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2024/ 3/22週五19:00-21:00
- 地點：Lion 雄獅星空（臺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9號2樓）
- 與談來賓：
李賢文 雄獅美術 發行人
李柏宏 雄獅星空 藝術總監
李乾朗 傳統建築研究者
朱孝權 本集導演
徐蘊康 藝術很有事 製作人
- 主持：孫濬 本集企編
滿座的觀眾！
孫濬：2023年的8月4日，我們的製作人徐蘊康看到李賢文先生，在臉書上發了雄獅圖書要結束的事情。她說我們應該要做這個專題，但我當下沒有立刻回覆她，因為我覺得一個50年的專題交付在我手上，我應該要做很多很多功課，才能把它做得好看，所以沒有答應她。兩天之後 她又跟我講了一次說：「我們應該要做雄獅美術，在這個世界上，有誰能夠給出一個50年的承諾？」
雄獅美術對台灣的50年承諾
徐蘊康：當時看到李先生的發文我實在太震驚了，這麼大的事情發生，我們一定追蹤這個題目。因為從《雄獅美術》開始再到《雄獅圖書》，整整是五十年的時間。《藝術很有事》才七年，要怎麼樣做到五十年呢？在我有生之年可能都看不到。可是李賢文先生，他竟然可以在大學還沒畢業時就決定創辦《雄獅美術》，我覺得非常有遠見，一做就做了半世紀，令我非常的敬佩。今天我們節目很幸運可以拍攝這個專題，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記得我跟孫濬拜訪李先生時，他跟我講說，大家在社群平台裡轉發這個消息，但幾乎沒有人繼續follow這個專題，我就覺得《藝術很有事》作為藝文影音內容平台，有責任要來做這件事情。
回到自己的個人經驗，在我的世代，我也可以作為一個見證人，就是在學生時代讀了很多雄獅美術的書，包括月刊跟圖書。我大學時念新聞系，有一個雜誌編輯的課程，我就以雄獅美術為題編排做了這個作業。開始工作後，如果《雄獅美術》月刊還在的話，李賢文先生一定會收到我的應徵信，不過可惜那時已經收掉了。
在工作上，《雄獅圖書》一直是我非常重要的參考書籍，剛才在影片裡看到很多藝術家的專書、《中國古代繪畫名品》、《中國繪畫史》、《風景心境》和《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這些一定都是做美術史相關題目必讀的書，比如《追尋不朽的青春》，我們引用了前輩藝術家第一手的書信和資料，這些都是引用自《風景心境》，都做美術相關工作不可能不讀的參考書。
在這個時間點回顧雄獅的發展歷程，我要特別感謝李賢文先生，無私地與我們分享了許多寶貴經驗，無論是與藝術家的交往、個人收藏，還是他的心路歷程。如今他將專注於藝術創作上，過去他為臺灣的美術出版奔走忙碌了大半輩子，如今終於能夠專心做一個藝術家。
中美斷交後，希望在文化裡找回信心
李賢文 雄獅美術 發行人
李賢文：大家好，大家晚安。老實說我跟大家一樣，今天第一次看這支片子。雖然整個過程我都有參與。我以前從來沒有像這樣，好像在當演員。
因為我個性比較自由、比較浪漫，所以畫畫的時候，想怎麼畫就怎麼畫，要去哪裡寫生，全都很即興。甚至當年辦雜誌的時代，也是很即興、很有熱忱。記得是1979年，我開始想做前輩美術家的專題，那時候剛好在年初，我們跟美國斷交。那時候整個臺灣大家都很沮喪，不知道該怎麼辦，該何去何從？感覺臺灣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我們從事文化工作的人，難免會想到：我們要怎麼讓自己重新找回信心？
我就想到美術這塊，我認識一些前輩美術家，覺得他們真的很棒。可是在那個時代，比如說陳澄波是誰，大概很多人不知道；黃土水是誰？不要說一般人，就連美術科系畢業的學生，可能都不知道黃土水是誰。所以我想，那就一個月一個月慢慢做，最後我們做了兩年，介紹了二十位前輩美術家。
為什麼這樣做？是因為那個時代的氛圍，讓我們不得不這麼做。就像那時候雲門舞集為什麼要去做推廣？為什麼《漢聲》雜誌要去做民間藝術的考察？因為那時候我們對自己的東西不重視，對本土文化覺得好像落伍。所以那個時代，文化工作者就會有一種想法：要從文化中找回信心。所以就一路這樣做下來，這段歷史很長。
雄獅美術有豐富的出版
這次真的很感謝《藝術很有事》這個製作單位，他們在拍攝的時候，讓我很意外、也很感動，他們的敬業精神、專業態度，真的很令人佩服。比如說，我說要去九九峰寫生，沒想到他們說：「那我們跟你一起去。」我嚇了一跳說：「那天來回恐怕不行，至少要住一晚。」他們說沒問題。於是五個人就跟我一起去住一晚，還爬了兩次山。那時候導演腳還在痛，很辛苦地爬上去。
但我心裡也在想，這節目只有25分鐘，結果九九峰我們搞了兩天，這段畫面恐怕不到五分鐘吧，成本真的很大。不過我們的製作人真的很有魄力，也有這樣的眼界，願意去做這些事。我覺得《藝術很有事》在這個時間點做這樣的節目，非常重要。因為現在的媒體，尤其是影視媒體，對藝術好像完全是疏忽的、不重視的，就像1979年我開始做前輩美術家的專題時，整個社會、政府，大家都不重視，我們才毅然決然去做。今天《藝術很有事》也是一樣，在大家不重視的時候你們去做，二十年之後，當大家回過頭來看這個節目的時候，一定會感謝你們。從這樣一段歷史來看，我們會有很多感觸，也是一種心靈上的寬慰。我先講到這邊，謝謝大家。
李柏宏 雄獅星空 藝術總監
李柏宏：看完這支影片之後，我又再一次意識到雄獅美術真的已經結束了。心裡當然有一點感慨，但說難過嗎？其實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太難過。因為從小到大，對我來說，雄獅美術就像是一位比我大五歲的哥哥（無意間透露了我的年紀）。
從小看到我父親這樣一路耕耘到現在，我覺得「雄獅美術」這四個字，早就已經成了「李賢文」的代名詞之一。它不只是一家出版社的名字，它已經像是一個人格—李賢文的一個人格。而這個人格，也許現在會被收起來、被隱藏，但它不會消失。它只是轉化成一種新的形態，繼續在這個宇宙中、這個世界上，以另一種方式延續、發展它應該有的樣貌。
對我父親來說，現在他終於可以很盡情地去寫生，好好地做他想做的事情。而這樣的他，其實一樣在為社會貢獻，他透過畫畫，把他的所思所想變成可見的繪畫作品，藉由舉辦展覽，讓大家可以感受到他真實的心意。我想，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貢獻。所以雖然有遺憾，但真的不必太難過。這是我最大的感觸，謝謝大家。
雄獅長年的影響深遠
孫濬：剛剛聽李先生稍微「抱怨」了一下我們折磨他的過程（笑），其實我非常有感。因為我們在做這個專題的時候，50年的素材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包括我跟導演，私底下其實開了非常多次會議；還有跟我們雄獅的長春主編，我們也反覆討論了很多次。到底有哪些素材可以用？又有哪些，雖然捨不得，但必須要捨棄？因為真的放不進來。
那麼在這個關鍵時刻，重責大任自然就落在我們導演身上了。要拍什麼？要保留哪些畫面？甚至還要讓李先生走幾遍？我們來問問他——為什麼？
朱孝權 導演
朱孝權：我小時候，因為我爸爸媽媽都是老師，而且都是圖書館主任，他們常常需要值日，就會把我帶去學校，把我「關」在圖書館裡。那時候的圖書館書架上，一定都會有《雄獅美術》月刊。我那時候年紀很小，很多書其實都看不太懂，也沒有興趣看，就會一直去翻那些有圖片的書。雄獅月刊就是我那時候經常會看的內容之一。我還記得在圖書館、在一個安靜空間裡，看著那些圖片，第一次接觸美術的感覺，到現在都還讓我印象深刻。我家在花蓮，小時候連北迴鐵路都沒有，所以《雄獅美術》像是把美術的種子，傳遞到臺灣各個角落，它不受年齡和地域的限制，這點非常棒。
第二個想分享的是，當我接到這個拍攝案子時，開始思考如何呈現雄獅美術50年的歷史。我和李先生聊，發現李先生年輕時去拍攝藝術家的那些側寫，非常有趣，那些東西是我們在刊物上看不到的，是「背後」的故事，我反而覺得很棒，所以決定加大這部分的篇幅。大家在片子裡也有看到，像是走進時光隧道的感覺，很生動很有故事性。所以建議李先生可以出一本書，寫寫這些藝術家背後的故事，採訪他們時所看到的、聽到的，不只是刊物上會記載的內容，對我來說很有吸引力。
還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拍攝，是我們去拍九九峰，其中有些片段沒辦法放進正片裡。那次勘景，現場非常吵雜，有很多工程車進進出出，並不適合拍攝。李先生一下車，立刻就拿出筆開始畫，那一刻很有趣，他無視外在的干擾，心無旁騖，對「美」有很高的執著，這是我很欽佩的地方。
孫濬：其實導演講這一場也是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場，因為其實在那個現場李先生畫畫不是站著畫，也不是坐著哦，他是跪著。李先生到現在77歲，他還跪在水泥地上、瓷磚上面畫畫，然後扎馬步畫畫，這讓我非常印象深刻。
少年相識，結識一甲子
李乾朗 傳統建築研究者
李乾朗：謝謝有這個機會來參加首映的典禮，我看了這個片子覺得拍的很好，也很能感動我。
我不是李賢文先生最親近的朋友，他有很多事情也不會讓我知道，但是我是他很長期的好朋友，雄獅每一年的忘年會(尾牙)，我幾乎都會參加，可見他沒有忘記我。我高一在師大附中，他高三，我們差兩年了，怎麼會認識呢？就跟剛才片子裡面談的一樣，他是很有想法，很有想像力的人，他也有動力，但是我們不能要求他在跑道上一直跑，比如參加田徑比賽，跑到終點時也要休息。如果是接力棒呢，也要交棒的。我常常覺得雄獅，它有階段性的責任跟任務，在那個貧窮的藝術年代，雄獅有它的貢獻。但是如果說整個大環境，有一個不一樣的變化的時候，它也應該換跑道或有另外的規劃，我想這是很自然的。
我不是他最親近的朋友，但是我跟他們家的淵源也很深。民國54年，我進師大附中高一，他高三，明年我跟他認識即將滿60年。那雄獅有50年，所以我跟他有59年的共同記憶，因為讀同樣的學校，所以我們有許多共同的同學，例如奚淞、姚孟嘉、漢聲和李雙澤等等，都是很有影響力的人。
李先生在師大附中的時候辦了附中寫生會，它不叫附中美術會哦，因為他覺得要出去跟自然接觸，所以叫寫生會，那我參加了社團，我高一他高三，我們居然臭味相投，我們每個禮拜都會碰頭，禮拜天就麻煩雄獅鉛筆的司機加班載我們去郊區寫生，我們不是畫靜物，而是畫外面的風景，所以叫附中寫生會。後來我考上建築系，他考上數學系，還會相互參加彼此的畫展。我跟他是多年朋友，他的父母我都認識，三不五時一起吃飯，我也經歷他兩個小孩的成長。
我們共同興趣還有彈電吉他，我很喜歡 Pete Seeger，他是一個左派的民謠音樂家，那他寫這首歌叫做《Turn Turn Turn》，翻譯就是轉轉轉，不只轉一次它還轉三次。他的歌詞是從基督教的聖經裡面，擷取一段出來，第一句的句子就是：「每一件事情有它的起 有它的終」，跟人的生命一樣有開始，但是放心你也有結束的時候。我跟賢文都是七十幾歲以上的人，就是有一個始有個終，在你有條件足夠的時候盡力，但是不是要有人接棒？是他兒子接棒嗎？也許是別的更適合的人。
李乾朗與李賢文從高中相識至今
片子裡談到的賢文兄，他經營了五十年的雄獅美術，從叢書到月刊，他一直都有規劃。他覺得該休息就休息，我覺得這很自然啊，我們也不必太惆悵，好像失去了一個什麼……也不到那個程度。他階段性的責任，還有他對臺灣文化的貢獻，他都已經做到了。現在他有他自己的另一片天，你看他去爬九九峰，去寫生，他寫生是不畫蘋果的哦！他畫雲豹、畫自然，和整個臺灣的環境、社會有這樣的一種接觸。作為他多年的好友，我真的深感「與有榮焉」，也真心祝福賢文兄身體永遠健康。他身體比我好太多了！他有打坐，家裡也幸福，孫子也很美滿。
他那兩個孩子，從小我就看著長大的，一代接一代，我也不敢說這叫「接棒」，但你看那Turn, Turn, Turn.歌詞怎麼說的？每件事情都有開始，也有結束，那句聖經裡的話。你們有興趣可以去查Pete Seeger皮特・西格，他是個左翼音樂家，很悲天憫人，寫了很多歌。有一首歌叫《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花兒到哪裡去了。這首歌我們以前也練過，我跟李雙澤他們一塊練。但那時候不太懂歌詞是什麼意思，他說花兒到哪裡去了？花被野姑娘摘走了，那姑娘摘花又去哪兒了？她跑去墳墓前獻花，那墓裡的人是誰？是一個陣亡的軍人。這是一首有點左翼、有點反戰的歌，它想說的是，一朵花，最後在墳墓前，敬拜為國捐軀的人。
但今天看到這部片，我真的覺得拍得很好，賢文的表現也很沉得住氣。他早期跟我一樣，興趣廣泛，後來慢慢收斂，但這個「收斂」不是關起來了，而是他的心打開了，因為他學佛，夫人秋香也是，他們倆都淡泊了。這個「淡泊」不是吃粗茶淡飯的那種，而是對整個人世間價值的放下，這種淡泊才是使人提升的最重要力量。人家說，你要能放下，才能真正成長，有的人放不下，我就是，我連三餐都還放不下（笑），但賢文他放下了，謝謝大家。
數位浪潮下的堅守與轉彎
孫濬：好奇的是，李先生當初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是掙扎過的嗎？還是您是很果斷的呢？
李賢文：結束的是公司，不是個人。公司雖然結束了，人還活著，人還是要繼續往前走、往前做。這個結束是偶然嗎？也不是偶然；是必然嗎？也不一定是必然。它完全是一種因緣的聚散，不是我一個人的決定，而是整個社會的決定，我想這五十年的時間，說到底是人對時代的敏感度，當你在什麼時候感受到什麼，就會自然地往那個方向去做。
早期在辦雜誌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問我：「你怎麼可以辦這麼久？」那時候已經辦了二十年了，可我從沒覺得「久」。因為總有東西等著你去做，一層接著一層，事情不斷地冒出來。有時候即使沒事，也要自己去找事情做。找不到就去問顧問、請教朋友：「你覺得還可以做些什麼？」所以一路以來，就是不斷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有題目讓我去追。
我們做的往往是「這個社會缺什麼、沒有人關心的」，我們就去關心它。比方說前輩美術的整理，就是一個例子。還有像公共藝術，我也是在一次到美國接受採訪、訪問一個月回來之後開始推動。最後成為政策，成立了「1% 藝術基金」，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今天。
後來我又做了《臺灣美術年鑑》，那時候我覺得臺灣的藝術市場起來了，可是缺乏基礎資料、沒有參考座標，所以我去做也辦了七、八年。再後來，前輩美術家做完之後，我又開始關注年輕世代，辦了「新人獎」鼓勵他們。這樣一階段一階段走，辦刊物25年的時候，我開始覺得：雜誌越來越艱難了，藝術界也開始對這樣的刊物，沒那麼「需要」了。當時我還沒預料到連報紙都會停刊，1996年《雄獅美術》停刊時，表面上看社會、媒體環境都還算熱絡，但沒想到2000年之後，很多報紙雜誌一份一份停刊。數位網路的普及，尤其智慧手機的出現，對整個出版業的影響是很劇烈的。尤其對業主來說，衝擊更大。
所以當時我寫了一句話：「結束，是另一個生機的啟端。」
因為我從小就喜歡畫畫，停刊後我就重新拿起筆墨，畫畫、練字。一晃眼，又是25年過去了。現在連圖書公司也結束了，原因大家大概也都知道了，總之出版業真的很艱難。但在艱難當中，像允晨出版社就做得很好，允晨的發行人在這裡，他做得很辛苦，也做得很不錯。剛剛朱導演說，我認識那麼多前輩美術家，為什麼不把回憶寫下來？其實我有寫，我現在有一本書叫做《走在臺灣美術界前面》，裡面介紹了二十位前輩藝術家，包括陳澄波、李石樵、楊三郎等等。這本書將會在五月由允晨出版社出版，因為我現在已經沒有自己的圖書公司了，所以特別要感謝允晨願意幫我出版，也順便跟大家打個廣告（笑）。
廖志峯：這事我提案很久了，我提案好幾年。
旁人：雄獅應該把你挖過來。（笑）
李文賢：我那時聽到有人就說，那你找一個好的經理來做嘛，我第一個想到的是廖志峯先生，幸好你沒有被我挖過來，不過他真的很優秀，所以今天感謝朋友來，真的是非常感謝。
雄獅文獻成為國家圖書館檔案
王涵青 國家圖書館 館長
孫濬：剛才在影片中有看到國家圖書館，將典藏雄獅所有的資料，就想問問看館長，這些資料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典藏呢？是否會有再跟大家見面的機會呢？
王涵青（國家圖書館 館長）：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這裡。剛剛看了整個影片，我內心非常非常地感動，讓我想到小時候，我在苗栗，騎著腳踏車經過廟旁邊，到了一個畫室。我在那個畫室學了五年畫。那畫室有地下室和一樓，老師是從師大回來的，他在一樓放了很多書，當我在等前一班下課的時候，我們都坐在那邊看雄獅月刊。然後再下樓畫畫，老師沒有帶我出去寫生，我就畫蘋果、畫瓶子。那個過程，陪伴我度過了五年的時間。
所以，當我去年看到《雄獅美術》要結束的時候，心裡非常非常感嘆，那時候我還在成大圖書館工作，但後來看到國家圖書館很快就主動出來，希望能夠典藏這段歷史，當時我心裡真的覺得——哇，好棒啊，是國家圖書館！
今天又看到公視拍了這麼棒的影片，更沒想到的是，在今年二月，我來到了國家圖書館工作，我很高興也很榮幸可以經歷這一段。我們國家圖書館在前任曾淑賢館長，與李賢文發行人聯繫之後，陸陸續續將會接收《雄獅美術》捐贈的資產：包括20幅前輩美術家的畫像、《雄獅美術》出版的420冊書，還有館藏的8,000多冊專業美術叢書。對《雄獅美術》來說，這或許是一個結束；但我認為，其實這是一個開始。
這些典藏都會在國家圖書館被好好地保存，而且是開放給所有人使用。我們也即將在5月30號，在國家圖書館舉辦一個展覽和一系列的活動，就是以這次《雄獅美術》的捐贈畫作和資料為主題，也誠摯邀請各位在5月30號來到國家圖書館參與。
我認為這並不是結束，因為所有的「美」，不是只是畫出來的，而是深植在人心裡的。因為有精神、有心，它才能被發揮出來，美術不只是技巧，它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我很感謝，不只代表我個人，也代表國家圖書館，感謝《雄獅美術》這50年來的付出，我們不會讓它結束的，謝謝你們。
孫濬：那在我們與談最後一點時間，也想邀請我們藝術家鄭治桂鄭老師，和我們分享一下剛才看過我們影片的心得。
文筆與畫筆的交會
鄭治桂：大家好，我是鄭治桂。我是《雄獅美術》的作者，應該說，最早在我念書的時候，我是讀者；後來到法國去念書，成了作者；回到臺灣後，又成了李賢文先生的畫友。我們一起去大霸尖山、登玉山、走八通關，其實這是一段很奇妙的因緣，而這段因緣的交集，就是「雄獅」這兩個字。不管是雄獅美術、雄獅出版社，還是李先生後來決定拿起毛筆、走進山林、走向山川，這都是同一條線。
我自己從巴黎學的是西洋藝術史，也畫西畫，回來以後，也走進了臺灣的山林。我常常想到一句話：「一生好入名山游」對東方人來說，「名山」不是只是有名的山川。就像古人說的：「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再平凡的地方，只要你用一種情感的眼光投向它，它就會有意義。所以李先生看到臺灣許多藝術現象，將它們集結出版，這是一種眼光。而如李乾朗老師所說，他從高中時代參加寫生班，一直到今天仍在寫生，這條線，也許在他擔任編輯的那25年間短暫中斷，但那25年，他其實是用他的眼睛、他的感受力，在看畫、看人、看臺灣。
我們的交集，就是「畫」、就是「筆」，不管是畫筆還是文筆。我每次看李先生的畫展，都有一種感想：中國古代最推崇的畫是「文人畫」。它不只是風景畫，是對觀照世界、宇宙與山川，抱持意義的眼光去看它，但今天「文人畫」好像消失了。但我認為文人畫的精神還在，就是「萬物有情」，你看什麼事物，都會帶著一種情感的色彩。從這角度來說，我認為李先生的畫就是一種「文人畫」，但不是「文人」的那種「文人」。奚淞大哥講得更好，他說李先生的畫，是一種「生活的畫」。他拿起筆，慢慢地畫，有他的氣息，有他的節奏，看起來很自然，但你會被感動，甚至說不出為什麼感動，因為它很難被歸類。
李賢文寫生一景
他做雜誌，接觸了各種藝術家、各種風格，報導他們、整理他們，這其實是「為人作嫁」，但在那個過程中，他服務的心態和眼光，25年後變成一種文化財。最後他換了一個舞台，回到畫桌前，我才開始真正認識他這一面。這是兩樣風情，但有同一本初心，這個初心，從師大附中的寫生隊開始，一直到今天，他仍是個寫生的畫家。
我非常感謝《雄獅美術》，我從國中就開始看它，我大學會考上美術系，不能說跟它沒關係，我甚至還曾投稿。當時《雄獅美術》刊登了一篇熊秉明先生談〈蘭亭序〉的文章，我當時才初二，不以為然，寫了一篇〈懷想〉投稿，雖然作者熊先生沒有回應我（笑），但雄獅刊登了我的文章。若干年後，大概二十年後，我在巴黎遇到熊秉明先生，我說：「我當年有寫一篇給你。」他說：「啊是嗎？」他已經不記得了（笑）。
但後來我們成了忘年之交，我到他家看他的字、看他的雕刻，陪他去故宮看展，他的那本《關於羅丹—日記擇抄》是雄獅出版的，小小一本，厚度不到一公分，卻得了當年中國時報文學獎的散文推薦獎。不是他去報名的，是評審看到後主動推薦的，他的文筆真的很好。我很幸運，在他百年誕辰時，李先生說：「我們要出這本書，你來寫一篇推薦序。」我將此推薦序翻譯成「讀書心得」，指的是從我的少年時代，我國二開始讀他的文章，直到前年發表時，雄獅給我機會能重新讀他的作品，我從一個小讀者，變成小作者，再到能夠與大名人共同出版作品，我真的很幸運。
我也走了一圈：中學、美術系、法國、再回到臺灣，心才安定下來。那個時候，我和李先生又多了一個交集—書法。書法對很多人來說，是一種消遣，但很多人生中寶貴的事物，其實就藏在這些「消遣」裡，例如：讀書、寫字和畫畫，你若重視它，它就可以寄託你的人生。最後我用林語堂先生的一句話來作結：「藝術是什麼？藝術的含義是什麼？消遣二字。」謝謝大家。
席德進—封面的幕後故事
1981年，雄獅月刊席德進專輯
觀眾：我想請問關於《臺灣建築史》那本書的過程，因為我知道你們那時是跟著席德進老師，一起去走訪臺灣各地，我很好奇那段經驗。尤其是你們身為畫室學生的那些回憶，那些紀錄我覺得真的很有趣。包括我有看到那張席德進的裸照，我印象真的很深刻（笑），因為他好像是堅持要拍的？然後他生病的時候，還堅持自己要拍那張封面照，那種反差讓我很有感觸。所以我想聽聽你們怎麼看那段時間的經歷？也希望可以知道更多跟席德進老師相處的故事。
李賢文：當年席德進，就是他要過世的那一年，身體其實已經很不好了。那時候《雄獅美術》就想幫他做一個專題，我就特別請了攝影大師柯錫杰來幫他拍照。你們現在常常看到的那一張，席德進的代表性照片，被引用很多次的那張，就是柯錫杰在1980年5月幫他拍的，也是當期《雄獅美術》的封面照，真的拍得很好。那天拍照我也在場，過程蠻辛苦的，席德進那時候身體已經非常虛弱了，真的可以說是快不行了，可是他還是強撐著精神，讓自己看起來好像很有力氣的樣子。柯錫杰也很敬業，整整折騰他一整天，拍的也不是一兩張而已，大概拍了一百多張，真正最後能用的，就只留下最好的那一張。這個就是專業嘛，就像導演拍電影，也要剪掉九成，只留下那最精華的。
席德進他其實也知道，這張照片很重要，他也知道柯錫杰是個很厲害的攝影師，所以他真的撐著精神去拍，而且他還自己選了一張他當時比較滿意的水墨畫，作為照片的背景，你們現在看到那張照片背那個氣派的山水，就是他親自挑的。那幅書法很多人都很喜歡，那就是席德進寫的一句話：
「失敗本身是生命勇猛活過的證據。」
1981年，柯錫杰拍攝席德進
這句話的來源，其實是熊秉明引用來自傑克梅第的話。熊秉明是誰？剛剛我們前面也有提到，他是《關於羅丹—日記擇抄》的翻譯者。席德進當年讀到這句話，非常感動，所以特別把它寫下來，成為他晚期很重要的一個書法作品。這幅書法，等於把幾個重要人物的生命觀、創作觀連在一起，也因此感動了很多人，那場展覽裡，大家對這張書法印象最深。
那你剛剛提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席德進當年跟李乾朗一起去走訪古蹟的事，這個嘛乾朗最清楚了，應該請他來說說。
李乾朗：我跟賢文都跟席德進蠻熟的，其實是從我們一起喜歡古屋開始的，那時候我們常常會一起去找、去看那些老房子。一開始我們是坐火車去找古屋，後來他就跟一位建築師買了一台二手的Austin小車子。他到底有沒有駕照我也不曉得（笑），但他真的開車跑得很遠，跑到台中、台南去看老房子。他一邊開一邊說：「我現在有點睏。」那時候沒有高速公路嘛，就是走縱貫公路，他就直接停在路邊睡一下，睡醒了再繼續趕路。找古屋這件事真的很辛苦，可是只要他一看到想畫的房子，就會立刻停下來開始畫，我只好在旁邊等他，他畫的不是油畫，是水彩，所以大概二三十分鐘就能畫完，他渲染得很快，動作很俐落。
剛才賢文兄提到那張封面照，我也覺得拍得非常好。柯錫杰先生真的很厲害，只是很可惜，前年他也過世了。現在想來，拍照的人和被拍的人，都已經成為歷史人物了。而那張封面照，真的感動了很多人，尤其是席德進睜大雙眼的那個表情，很不服輸、很不屈服。他那時候真的太年輕了，還不到六十歲，如果他能活到八九十歲，以他那麼努力畫畫的態度，他的成就一定會更驚人。
他其實一直想把傳統的水墨畫、他受過的西洋繪畫訓練，還有他在臺灣的在地經驗，他真的很喜歡臺灣，這三者結合起來，他身上真的融合了本土性、國際觀，還有中國文化的承傳，如果把這些完全融合，今天的成就就不得了了。《雄獅美術》過去封面那麼多，我對那一張特別有印象。他特別穿了一件麻紗的衣服，質地很粗，孔洞都很大。他的頭髮本來就留得長，加上那雙睜大的眼睛，看起來就像是在說：「我勇猛地活過了。」賢文兄那時候選這張照當封面，真的是慧眼識英雄，非常了不起。
席德進這個人，我們認都知道，他其實是一個很坦率、很真誠的人。他不會跟你客套虛偽，講話也很直接，不會繞圈子。要就要，不要就不要，講得很清楚。例如我們到了台南，他說想吃海鮮，他就直接講：「魚我請，其他的均分。」(大家笑) 因為魚比較貴嘛，其他大家分攤，他就是這樣很乾脆很坦率。
同為出版人的緣分與祝福
廖志峯：謝謝公視，也恭喜李賢文前輩。我來講一點關於李先生剛才提到「挖角」這件事。那次的談話其實是李先生很正式地跟我說：「你要不要來雄獅這邊幫忙一下？」我雖然最後沒有真的過去，但只要雄獅星空有活動，我都會在臉書上轉發支持，剛剛的活動我也已經發了臉書，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話。當時李先生是問我有沒有可能過來，我說：「我不可能離開允晨。」他就說：「那等你退休之後過來。」但我現在還沒退休就不用過來了（笑）。
我非常榮幸能有機會參與李先生這本書的製作，其實很多年前我就曾經跟李先生建議過，說他這麼多珍貴的資料、那麼多動人的人情故事，真的應該把它整理成書。我記得當時李先生還問我：「為什麼不讓雄獅美術來出？」我說：「當然可以啊，如果雄獅美術願意出，那再好不過了。」我只是提供一個想法，希望這本書真的能實現。因為我們都是出版人，都知道這些內容的價值。我跟李賢文前輩，其實某種程度可以算是忘年之交。我們是在書展上認識的。今天來之前，我還特地去看了我第一次收到他的春聯，那是2003年的春聯，那一年還是羊年，我後來把那張春聯拿去裱起來，因為那是我們結緣的開始。
廖志峯 允晨文化 總編輯
雖然我過去讀《雄獅美術》的月刊不算多，但它對我來說真的提供了很多重要的養分。大學的時候，我讀《關於羅丹—日記擇抄》，讀蔣勳老師的《美的沈思》，後來也讀謝理法老師的日記，這些內容陸續給了我很多不同的養分和視野。能和李賢文前輩有這樣的交流，讓我對藝術、美術，有了更深的理解。現在《雄獅美術》完成了它階段性的任務，以「雄獅星空」的形式繼續存在，我覺得這個轉型非常有意義，讓「美」走入我們的生活，為年輕的藝術家、年輕的讀者，提供一個交流的平台，這是很棒的一件事。我今天就是抱著這樣的心情來看這部紀錄片的。
我覺得跟李賢文前輩，或是和他們一家人在一起時，總是感到很自在、很放鬆，那是一種舒服的氛圍。我覺得一個出版人、一個文化人，甚至更多的臺灣人，都應該去享受這樣的文化氛圍，也應該欣賞這樣的一種人格。唯有這樣，我們的社會才能往前多進步一點點，只要一點點就好。當然，如果你看現在的暢銷書排行榜，可能會覺得這個社會似乎是在退步。但我們曾經在上個世紀五〇年代、六〇年代，從許多刊物中獲得豐富的養分：像《文星》、《現代文學》，還有《雄獅美術》這些月刊。
當年《雄獅美術》的內容非常精彩，不只有藝術和藝評，還有文學，是一份綜合性的人文素材的月刊，它呈現的，是那個時代最根本的文化展示，這些現在都已經看不到了。所以當我看到李先生還持續在做這樣的事，將來有沒有人接班，我不知道，但我自己還在做出版，很榮幸能參與這本書的製作。這本書把我們剛剛在影片中看到的內容整理下來。不論是張捷女士、礦工洪瑞麟，還是洪通，你都可以看到李賢文前輩當年是怎麼樣親自探訪、挖掘這些藝術家，把他們介紹給臺灣、介紹給這個世界。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在臉書上寫了一句話：「臺灣有人，不在廟堂，在民間。」這句話，正是獻給李賢文前輩的，謝謝你。
作為畫家的李賢文
李蝶衣（鳳甲美術館代表）：大家好，我是鳳甲美術館的蝶衣。我們這次真的非常榮幸，因為在今年九月，我們即將舉辦李賢文老師的個展，也正是因為這次策展的機緣，我們得以親自造訪老師的工作室，有幸一睹《三探九九峰》這件長達三十公尺的作品，現場看真的非常震撼，氣勢磅礡。不只是視覺的震撼，它更完整呈現了李賢文老師對臺灣自然環境與人文風土的深切關懷。
我們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展出此件作品，也誠摯邀請各位到時候到鳳甲美術館參觀，謝謝李老師。
李賢文《三探九九峰》長卷
李賢文：我補充一下，剛剛在影片中大家有看到《三探九九峰》這件作品的一個局部畫面，因為畫作非常長，所以沒辦法一次完整呈現。這張畫是在大約25年前，也就是1999年921大地震發生後不久創作的。當時我被那場災難深深震撼，特別跑到九九峰地區實地寫生。因為尺寸太大，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沒有合適的展出空間，也不知道該怎麼展覽，任何一間畫廊恐怕都裝不下它。所以這次真的很感謝鳳甲美術館的館長，願意接下這個挑戰，特別為這幅作品量身打造展示架，順著牆面弧度去安裝，工程其實相當浩大，他們願意這麼做，我非常感激。
李賢文《三探九九峰》（局部）
而展覽的開幕日期也非常有意義，就選在今年的9月21日，正好是921地震發生25週年的那一天，也是星期六，時間很好記。為了這次展覽，我這一兩年又特地去了九九峰三四趟，其中有一次就是公視的採訪團隊跟我一起去的。這次的行程讓我收穫很大，還因此創作了一張新的大作品——長231公分，是我跪在山中寫生時所見的光景：陽光穿破雲層灑在山頭，把整座山染成金黃色，那景象讓我非常震撼。以前有人說九九峰像火焰山，那一刻的光景就真的有那種感覺。這趟九九峰之行，不只讓我創作了新作，更讓我再次感受到大自然帶給我的學習與療癒，也再次激發我創作的慾望。
荷花池的一場雨，鏡頭後的故事
李賢文：關於影片中的一些畫面，夕陽西下那一幕，並不是當天實拍的，而是剪輯團隊另外取材製作的嗎？
朱孝權 ：事實上是從別的地方接過來，我覺得這是一個意象。
李賢文：還有我家荷花池的那場大雨，那天我完全不記得有下雨（笑），那天有下雨嗎？
孫濬：有，那一天有人造雨啊！
朱孝權 ：我解釋一下，其實那場是我設計的。
李賢文《小暑‧曇花‧月下三美》2021
因為如果單拍李先生家裡的一些東西，其實限制很多，他不希望我們拍到他家裡全部的內容，所以我必須設計一些小橋段，讓畫面除了風景之外，還能有一些動態的元素。那時候我就在想，如果荷葉上有水珠，其實會很漂亮，我自己覺得啦（笑）。所以我們就乾脆直接做了這場「下雨」，再配上李先生的旁白，覺得那個畫面就成立了，所以其實有時候畫面不是現場真實發生的，而是創造出來的。
鄭治桂：打雷聲也是創造的嗎？
朱孝權 ：沒錯，我覺得這也有點像在畫畫，不一定要完全寫實，有時候也可以加一點想像的成分在裡面。
孫濬：下大雨的效果，是用李先生家院子裡的水管，然後我們這樣噴，站在周圍人大概都濕了一半，只有李先生不知道那天有下雨（笑）
背著畫筆遊山的人
鄭治桂：我可以講一件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李先生說：「我想上大霸尖山。聽說你去過一次，我們可不可以再去？」我說：「可以啊！」因為我從來不會說「No」，一定是「可以！」。然後我就趕快去求救，看看有沒有人可以帶我們安全地上去、也能安全地下來。
那時候李先生剛好五十，我小他一輪多一點，我們兩個人，還有一位朋友盧廷清，他是寫蘇東坡書法的專家。我們三個人就準備了背包，找到了一個朋友，是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的一位職員，也是登山高手。他體重大概只有四十公斤，卻可以背得動一個四十公斤的人，真的很厲害！所以他們安排了一對一的方式，三個人陪我們上山，一個引路，另外的就是在旁邊防止我們跌跤，保護我們上去再下來。那時我們還傻傻地想說：「登山不難嘛！走得動啊！」但其實這個過程很難得。到了山上之後，我們在山屋住下來，想要畫日出，那個360度環視的大霸尖山的日出，為了看到日出，大概凌晨三點多就要起床，摸黑爬上去，到平台差不多五點鐘太陽就出來了。
那時候李先生就把他的水墨畫紙打開來，是宣紙，大概三公尺長，他就這樣慢慢地畫，我覺得那個畫面太動人了！因為像我們如果是背油畫的話，雖然重但可以收得很小。但水墨怎麼辦？他說水墨很簡單，可以一張一張地畫，再把它們連起來，那時候我真的很感動！當然我也有備而來，我帶的是一個折頁畫，可以打開來，大概三公尺半，是摺疊式的，非常乾淨平整。我們兩個人就各自畫各自的煙雲山水。
那時候是夏末秋初，臺灣山川有個特色，就是天氣越好，日出看得越漂亮，但一過八點，太陽升起，嵐氣蒸散，雲霧就起來了，什麼都看不到了。所以你要看日出就要早！後來我還想更靠近大霸尖山一點，但李先生很理智，他說：「我在這裡看就好了，你去吧。」(笑) 因為距離有四公里，我也不敢一個人走，就找了一個人陪我。我就這樣一路走到山那邊，摸到了大霸尖山，我抱了它一下，真的覺得好像感覺到臺灣的心跳「咚咚咚」地跳，我也不敢停太久，就趕快畫個速寫再回來找李先生。
我覺得我們的相處是這樣：一起登山、一起吃東西、一起聊天，晚上在通鋪一起睡覺，可是當我們面對美景的時候，我們就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創作裡，各自成為只對山水傾心的人。這就是最好的友誼：你可以和一個人一起吃飯聊天，也可以很自由地追逐自己眼前的夢想。這個夢想，後來在他的作品裡呈現出來，李先生在政大辦了一個展覽，那幅《雪霸登高圖》是屏風式的，非常中國式的畫法。在西方叫做「三折畫」，東方則有三折、四折、六連屏、八連屏、十二連屏等等，都是連屏畫，非常典雅。而那幅《雪霸登高圖》真的非常動人，後來還成為一本書的封面。
我覺得李先生不只是一個熱愛山水的人，他對於寫作、出書、辦展覽也非常有思慮。但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夠同時保有這麼感性的一面，會在山頂上把畫具鋪滿一地，認真地畫。他能把青年時期，那種對雜誌內容的精細思維放下來，轉而成為一個對自然很感性、會投入創作的人。我跟他有很多重疊的地方，這就是所謂的「山水清音」。我很幸運，也很榮幸，我算是他小小的朋友、小畫友。
李賢文：感謝鄭治桂的回想，讓我也想起第一次跟他去登大霸尖山的事。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登上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山，後來我們還去登玉山、南橫三山、八通關，去了很多地方。可第一次真的什麼都不懂，也不知道怎麼辦，要怎麼上山？要準備登山設備，要去買登山鞋，各種道具都得備好。在家裡我還特別開始晨跑，試試看有沒有體力，因為至少得背二十公斤的東西啊。就這樣，不知道怎麼辦也沒辦法，我們就上山了，隨著海拔慢慢升高，我第一次爬到三千公尺，真的把我累壞了。
鄭治桂：我以為那時候你很興奮（笑）。
李賢文：我其實是累壞了！那幾天我們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可是上了山之後，看到那風景，就明白為什麼以前外國人經過這裡會說「Formosa」—美麗之島。在平地是永遠看不到那種視野的，空氣不一樣，光線不一樣，植物的變化也完全不同。
我還記得第一次登高山，看到那個玉山圓柏，山上的圓柏跟平地的樹不一樣。因為高山上風吹雨打，風一大，那些圓柏就會變成很低矮、貼著地面生長，枝幹扭曲、千奇百怪，簡直像藝術品一樣。那時我心裡想：「哇，這簡直是寫生的寶庫啊！」真正體會到石濤說的那句話：「搜盡奇峰打草稿。」在那種山裡，你真的可以畫一千張不同的素描。那時候我剛開始學畫水墨畫，興致很高，還真的帶著毛筆、墨汁，在三千公尺上現場磨墨！宣紙是捲起來裝在一個桶子裡，可以帶很長很長的紙，我就鋪出來，對著眼前的山景直接畫，不知道苦是什麼。我們後來去九九峰，我現在已經沒那麼認真了，現在都只帶彩色鉛筆，很簡單，當場就這樣畫。我說如果我那時候還磨墨，你要是拍下來就更精彩了（笑）體力不一樣了，現在簡化多了。
李賢文在九九峰
我最近幾年就是帶一本畫本，幾支彩色鉛筆，這樣簡單寫生。雖然簡單，還是對回來畫畫有幫助，也還是我的畫本，當年真的很笨但也很執著，以為水墨畫的寫生就應該這樣。我心裡想像當年的范寬去太行山畫畫的時候，應該也是這樣子。那時候我就覺得我就當古人！現在是現代人了，就簡化一點。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三個還有盧廷清，三個人都是畫友。那次回來我們還一起出了本書，叫《群玉山頭》。後來有個書店老闆賣這本書，還說：「三個年輕人上玉山！」我們其實年紀不小了（笑）。
有一次我們去登南橫三山，其中一座山我忘了名字。那幾天是連日大雨，又悶又熱，我們就是連爬帶滾、一步步上去，那真的是用手爬的，一隻手抱著樹幹，另一手抓著樹枝，就這樣一步一步上。等到三個人終於爬上去時，真的累壞了，但也特別興奮。我們三個人還抱在一起，覺得：「我們完成一件大事了！」你還記得嗎？就這樣抱在一起，好像完成一場革命。我們的革命感情，就是從這樣的「山友」關係建立起來的。
我分享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