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2016年真實刑案
發布時間：2016年3月28日 14:30
最後更新：2025年4月15日 17:45作者：張介安
我是張介安，一名記者。那一天陽光像融化的金子，鋪滿了整個花漾社區。下午兩點半，通常是我結束採訪返回報社的間隙。我習慣在「溫馨」便利商店買杯咖啡，店門口常能看見林明義和妻子帶著他們的小女兒林曉光。四歲的曉光，像顆小小的發光體，大家都叫她「小燈泡」，她總愛在社區人行道上騎那輛粉紅色的兒童腳踏車，笑聲清脆得能敲碎午後的沉悶。
那個下午，陽光依舊刺眼。我的咖啡杯剛湊到唇邊，一聲淒厲到變調的嘶喊猛地撕裂了空氣——「曉光！」我猛地扭頭，心臟像被一隻冰冷的手攥緊。一個穿著灰色連帽外套的男人，像一截失控的鋼鐵機器，正瘋狂揮舞著一把沉重的菜刀，刀身在陽光下劃出令人眩暈的寒光。而刀光籠罩的中心，是那個小小的粉色身影。
林明義夫婦像瘋了一樣撲過去，林太太的哭喊撕心裂肺：「我的孩子啊！救命！」我幾乎是本能把滾燙的咖啡杯砸向那個男人，衝了過去。太遲了。一切都發生得太快，快得像一場殘酷的閃電。曉光小小的身體倒在血泊中，那片刺目的紅，瞬間淹沒了粉色的童車，也淹沒了春日裡所有的暖意。那個男人，陳國明，被聞聲趕來的路人死死按在地上，他臉上沒有恐懼，沒有憤怒，只有一片令人窒息的空洞，嘴裡喃喃著不成調的句子：「…奉旨…除妖…當皇帝…」
救護車淒厲的鳴笛由遠及近，像一首絕望的哀歌。我站在混亂的中心，相機沉甸甸地掛在脖子上，手指卻僵硬得無法按下快門。鏡頭裡，林太太癱坐在血泊邊緣，徒勞地伸手想觸碰女兒，指尖顫抖得不成樣子，喉嚨裡發出困獸般破碎的嗚咽。林明義雙眼赤紅，死死瞪著被壓在地上的陳國明，身體因極致的痛苦和憤怒而劇烈起伏。我移開了鏡頭。有些畫面，即使屬於新聞現場，也永遠不該被捕捉。那種深入骨髓的絕望，會灼傷所有旁觀者的眼睛。
警笛聲、哭喊聲、路人驚恐的議論聲……世界在我周圍扭曲、喧囂，而我腦中只有一個念頭在轟鳴：一個四歲的孩子，在陽光燦爛的午後，在自己家門口，被一個陌生人以如此荒謬殘暴的方式奪走了生命。為什麼？
隨後的日子，我的身份從偶然的目擊者變成了追蹤報導的記者。挖掘陳國明的人生軌跡，像翻開一本寫滿污漬和錯亂的破舊筆記。他三十三歲，無業，租住在花漾社區邊緣一處破敗的出租屋。房東和鄰居提到他時，無不搖頭皺眉：「怪人」、「總是自言自語」、「眼神直勾勾的」、「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他幾乎沒有社交，與家人關係冷漠疏離。案發前，他如同幽靈般在社區遊蕩了數小時。他的「動機」，在初步調查中顯得荒誕不經：他沉溺於一個扭曲的妄想，認為自己是被選中的「天命之人」，必須通過「斬殺妖魔」來「登基」。而那個在陽光下快樂騎車的四歲女童，在他病態的認知裡，成了必須清除的「障礙」。
林家的哀痛如同實質的霧靄，籠罩著整個社區。曉光的告別式上，小小的棺槨周圍堆滿了潔白的鮮花和五彩的紙鶴。林明義夫婦站在靈前，像兩尊被悲傷風化的石像。林太太緊緊抱著女兒生前最愛的那個兔子玩偶，彷彿那是她與世界最後的一點維繫。當司儀念出曉光的名字時，她終於崩潰，身體軟軟地滑倒在地，壓抑許久的悲鳴衝破喉嚨，那聲音裡包含著一個母親被生生剜去心臟的全部痛楚，讓在場所有人潸然淚下。林明義強撐著扶住妻子，通紅的眼睛裡沒有淚，只有一片燒盡的灰燼和深不見底的茫然。
案件進入司法程序。法庭成了另一個殘酷的戰場。精神鑑定成為焦點。由資深精神科醫師徐文淵帶領的團隊經過反覆評估，給出了明確結論：陳國明在行為時，因罹患嚴重思覺失調症，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均顯著降低。辯護律師沈志維以此為據，強調陳國明是「嚴重精神病患」，主張國家和社會對這類邊緣人群的照護系統存在巨大疏漏，並以此請求免除死刑。
每一次開庭，陳國明都像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被帶上被告席。他眼神呆滯，對法官的詢問、檢察官的指控、甚至被害者家屬錐心刺骨的陳述，都毫無反應。他沉浸在自己的喃喃低語中，彷彿周遭的一切紛擾都與他無關。這種徹底的「抽離」，比他任何激烈的反應都更令人不寒而慄。他像一面冰冷的鏡子，映照出精神疾病深淵的可怕面貌。
林家聘請的檢察官言辭如刀，直指陳國明行兇手段極其兇殘，目標選擇完全隨機，對毫無反抗能力的幼童下手，社會危害性極大。他駁斥精神鑑定報告，認為陳國明在案發前能獨自購買兇器、長時間在社區遊蕩尋找目標，顯示其具備相當的現實認知和計劃能力，絕非完全喪失辨識力。他請求法庭判處極刑，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告慰無辜逝去的生命，才能撫平家屬的創傷，才能回應社會大眾對安全的強烈恐慌。
法庭辯論的硝煙瀰漫到整個社會。「司法人權促進會」（原廢死聯盟）成員在法院外舉著「反對死刑」、「精神病患不是惡魔，需要治療而非處決」的標語。另一邊，以「正義之聲」為代表的團體則高呼「殺人償命」、「還小燈泡公道」、「支持死刑」。網路上的爭論更是鋪天蓋地，勢同水火。支持廢除死刑者痛陳國家精神衛生體系的潰敗，認為殺死一個精神病患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只會讓社會逃避責任；主張死刑者則悲憤質問：「誰替那個被當街砍死的小女孩負責？誰又能保證這樣的慘劇不會再次發生？」憤怒、恐懼、悲傷、對正義的渴求、對安全的焦慮、對未來的迷茫……所有情緒在「小燈泡」這個名字下激烈碰撞、撕裂。
作為深度跟進此案的記者，我目睹了太多撕裂的瞬間。在法院外的台階上，我曾看到一位情緒激動的「正義之聲」支持者，對著一位手持「反對死刑」標語的「司法人權促進會」年輕成員怒吼：「死的不是你家孩子！你說得輕鬆！」那位年輕成員臉色蒼白，嘴唇顫抖，卻固執地沒有後退一步，眼中含著淚：「我…我只是不想再看到更多悲劇…根源不解決，還會有下一個受害者…」那一刻，口號背後的個體痛苦和無措，清晰得讓人窒息。
漫長的司法程序如同鈍刀割肉。一審，台北地方法院認定陳國明因精神障礙減刑，判處無期徒刑。檢方和林家上訴。二審，高等法院同樣判處無期徒刑。案件最終上訴至最高法院。每一次宣判，對林家都是新一輪的凌遲。林明義夫婦在鏡頭前，面容一次比一次憔悴，眼神裡的光一點點黯淡下去。他們不再激烈控訴，只剩下一種沉重的、幾乎要將人壓垮的疲憊和堅持。林太太曾低聲對我說：「張記者，痛是永遠不會過去的。我們只是…想知道一個答案，一個能讓我們女兒的死…稍微有那麼一點點意義、能阻止下一個悲劇發生的答案。死刑？無期？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答案』了…」她的話語裡沒有仇恨，只有無邊無際的悲傷和對未來的深深憂慮。
最終，最高法院的判決書落下了沉重的帷幕：維持無期徒刑。判決理由的核心，依舊是那份精神鑑定報告。法庭認為，陳國明在行為時辨識和控制能力顯著受損，依刑法規定不得判處死刑。判決書中也沉重地指出，此案暴露出社會安全網對高風險精神病患的干預存在嚴重缺失，要求行政及立法部門深刻檢討並改進相關機制。
終審定讞的消息傳來，如同在滾沸的油鍋裡又澆進一瓢冷水。社會輿論瞬間爆炸。支持廢除死刑的群體將此視為司法對精神障礙者人權保障的進步；而主張死刑的一方則悲憤難平，認為司法未能實現實質正義，讓無辜幼童的生命未能得到等值的尊重，更憂慮無期徒刑在假釋制度下可能並非真正的「終身監禁」，無法有效阻遏潛在的模仿犯罪。花漾社區裡，一種無聲的恐懼在鄰里間蔓延。家長們緊緊牽著孩子的手，警惕的目光掃視著周圍。陽光依舊明媚，卻再也驅不散那日午後留下的冰冷陰影。
案發多年後，我再次拜訪了林家。那輛小小的粉色腳踏車，靜靜地靠在客廳角落，被擦拭得一塵不染，像一個沉默的紀念碑。客廳的牆上，掛著曉光大大的笑臉照片。林明義顯得平靜了許多，鬢角已染上霜白。他告訴我，他們夫妻成立了一個小小的基金會，叫「曉光角落」，主要致力於推動兒童安全教育和社區鄰里守望計劃。
「死刑，無期…爭論好像永遠沒有盡頭。」林明義望著女兒的照片，聲音很輕，「我們改變不了判決，也帶不回曉光。但看著她笑，我們就想，能不能讓別的孩子，少一點危險？哪怕只是一點點。」他頓了頓，目光裡有深沉的痛楚，卻也有一絲微弱但執拗的光，「每次在社區看到孩子們玩，安全地、開心地玩…我們就覺得，曉光好像…還在那裡看著，還在笑。」
林太太拿出一個舊鉛筆盒，是曉光上幼兒園時用的，上面印著可愛的卡通圖案。「這是曉光的東西，」她輕輕撫摸著，指尖帶著無盡的溫柔，「我們把它放在基金會辦公室。提醒我們，也提醒每一個來做義工的人，我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那些活著的、還會笑、還會跑、還會問『為什麼』的小小的光。」她的眼淚無聲滑落，滴在鉛筆盒上，「原諒那個生病的人？我不知道…也許有一天吧。但求一個公道，一個不讓這種事再發生的改變，這是我們能替曉光做的，也是我們必須做的。」
離開林家時，暮色四合。華燈初上，社區裡傳來孩子們追逐嬉戲的笑鬧聲，清脆悅耳。我站在街角，回頭望向林家那扇透出溫暖燈光的窗戶。那個裝著「小燈泡」曉光鉛筆盒的辦公室，彷彿也散發出一種微弱卻堅韌的光芒。它無法驅散世間所有的黑暗，也無法彌合那些深刻的傷痕與分歧，但它固執地亮著，像一粒不肯熄滅的火種。
在這個關於生命、瘋狂、司法與人性的複雜漩渦中，在死刑存廢這個注定充滿爭議的永恆命題前，或許，正是無數個像這樣微弱的光點，無數份像林明義夫婦這樣在破碎後仍試圖守護他人的努力，才是我們穿越黑暗、避免墜入深淵時，所能緊緊抓住的、最真實的東西。那輛粉色的腳踏車永遠停下了，但總有人在努力修補那條讓它傾覆的道路，為了其他還在前行的車輪，為了那些尚未被黑暗吞噬的光亮。我拿出筆記本，藉著路燈的光，記下這一刻的感受。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是此刻唯一能回應那些笑聲與淚水的儀式。我知道，這個故事遠未結束，而我的記錄，也仍將繼續。
後記：筆尖的重量與微光的溫度
這篇報導，或者說這個故事的重量，遠超我寫過的任何一篇特稿。十年過去了，鍵盤敲下最後一個句點時，指尖傳來的依舊是那股熟悉的、沉甸甸的冰涼，彷彿還能觸摸到那年春日午後，灑在血泊上那過於刺眼的陽光。
作為第一現場的目擊者，這個身份像一道烙印，永遠改變了我觀看世界的方式。從按下快門記錄苦難，到選擇移開鏡頭保護絕望，這中間的掙扎，是身為記者最撕裂的功課。我記錄了陳國明空洞的眼神，記錄了林明義夫婦一寸寸被悲傷風蝕的容顏，記錄了法庭上冰冷的法條與沸騰的民意如何激烈碰撞。每一個字，都像在搬運一塊沉重的石頭，壘砌著這個名為「小燈泡」事件的紀念碑。它不僅是關於一個孩子的消逝，更是關於我們這個社會集體的創傷、困惑與艱難的尋路過程。
死刑存廢的爭議，在曉光事件後，如同被投入巨石的深潭，激起千層浪，迴盪至今。每一次類似的悲劇發生，這爭論必將再起，尖銳而痛苦。支持與反對的聲浪，我都曾近距離傾聽。在法院台階上目睹的對峙，那年輕成員含淚的「根源不解決，還會有下一個受害者…」，以及對方悲憤的「死的不是你家孩子！」，這兩句話，像兩把鋒利的刀，精準地剖開了這個難題的核心：對正義極致而不同的渴求，對安全無法消弭的恐懼，以及對社會責任歸屬的深刻分歧。誰的痛更重？誰的訴求更「正義」？作為記者，我無權評判，只能忠實呈現這片荊棘叢生的人性與制度困境。
陳國明最終因思覺失調症獲判無期徒刑。這個判決，將巨大的問號拋向了社會：我們對精神疾病的認知與照護網絡，是否足夠堅韌，能兜住那些滑向深淵的靈魂？陳國明不是第一個，也絕非最後一個。他的「奉旨除妖」聽來荒誕，卻像一面扭曲的鏡子，映照出系統中未被填補的巨大黑洞。判決書中要求行政立法部門「深刻檢討」的字句，是司法系統沉重的嘆息，也是對整個社會的嚴肅叩問：我們是否願意投入資源、建立機制，在悲劇發生前，接住下一個「陳國明」？這不僅是法律的問題，更是社會成本與集體良知的考驗。
而林家，則以另一種方式，教會我關於「活著」的重量。成立「曉光角落」基金會，推動兒童安全與社區守望，這不是一個復仇的故事，而是一個在廢墟上試圖點燈的歷程。當林明義望著社區裡安全玩耍的孩子，說出「曉光好像…還在那裡看著，還在笑」時；當林太太撫摸著那個舊鉛筆盒，低語著「為了那些活著的、還會笑、還會跑、還會問『為什麼』的小小的光」時，我感受到一種超越個人悲劇的巨大力量。他們沒有被仇恨吞噬，而是將無法承受的喪女之痛，轉化為守護他人微光的具體行動。這種轉化，並非遺忘，而是另一種更為艱難的銘記——用行動抵抗虛無，讓逝去的生命，成為保護生者的一磚一瓦。
那個放在「曉光角落」基金會裡的舊鉛筆盒，上面的卡通圖案或許會隨著時間褪色，但林太太滴落其上的淚痕，以及它所承載的溫柔與決心，卻比任何激昂的標語或冰冷的判決書都更為有力。它提醒著每一個靠近的人：在龐大的社會議題、無解的司法爭論、複雜的精神醫學課題之下，是一個曾經鮮活、如今只存於記憶與照片中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林曉光。她喜歡騎粉紅色的腳踏車。她的笑聲，曾經清脆地敲碎過午後的沉悶。
這篇報導，是我作為一個記者，在巨大悲劇與複雜爭議面前，所能獻上的最誠摯的記錄與思考。它無法提供終極答案，也無力彌合所有的傷口與分歧。但我祈願，它能像「曉光角落」散發出的那點微弱光芒一樣，固執地存在著，提醒我們：在追問「為什麼」的同時，不要忘記那些具體的「誰」；在爭論宏大命題的喧囂中，依然看得見個體的痛楚與微小的努力；在面對深淵時，總還有人，願意俯身，去修補腳下那條讓光明得以延續的道路。
因為每一個孩子，都應當擁有在陽光下安全騎車、放聲大笑的權利。保護這點點微光，是我們所有人，無可推卸的責任。
張介安 謹誌
於「曉光角落」基金會成立十週年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