音,比任何激昂的戰報都更能打動人心。它讓那些躺在床上等死的人,看到了「未來」的具體形象——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和平,而是餐桌上的食物,是汗水澆灌的希望。當天,我們收到了許多來信,說他們決定去安全區的農場幫忙,哪怕是撿石頭、清雜草,他們也願意。因為他們看到了,努力是有意義的。
【案例二:微型電網重建】 電力,這在戰前是我們最不屑一顧的東西,就像空氣一樣理所當然。但戰後,每一度電都彌足珍貴。我們的工程師們冒著生命危險,在幾個偏遠的安全區附近,修復了一些小型水力發電機組,或是一些地熱發電設施。這些只能為幾棟建築、或是幾個小型工廠提供電力。 我們在廣播中,會特別製作一個叫做《點亮未來》的系列報導。我們會讓工程師親自講述他們在野外如何面對喪屍的威脅,如何克服設備短缺的困難。我們會播放電流接通時那種細微的滋滋聲,以及燈泡亮起時,人們發出的由衷歡呼聲。 這些聲音,比任何華麗的修辭都更有說服力。它告訴人們,人類的智慧和創造力並沒有消失。我們還有能力,即使是在廢墟中,也能一點一點地重建文明。它讓那些因為失去「現代生活」而絕望的人,看到了一絲曙光,知道過去的生活方式並非完全不可能回來。
【案例三:兒童教育點的設立】 這可能不算戰役,但其影響力卻不亞於一場局部勝利。在一些倖存者聚居點,一些倖存的老師和志願者自發地搭建了簡易的教室,用殘破的書本、甚至是口頭傳授的方式,為孩子們上課。 我們播報這些新聞時,會特別強調孩子們的笑聲、朗讀聲,以及他們對知識的渴望。我們會採訪那些老師,他們不是在談論教育理論,而是在說:「我們不能讓孩子們變成沒有文化的野獸。他們的眼睛裡,有著我們失去的未來。」 這類報導的意義在於,它直接對抗了「絕望症候群」中「未來無望」的核心論點。它證明了,即使世界崩塌,下一代依然是人類的希望,他們值得我們去為之奮鬥,為之犧牲。許多原本認為自己活著沒有意義的人,會因為聽到孩子們的聲音,而重新產生一種保護下一代、為他們創造未來的動力。
這些「局部勝利」,它們不是宏大的敘事,而是微小而真實的進展。我們的廣播,就是把這些微光收集起來,匯聚成一道不那麼刺眼,卻足以照亮前路的光芒。我們學會了如何「精準地注射希望」。不能過度樂觀,因為那會變成虛假的麻醉;也不能過於悲觀,因為那會加速死亡。我們只是客觀地呈現這些努力和成果,讓聽眾自己去感受,去汲取力量。
個人反思:從電視人到廣播員的救贖
經歷了這一切,您對自己的職業、對媒體的角色,以及對自己個人,有什麼新的理解和轉變?
金仁浩:(深吸一口氣,眼中閃爍著複雜的光芒)過去的我,只是一個「表演者」。我站在聚光燈下,努力讓自己發光,讓我的節目引人注目。我的價值感來自於流量、收視率和被大眾議論。我以為我是在「影響」世界,其實我只是在「製造噪音」。那時候,我為收視率而活,卻從未真正地「活」過。
現在,我只是一個「聲音的傳遞者」。沒有了光鮮的攝影棚,沒有了華麗的特效。我坐在簡陋的廣播室裡,面對著一個麥克風,對著幾十萬、幾百萬在黑暗中摸索的聽眾說話。我的價值感來自於,我知道我的聲音,可能讓一個瀕臨絕望的人多撐過一個夜晚;可能讓一個打算放棄耕種的農民重新拿起鋤頭;可能讓一個孩子在睡前聽到一個能讓他們安心入睡的故事。這種被「需要」的感覺,比任何一個收視冠軍都來得真實,都來得沉重,也來得滿足。
您覺得廣播在末日後,為何能成為這樣重要的媒體形式?
金仁浩:(略顯疲憊,但語氣堅定)首先,技術門檻低。一台收音機,幾節電池,就能運行。這在電力稀缺的年代,是唯一的選擇。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它的「陪伴感」和「真實性」。電視有畫面,有視覺衝擊,但有時也顯得遙遠,不夠親近。網路資訊爆炸,真假難辨,容易讓人產生焦慮。而廣播,它只有聲音,它能直接進入你的耳膜,然後是你的心靈。當你身處黑暗,當你感到孤獨,一個沉穩的聲音,一個溫暖的故事,一句鼓勵的話語,它能給你帶來最直接的陪伴。它沒有浮華的偽裝,沒有視覺上的刺激,它只剩下最純粹的溝通。
我們的主持人,不再是那些只會讀稿的漂亮面孔。他們是倖存者,他們是曾經的普通人,他們聲音裡有著疲憊,有著對未來的擔憂,也有著對生命的珍視。他們是我們的「同類」。這種真實,是任何一部好萊塢大片都無法呈現的。
那您對未來有什麼展望?
金仁浩:(他滅了菸,眼神望向遠方,似乎穿透了牆壁,看到了安全區外殘破的世界)展望?談不上什麼宏偉的展望。現在,我們只是努力讓每一天都過得有意義。我們繼續播報,繼續尋找那些微光,繼續對抗「絕望症候群」。因為我們知道,只要有人還在聽,只要我們還能發出聲音,就說明希望還沒有完全熄滅。也許有一天,當電力恢復,當電視再次亮起,當網路重新連接,人們會重新回到那個充滿噪音、充滿誘惑的媒體世界。但至少,我希望他們會記得,在最黑暗的時候,曾經有那麼一些聲音,只為了一點點「活下去的理由」而存在。
我們這些從舊時代走來的人,我們的使命就是提醒他們,真正的「新聞」是什麼,真正的「力量」在哪裡,真正的「價值」又是什麼。它不在於有多少人看到你,而在於有多少人因為你,而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這,就是我現在的信念。
【訪談結束。】
【後續評估: 金仁浩先生的訪談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視角,揭示了媒體在末日生存中的演變與核心價值的回歸。他對「絕望症候群」的深刻理解,以及廣播作為「心靈治療」工具的運用,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其個人從功利追逐到人性關懷的轉變,亦為「倖存者心理重建」的研究提供了鮮活案例。建議將其訪談內容作為未來公共信息傳播策略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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