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我從桃園機場出關的那一刻，全身上下的疲憊像從骨頭裡冒出來。背包的帶子斷了一邊，我的外套上還沾著俄羅斯的泥巴，像是整個西伯利亞都不想放我走。在捷運上，我不小心被一個小孩的氣球嚇到，整車人都看我。那種突如其來的聲音，好像又把我拉回彼得堡某個寂靜到詭異的清晨——那時候天還沒亮，樓下有人摔了一個酒瓶，我以為是槍聲。
三天後，我哥傳訊息說：「你該見人了。你再躲，我會登門搜查。」
聚會地點是東區某家有點年紀的咖啡店。推開門的時候，整個空間有種時間停滯的感覺——牆上的畫泛黃，座位卡榫歪了，但咖啡香還在。
「你真的回來了啊！」說話的人是阿陶，那個已經好久沒有在眼前出現的身影。他坐在窗邊，戴著他那副熟悉的金邊眼鏡，穿著灰藍色針織衫，像從倫敦某間舊書店走出來的人。他站起來迎接我，手還有點溫度。我一時不知道該不該抱一下，最後只點點頭：「你也回來了！」
「書念完了，不回來能怎樣。」他笑了一下，聲音低低的，像是什麼話藏在後面。
「哈哈哈!你現在看起來像蘇聯工地裡逃出來的。」長谷川一如往常地維持她的巫婆形象，這是她看到我第一句話。
「你看過蘇聯工地嗎？」我問。
「不用看，你這樣我就知道有多慘。」她坐下來，開始點餐，「我要那個酒香奶茶加雙份焦糖，然後給她一杯熱水，看起來她需要先收驚。」
我哥稍後才來，外套甩在椅背上，一坐下就說：「你現在講話還會結巴嗎？」
「不會。」我答。
「那很好。」他點頭，語氣就像在看一場手術後的病患恢復正常語言功能。
歐陽太太姍姍來遲，身上還是帶著那種「一根髮絲都不亂」的氣場。我聽他們聊天，偶爾附和，心裡卻像隔著一層霧。每個人都熟悉，但每個笑聲、語氣、提問的方式，好像都經過時間微調過。他們沒變太多，是我自己不一樣了。
阿陶突然問我：「你還記得我們以前在木柵那家冰店吃到天黑？」
我笑了一下，點頭。「你堅持芋頭冰比花生好吃，結果自己吃到頭痛。」
「你還是幫我吃完。」他說。
那個畫面突然清晰起來。原來記憶沒有離開，只是卡在腦子某個暗角，等人提起才亮起來。
後來，我們一起散步去誠品。長谷川抱怨現在書都越印越薄，歐陽太太堅持要找某本絕版的義大利攝影集。我和阿陶並肩走在最後，彼此沒什麼話，但沉默不尷尬，反而像某種默契。
他忽然問我：「在俄羅斯，有沒有哪一刻你特別想家？」
我猶豫了一下：「有一次，我在伊爾庫茨克搭錯公車，下到一個全是老舊公寓的小鎮。風很大，天黑得很快。我走在街上，突然很想吃鹽酥雞。」
他笑出聲來。「不是想家，是想吃。」
「對你來說不一樣嗎？」我問。
他沒回答，只是看著前面那群人。街燈灑在每個人的背影上，我哥的影子穩穩地走在最前，長谷川踩著人行道邊緣像在玩平衡木，歐陽太太走路的樣子仍然優雅得不像話。
我們到了誠品，燈光很暖，音樂很輕，我突然意識到自己這幾天來第一次放鬆。
阿陶遞給我一張紙，是他剛買的明信片，上面印著一句話：「You don’t have to be whole to begin again.」
我盯著那行字看了一會兒，問：「你覺得我有壞掉嗎？」
他看著我，語氣平靜：「我覺得你只是還沒歸位。」
回家的路上，我把那張明信片夾進筆記本。
窗外經過一排排熟悉的便利商店、加油站、還沒拆完的鷹架。我知道這不是一個結束，也不是一個新的開始，而是某種中場休息。
而我終於不是站在俄羅斯某個冰封街頭想著台灣，而是在台北某間咖啡館裡，想著怎麼重新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