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麼判斷一句話，算不算語言？
讀了維根斯坦《哲學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的§258，不禁讓我懷疑：母親對我說的話，可能算不上「語言」。
母親的來電，讓我接不了話
母親過去一年飽受身心病痛所苦。某個週末，我又接到她的來電，絮絮地跟我述說這個星期去大醫院及小診所看診的經歷。「醫生說我吃太多藥了，所以我在想高血壓跟抗焦慮的藥是不是可以停掉？」、「妳爸爸也說我吃太多藥啦，他常說『妳根本就沒病！』」、「我會不會真的得了憂鬱症？」當我聽到母親最後的問句時，原本試圖理解、轉譯的語言姿態忍不住切換成教育模式：「媽，焦慮跟憂鬱都只是身心狀況的描述而已⋯⋯退一萬步來說，就算妳真的因內分泌失調而需要吃一輩子的藥，那也沒什麼。」接著我舉了一個親身遇過的年輕人作例子，他長期服藥後情緒穩定，日常生活維持得很好，也沒人察覺他曾經試圖輕生。
母親聽完後回了我一句：「但他還是決定自殺了啊。」
那一瞬間，我覺得母親已經按下了這場對話的的終止鍵，儘管她尚未掛斷電話。
維根思坦§258帶來的震撼
我反覆思索，為何我的話語對母親似乎提供不了協助？我已經厭倦以心理學的角度探析跟母親之間的對話發生什麼問題，直到我讀了維根思坦《哲學研究》§258：（以下節錄為筆者自譯）
想像這樣一個情境：我想記錄某種感覺反覆出現的情形。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將這種感覺與符號「S」[1]聯繫起來，並在每當我有這種感覺的那天，在日曆上記下這個符號。
— — 首先我要指出，這個符號的意義無法被明確界定。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能給自己一個「指示性定義」！怎麼給呢？我能直指那種感覺嗎？不能 — — 至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指認方式。但當我說出或寫下這個符號的同時，把注意力集中在那股感覺上，就彷彿在心裡指向它。
— — 可是，這樣的儀式是為了什麼？看起來，它也就只是個儀式而已。
簡言之，維根斯坦描述了一個人給自己的內在感覺取名為「S」，並在日記裡標記下「今天又是S」。但這個記號沒有外部的、社會化的公共規則，來反覆確認這些S所代表的意涵是否一致，所以根本不能說：「S是語言」。
這讓我聯想到自己在應對困境時的姿態，但凡我能透過閱讀、書寫、述說的方式去描述、概括甚至定義我的內心感受，我的焦慮感及壓力便能大幅緩解。我不是用某個象徵性的符號「S」來回應某種單獨的內在感受，而是透過可與他人共享的語言網絡，比如「鬱悶到爆炸」、「痛、清醒並快樂著」等語彙，為自我的感受在語言中找一個有位置的名字，讓這些感受在人類的語言世界中「成為某物」，並得以定位、得以回應、得以活著。
以維根斯坦的角度來看，我之所以安定，不是因為給「感受」貼上了標籤，而是因為我讓我的感受進入了一場語言遊戲，也就是一種有規則、有回應、有公共使用方式的語言實踐，進入了一個我能理解、也能讓他人理解的語言世界。
母親的狀況哪裡跟我不一樣？她的語言遊戲是什麼？
母親頻繁來電。長期下來，我的感受是：她並不是要與我對話，而是找一個出口，進行一種「聲音性的宣洩」，像是把內部壓力向外拋射，而不是真正想聽到什麼建議。這就像維根斯坦在§244中對「疼痛」這個詞彙使用的描述：
「我們學會說『疼』，取代了呻吟、哀號、叫喊。」
而這些都是「用語言來表現」，而不是「一種語言上的行動」。
我試著用理解、轉譯、安撫甚至教育的方式，與她展開語言接龍，努力「建構有意義的語言遊戲」。但她的語言一再把我拖離這個遊戲的結構，像是在說：「我的語言遊戲不是這樣玩的。」
我早就感受到母親只是想傾訴，所以她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有人聽她說、有人陪她說下去、她能「說完」而未必要被解釋、分析或修正。套句爛大街的結論，母親要的就是「同理心的對話」；但用維根斯坦式的方式來看待這件事，母親的語言遊戲是：「我希望我的語言有存在的空間。」
我的感受之所以獲得安定，不是因為它被準確命名，而是因為它被世界允許存在。而母親的感受能夠安定的條件，同樣地，也是她的焦慮能被世界允許存在。而「語言」就是這個允許的場域。
這層理解與「同理心」在本質上的差異，於我而言，是一種語言姿態的轉換：我不必將情緒調頻與母親一致，毋需與她共鳴，我只需允許她在語言中存在。
我有資格「允許」任何人在語言中存在嗎？
當我腦海中冒出「我允許母親這樣說話」的念頭時，內心不免也有點惶然。我以什麼身份，去「允許」母親？甚至當我接到她的來電時，我不是對話中心，也不是語言的把關者，而是語言的接收器，有時還是語言的人質。母親其實不需要我允許她開口，她只要確認我有空，就開始講。她不是請求參與我的語言遊戲，而是直接啟動她的語言遊戲，把我拉進場裡當非自願玩家。
但當我與母親之間的權力天平日益傾斜，會不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我真的覺得自己能夠「允許」母親？這個詞彙牽涉到話語權的再製，令我不安；與其說「允許」，不如說「我不關閉她說話的可能」。
但無論使用「允許」、「不關閉」、「接納」或其他詞彙，讓他人在自己面前用不同的「語言方式」說話，本身都是一種極大的讓步。這代表同意某個自己無法參與、甚至無法辨識規則的語言遊戲，仍然被稱為語言。在這樣的社會行為中，我們能進一步確認，語言的「成立」不是中立的行為，而是由聽者與說話者共構出一個允許語言存在的空間，而非語言自我成立。
這就是語言權力的根本結構：誰的語言可以成為語言遊戲的一部分？誰被要求「說得更清楚」才能被聽見？而誰只要開口就是「有理」？
而那些被迫適應主流語言之人，是在讓渡自己原初的語言實踐方式。他們可能必須壓抑自己的語調、語速、情緒組織方式；學會使用邏輯與證據、用所謂的「理性語言」表達情緒；把碎裂的語句編排成一段段「能夠被回應」的話。
在這樣的語言體制中，我才明白：「允許」並不是我能主張的姿態，而是一場更大語言權力場中的浮動位置。
那麼，什麼叫真正的語言共享？
如果我們使用語言不是為了溝通，而是讓對方在語言中活下來，是說者與聽者共構出一個「允許語言存在的空間」，那麼，歷史上有哪場對話做到這種語言共享？此處的「語言共享」指的是：聽者與說話者彼此讓出權力的位置，使說話能被理解、延續，甚至升高為共同的存在樣態。
我想到北宋時期，慶曆四年春被貶到巴陵郡的滕宗諒，他在「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的情況下，邀請好友范仲淹共構一個語言形式：「你來看看我治理之下的岳陽樓，請你為此題記。」
這不是命令他，亦不是請他歌功頌德，而是：「我開一場語言遊戲，你進來一起玩。」更有趣的是，他深知范仲淹極可能未到過岳陽樓，所以還附了張〈洞庭秋晚圖〉 — — 這場語言遊戲還附道具。
范仲淹接受了滕宗諒的邀請，進入了這場遊戲，但他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語言節奏與情感姿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不僅是范仲淹的政治理想，更是他在滕宗諒的語言裡開出來的回應語式。范仲淹沒有更改遊戲規則，而是拉高遊戲的內涵張力，讓原本關於一個地點的書寫，變成了整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重申與再塑。
這場對話沒有面對面，但卻構成了一次語言共同體的實踐與確認。對我來說，這就是語言共享倫理的實踐；而這層價值，遠勝「亭臺樓閣記」的文學範式塑造，亦遠勝「翻騰蓄勢法」的美學意涵。
我會知道她在說話
儘管跟隨維根斯坦的腳步，在「語言遊戲」裡踅了一圈，我也必須老實承認：當我再次接到母親的來電，我仍會猶豫要不要進入她的語言場域。
我會希望自己有選擇權，並能在接受遊戲規則時仍維持我自己的語言位置。然而，至少，現在，我不再反覆追問「她要我幹嘛」；我知道「她在說話」這件事，本身就是語言的展現。
而我能接話，或接不上話，都無損於這一場語言遊戲的存在，與意義。
[1] 陳嘉映所翻譯之中譯本，將此處的「符號S」譯為「符號E」，或許是試圖賦予此一感覺記號某種語義傾向（如：Empfindung感覺，或Erlebnis經驗）。但此舉其實違背了維根斯坦的設計初衷：「S」之所以為「S」，正因為它無法在公共語言裡被識別、說明或驗證，它應該是無理可尋的標記，而非暗示一種可以理解或聯想的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