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搬到了西門町一帶，每次走出來中華路上搭公車，都會想起這裡有一座天橋。
曾經在有中華商場的年代，西門町的天橋連通東西向的武昌、漢口、開封街，幾年前，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被改編成影集時，勾起許多人的回憶。我是每每聽到蘇慧倫演唱的「我們都是好人」(收錄在《傻瓜》專輯)，歌詞演唱「坐在天橋上面看星辰，脫了鞋子脫不了煩悶，只是想喝一口你的啤酒，卻感受到瓶口的微溫。」總會覺得歌裡描寫的情景是西門町的這座天橋，只是這座天橋拆遷在1992年，這首歌發表在1997年，兩者應該毫無關聯。至於，為什麼聽到這首歌就想到這座天橋？我也不知道。
「如果不是倔強讓人變得愚蠢，幸福不會變成被甩上的門…」是什麼樣的回憶，讓這個情景變的如此具體？這首「我們都是好人」感覺姚若龍寫的不是情歌，不是戀人告解，而是兩個好人無法成為戀人的命運哀歌。當然，所有的情歌基本上都設定是一男一女，但如果這兩個好人的生理性別都是同一種呢？
語言，是壓抑時代的保護傘，也是認同的代號，同志文化的發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與「不能說的秘密」糾纏。面對父母、師長、同事、陌生人的提問，「你交女朋友了嗎？」「你怎麼還不結婚？」「你怎麼這麼會照顧人，好體貼喔」，這些日常提問，像探照燈般照向內心的角落。於是，同志之間發展出一整套「圈內語言」。
「我想我們都是好人，可惜只有做朋友的緣份。」那種錯過、說不破，終究也不能愛的情感，姚若龍的詞像是貼著每個暗戀心事走筆：我們都很好，只是愛不了彼此。在1997年問世後，「好人」悄悄成了同志圈的一個密碼，稱呼某人是「好人」，或是自稱「好人」，有時是種暗示，為了保護自己，漸漸也變成許多圈內人自嘲感情受挫、愛得無疾而終的代稱。
「無法成為戀人，只能做朋友」的情感狀態，讓許多同志將「好人」視為「只能做朋友的自己」，而不是一個有愛情可能性的對象。在出櫃困難、感情無解的年代，「好」字拆開來也有著「女」+「子」的意味，也等同於同志對於性別的跨越，「我們都是好人」則是那種你明知不能愛、或對方無法接受的情感角色投射，也可能是一種愛得太體貼、退後成全的姿態，「可惜只有做朋友的緣份」，也可能是命運的溫柔註解。
當年聽這首歌特別有感，就在於歌詞裡那種既不責怪也不糾纏的情感姿態。它不像失戀情歌那般劇烈，它選擇靜靜地說：我們沒錯，只是沒能走在一起！這樣的語調，也貼近當年初探這個圈子的情事…在那個不能公開說自己的性向，不敢喜歡太明顯、不敢表白、不敢說出「我不是異性戀」的年代，感情常常在萌芽之前就被夾進友情的抽屜鎖起。最後只好用「做朋友的緣份」來為那段感情下註解。
或許，我也曾經因為失戀，在台北市的某座天橋上閒晃過、喝過酒，才對「我們都是好人」這首歌如此有感…在年輕時談感情，總是計較著誰辜負了誰，誰愛誰多，那個年紀的我們都太驕傲，太相信自己可以不求任何人而完整地活下去。即使是輕輕一吻，也足以引爆眼淚，不是因為脆弱，是太久沒有讓自己柔軟下來。
而今，站在西門町街口，年過半百，回望那些年自己以為自己什麼都懂、什麼都能抵擋的模樣，那座不存在的天橋，像極了那些不敢說破的感情、沒能成真的緣份…輕輕哼著「我想我們都是好人，可惜只有做朋友的緣份…」回憶裡無緣一起的那個人，你還記得他的名字，他的樣子嗎？！我們都走過類似的路，卻沒能留下來什麼風景。「我們都是好人」這首歌如今聽來，多了份赦免的溫柔，也多了份不捨的坦白，紀錄了那段我們如何學習愛與如何躲藏的青春。
我們都是好人，也都曾這樣愛過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