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個人經歷的原因，我一直對精神疾病相關題材深感興趣。《隱谷路》出版時曾一度引起迴響，我也在那時立刻就將它納入書單中。
2022年我曾在Instagram上寫過一篇關於《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一書的讀後感。這是一本Barbara Taylor撰寫的回憶錄，記錄她在1980年代初獲得第一份教職後，如何逐漸陷入藥物與酗酒的惡性循環，最終於1988年住進精神病院的過程，而當時也正是精神醫學改革逐漸展開的關鍵時刻。如契機一般，「像呼吸一樣閱讀」近日於底下留言推薦《隱谷路》的當下，我正要翻開它，這再一次加深了我對該書的興趣。
《隱谷路：一部解開思覺失調遺傳祕辛，深入百年精神醫學核心爭議的家庭調查史》寫的不僅只是蓋爾文一家「奇幻」故事，更多的是透露出社會如何定義所謂的「不正常」與「瘋狂」，以及如何「解決」這些「不正常與瘋狂」。
它寫下了社會如何看待醫療與知識的界線、如何處理家庭關係中的破碎與責任，以及我們是否真的願意承認瘋狂不僅是少數人的經驗，也可能是所有人的命運。
蓋爾文一家的發病史令人感到震驚，陸續出生的12個孩子中有6個孩子先後開始出現怪異的行為，後確診罹患思覺失調(彼得後更正為躁鬱症)，彷彿詛咒一般。
或許是對思覺失調的陌生與不夠了解，為症狀蒙上了一種神秘且詭譎的色彩。在閱讀孩子發病的怪異行為，彷彿是超自然的、邪教式的活動。思覺失調的降臨帶來無法預測的崩解與孤立，宛如一場看不見的瘟疫，讓整個蓋爾文家支離破碎。這讓我想到，瘋狂或許本來就不是一種可以明確界定的疾病，而是一種關係的破裂，是某種無法用語言包覆的痛苦與孤寂。
發病與倖存：在瘋狂與正常之間搖擺的孩子們
這在那些沒有發病的孩子身上尤其明顯。
那些未發病的孩子們，並未因此逃過精神疾病的陰影，而這在年紀最小、其中唯二女孩的琳賽身上顯得格外深刻。成年後她為自己改名為琳賽，「這是她下定決心為了斬斷過去、成為全新之人所做的努力。」
為什麼不是我？琳賽會這麼想。我虧欠他們，因為生病的不是我。
未發病者永遠得活在一種不確定的存在狀態之中。對於思覺失調的未知，讓人有一種隨時都可能瘋掉的恐懼，最終只能將是否發病歸為一種難以掌握的運氣，這反而更為殘酷，彷彿尚未瘋狂只是逃過一劫，但下一秒也可能立刻掉入深淵之中。沒有發病的孩子們成為一個個「倖存者」，他們背負著對發病的手足的愧疚，同時也要背負著外界對蓋爾文家評價的羞愧感。
精神醫學史的陰影
關於精神醫學史，《隱谷路》與《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有著重疊的段落。精神疾病的妖魔化與不人道的方式「治療」─ 胰島素休克療法（insulin shock therapy）(對患者注射胰島素以引發短暫昏迷，當時認為定期「治療」可以慢慢消除精神疾病的作用)、電療、水療，以及最惡名昭彰的腦白質切除術（lobotomy）……
這些曾被視為「科學」的治療，如今看來卻如同中世紀的酷刑，顯示出人們如何在恐懼中把認為「不正常」的人非人化。
而戰後，優生學的推動，更促使一派人主張這些精神病患應絕育，避免生下有問題的下一代。社會總希望把精神病患從視野中移除，從關進精神病院到後來的「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看似是一種進步，實則只是把病人從一個空間移到另一個空間，從精神病院移到監獄、隱蔽的街頭角落或孤立的收容所。
誰決定精神病患該如何被治療？
而那些仍然「可控」的患者，其精神疾病成為一種醫療與市場的犧牲品。
在以效率為導向的療程中，逐漸轉向「藥物為主，心理治療為輔」的方式，然而藥物充其量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方式。隨著藥物劑量的增加，副作用也變得更強烈，甚至難以控制。許多強效抗精神病藥物往往帶來極為痛苦的副作用，諸如肌肉僵硬、顫抖、動作遲緩、與不可逆的遲發性運動障礙，就像是書中寫的:
和思覺失調症對抗五十年的後果之一，就是治病的藥物遲早變得跟疾病本身一樣傷身體。
對於那些較為嚴重的精神病患而言，藥物治理往往意味著從「要麼瘋掉，要麼不成『人』形，甚至死亡」中選一個。而那些選擇不繼續服藥、為了保留一點人性、不願任由副作用宰割的病患，卻常被冠上「不配合的」、「自食其果」的病患。此時此刻，醫療權威與醫師依然站在一個制高點，而精神病患仍是次等的。
同時，本書也揭露了另一個殘酷且現實的狀況，事實是:
藥物研發往往是一條艱辛且漫長的道路。
一種新藥的研發，常常需要歷時多年、耗費大量資金與心力，但最終仍可能毫無成果。這種高風險、高成本的特性，使新藥開發經常陷入停滯。書中提到一段極具諷刺意味的案例：
兩邊(藥廠與科學家)都沒有繼續研究: 德里西(科學家)有意願卻沒有錢，輝瑞(藥廠)有錢卻沒有意願。
這種困境不僅僅只是偶發的技術或資金問題，而是資本主義體制內部運作的常態結果。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藥物原本應該是對抗精神疾病的救贖，卻往往淪為資本階級操控與逐利的工具。從經濟的角度來看，若市場已有可賺錢又能舒緩精神病症狀的藥物了，藥廠通常不願意再花大把金費研發新藥，這可能使得精神疾病的治療方式長期停滯不前。
「壞母親」與缺席的父親
最終，我也在書中看見一個現象─長久以來的性別角色的不對等。
20世紀開始，隨著更多研究資料收集、科學逐漸進步，科學家紛紛開始研究與探討究竟思覺失調的主因到底為何。然而到了1950年代，精神醫學界將將矛頭指向這些病患的母親，將她們推上審判台。美國精神醫學界當時一致以「精神分裂母親」(schizophrenogenic mother) 這個新術語來歸類她們。
國家精神健康研究院的約翰．克勞森（John Clausen）和梅爾文．柯恩（Melvin Kohn）以「冷漠」、「追求完美」、「焦慮」、「控制欲過強」、「管東管西」等形容精神分裂母親。心理學家蘇珊．瑞卡德（Suzanne Reichard）和史丹佛醫學院精神醫學部臨床助理教授卡爾．提爾曼（Carl Tillman）則將精神分裂母親描述為：「典型的中產階級盎格魯撒克遜族美國婦女：一板一眼、端莊體面，但是毫無真實感情。」
這些指責看出社會對母職的嚴苛，母親必須是充滿母愛的、強大的、完美的、無私的，同時又必須是仁慈的、溫柔且無害的，如神一般。
然而研究前期卻從未將蓋爾文家的父親唐納入視野之中，儘管他長期不在家裡，對家庭的情感經營少有貢獻，他有逃避依附責任的嫌疑，似乎因戰爭而導致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缺席與情緒冷漠被合理化成戰後男性的普遍困境，卻無人探問這樣的「父職缺席」對家庭結構與子女精神狀態的影響。仔細思考便會讓人覺得毛骨悚然。
結語
無庸置疑地，《隱谷路》是一個家庭的破碎故事，但它也是一次對社會精神結構的剖析。
從「精神分裂症」改名為「思覺失調症」，從藥物研發到資本社會結構，從六個發病的孩子到另外的六個，我們看到的不只是醫療技術的侷限，更是一種理解的失落。精神疾病研究與腦科學至今仍充滿著未知，儘管醫學技術不斷在進步，然而社會對於「正常與不正常」、「瘋狂」的恐懼與污名卻沒有因此減弱。在去機構化與藥物治療之後，我們真的更懂得如何與精神痛苦共處嗎，還是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將它隔離於理解之外？
這條路，仍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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