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台灣，面臨雙重壓力：內部的政治對抗與外部的經濟挑戰正交錯襲來，一是以「大罷免」為名的政治鬥爭，二是來自美國新一輪關稅政策所帶來的不確定風險。表面看似無關的兩件事，其實有一條深層連結：在全球秩序轉變與民主體制被考驗的時刻，台灣必須更清醒地思考何去何從。
一、罷免政治的陷阱：對抗為名，實則內耗
726大罷免的失敗，可見聲勢雖大，卻未必有效。823的7席罷免，從選區結構來看，基本上是「藍大於綠」的基本盤區域，例如：羅明才 新北市第11選區 合格連署數：30,878 / 連署門檻：29,664/ 但他的2024 得票數123,399 得票率：59.38%，高達6成。 這些地方原本就不是民進黨在立委選戰中容易取勝的區域。如今反而要在這些地方進行二度動員、背水一戰，對執政黨而言，不啻是場高風險的戰役。要打贏，說實在難度實在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罷免制度本設計為民主制衡的工具，卻在當前被過度操作，轉化成政治鬥爭的工具。這種「打擊政治對手」為主的罷免行動，不只消耗國家社會資源，更讓台灣陷入一場內部撕裂的風暴。罷免是否成功也許只是短期的戰果，但其代價可能是民心流失、民主制度信任基礎的削弱。柯的強力號召大罷免，全面的罷，其實有欠思考。二、美國關稅：未爆彈式的經濟挑戰
與此同時，來自太平洋彼岸的風暴也正在醞釀。美國拜登政府近期雖以「暫定措施」形式，對台灣課徵暫時性20%的關稅，讓台灣出口廠商感受壓力。其中，還有最受矚目的美國將討論是否對半導體產業課徵基於國安與產能分散考量的232條款關稅。若成真，台灣作為全球最重要的晶片生產基地之一，無疑首當其衝。不論台積電在美設廠進度如何，一旦整體關稅環境惡化，將衝擊整體台灣科技出口的競爭力，也會對台幣匯率、資金流動與就業造成層層影響。
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地緣政治壓力的延伸。美國雖口頭支持「友岸外包」與「晶片安全」，但當保護主義掛帥時，台灣即使是盟友，也不能倖免於關稅武器化的波及。一方面台灣是美國最重要的夥伴，一方面卻又要台灣繳交高額稅款，很奇怪是不？這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雖然很殘酷，但還是要面對。這方面，政府的論述與推估並不多，至少沒有讓民眾知道。所謂政通人和，相反的人和政也會通。政府的欠缺溝通，是時候該加強。
三、內外交錯：雙重壓力考驗台灣應變能力
回到大罷免與美國關稅兩件事上，儘管性質不同，一為內政、一為外交，但他們在此刻交織，反映出台灣一個更深層的困境：外部需要穩定、內部卻動盪，政策需要專注、政治卻分心。
罷免若成為常態化，政治人物便無暇長遠規劃，更難凝聚社會共識去面對像美國關稅這類的外部壓力；而若對外經濟策略不能迅速調整，恐使台灣落入「戰略焦點、經濟孤島」的尷尬局面。
政府若無法穩定政局，反而被動回應一波波的民粹攻擊，就難以統合產業意見、與美交涉、籌備因應措施。這正是今日台灣面對「大罷免」與「美國關稅」雙題時，所需的戰略視野與領導力。
平心而論，要做一件事，就是仔細評估，罷免的可能性有多高，而不是一味的強調，要與罷團站在一起，到最後罷免又不成，又再一次的傷害執政黨的信心。罷不成，就不罷，不表示就沒事，還是有其他形式的做法讓所有國民了解這些被罷立委的劣行。同樣能達到類似罷免的目的。
關稅是國人所關心的，這同樣要仔細評估，對各行各業的影響有多少。才知道如何做。
四、該怎麼辦：凝聚共識、聚焦競爭力
此刻的台灣，不缺挑戰，缺的是共識與紀律。
針對美國關稅議題，台灣政府需要加強產業溝通與前置布局，例如提前引導部分產業向非美市場轉進，強化東南亞、歐盟的市場比重；同時也該與美方展開積極談判，訴求台美供應鏈合作的互賴性，避免被一刀切地納入關稅制裁名單。
至於罷免議題，則須回到制度本質，社會應思考：是否應設立門檻更高的啟動條件？是否該建立政治人物任期穩定性的基本規範？不能讓每一次選舉結束後，都再來一輪「選後罷免」，形成永無止盡的對抗循環。
守住民主，也守住出路
2025年的台灣，是站在轉捩點的台灣。罷免風暴與關稅風險，像兩隻無形的手，同時拉扯著這座島嶼的方向。守住民主制度，不能只是投票與罷免的機械運作，更應是人民對於程序與價值的認同。而守住經濟命脈，則需要更靈活的對外策略與更深厚的產業實力。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要回答的難題，也是台灣能否持續安身立命於世界的一次試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