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許多人來說，將民主與計劃經濟放在一起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難道蘇聯的瓦解與中共的改革開放不就證實了計劃經濟的失敗與缺陷了嗎？關於這一點，右翼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大將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與米塞斯（Ludwig Mises）的論點是最常被人提及的。除了這兩人外，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也站在了傾向無政府主義的角度說明：對於認為有一種可以自上而下，從國家建設到經濟模式的規劃一切的極端理性主義與社會工程學也是一種妄想（註一）。
儘管左翼往往視海耶克與米塞斯如洪水猛獸，但是以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海耶克等人對中央集權、高度指令性經濟與僵化官僚模式的批判是正確的。可惜，海耶克對於計劃經濟所提供的另一種解決之道：「讓市場來自行處理一切，知識都在市場裡」是錯誤且反動的，必須被嚴加拒絕。以下我將從知識論的角度闡述這樣的立場。
首先，對於蘇聯那種高度的由上而下發號施令的經濟模式實際上毋須借助海耶克與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理論資源，僅憑古典馬克思主義所推崇的「工人階級 的解放是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與「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就可以處理這類的知識論問題（註二）。古典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Lev Trotskiy）便表示過：「天下沒有一個萬能的頭腦」可以「制定一個沒有錯誤的、什麼都包含在內的經濟計畫，從麥田的畝數開始，一直到背心上的最後一個鈕扣。」
其次，根據系統哲學家，阿根廷加拿大裔的 Mario Bunge 對於計畫的區分來看：「僵化的(或非適應性)與彈性的(或適應性)」（註三）。計畫本身實際上也有異質性，不能夠將所有的計畫都歸類於蘇聯模式。對於 Bunge 而言，社會政策首要目標是解決社會問題，而社會問題本身是社會這個系統的反應，因此：「所有的社會系統都需要計劃，但計劃應該是在地的、參與的技術上有競爭力的，彈性的」（註四）。
Bunge 本人贊同計畫，並且作為對「庸俗馬克思主義」最強而有力的批判者 之一（註五），他不介意繼續使用這個詞彙。同時 Bunge 也指出「幾乎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計畫」。我也贊同這個立場，實際上計畫在我們的現實中無處不在，例如：科學研究需要計畫、直播企劃也需要計畫書。計畫實際上沒有很可怕，他就在我們身邊。
而為了讓計畫能夠成功，以避免重蹈「歷史覆轍」，Bunge 便指出:「利益相關者（必須）參與討論與行動」（註六）。這便意味著需要將民主的元素引進計劃經濟理論的討論中。海耶克認為任何的知識都無法勝過市場自身的調整， 但現實生活中往往是底層、在地人民對於如何解決社會問題有更為深刻的理解。 Bunge 也說明：「市場本身不創造，他只會要求與選擇」（註七）。僅以科技發展來說，科技的發展不是來自某科學家的天才或市場的力量，而是來自科學—技術—工業的系統。
我同意 Pat Devin 的意見，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往往以「資本主義是人類理性的呈現」為由為其辯護，同時說明市場的神聖不可侵犯性與超歷史性。然而這種論點沒有區分所謂的「交換」與「市場力量」的差異。交換確實廣泛存在於人類歷史與社會中，然而市場力量唯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才會佔據主導性地位。根據 Devin 的定義，市場力量：「個別決策制定者全然出於自利，未經事先有意識的協調，而獨立做出原子化的過程······在這種狀況下導致的（經濟）變化的過程」（註八）。同時我們也需要說明對於資本家來說理性的行為對資本主義來說不一定就是有利的，例如資本家理應隨時調整工人工資已追上物價，使生產—消費不至於中斷，但是資本家這樣做對於資本主義不一定有利，而資本家也不一定會這樣做。所以實際上資本主義經濟與「理性」是無關的，他更多是一種「無政府狀態」。
而為了解決這種經濟上的無政府、非理性傾向，民主計劃經濟理論就有必要 再次進入我們的視野中。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底層邏輯之一就是:「無限制的追求利潤」，而這種運作給社會帶來的就是生態危機與週期性的經濟危機，還有就是工作場所中的獨裁傾向。在我看來，民主計劃經濟有潛力提供除了資本主義經濟外的替代方案：
一、將民主從政治場域推廣到所有領域，特別是以工作場所為基礎，再到整個生產者掌握生產資料的經濟民主。
二、以計畫，「各取所需，各取所能」的標準來取代無上限追求利潤的邏輯，真正實現理性決策並鼓勵合作，而非盲目競爭。
三、由於理性、民主、計畫等元素已經被引入經濟中，所以因為無上限追求利潤、 生產關係矛盾與過度生產所引發的生態與經濟危機就可以得到大幅度的解決。
長年以來，許多中文世界的左翼（特別是台灣）往往很難給出除了福利國家之外的修正路線，或是只批判不給替代方案。在我看來，這是由於對政治經濟學 理論的全面棄守所導致的（註九）。如今資本主義社會面臨越來越多的危機，左 翼應該重回大眾視野，並給出至少理論上可行且具有「可欲」性的另類經濟模式。 而不是只固守「批判就好」的陳腐界線。
參考資料與註解
註一：見 James Scott 的《國家的視角》一書。
註二：根據美國社會主義者 Hal Draper 的意見，屬於「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者」 的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羅莎盧森堡等人。由上而下的社會主義者則有伯恩斯坦、斯大林等。見Draper, Hal(1977)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I.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註三：見 Bunge M(1998)Social Science under Debate: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p349-350.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註四：見 Bunge, M(2011)〈從辯證唯物主義到系統唯物主義〉，萬毓澤譯。頁13-14。（Mario Bunge 教授訪問中國指定翻譯。）
註五：Bunge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更多是學術性而非政治性。此外考量到 Bunge 的知識量能與思維邏輯的縝密性，他對於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在我看來值得任何一位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真回應。儘管如此，我有時候仍不同意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見（例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Bunge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我認為其實是一個「拼接怪」，由辯證法（黑格爾且具有模糊傾向）、樸素實在論(早期列寧)、精神物質和文化經濟二元論（基礎/上層建築模型）、 經濟主義、功利主義組成。
註六：見註三引書，頁 350。
註七：見 Bunge M (2000) Systemism : the alternative to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9(2).p151-152.
註八:見 Pat Devine(1998)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Self-governing Socie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註九:在我看來，如果左翼想要證明自己有能力改變社會並提供更好的建設方案， 就應該將更多心力放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並更多關注像 Pat Devine、Thomas Coutrot、Paul Cockshott 、Michael Albert 、Richard Wolff、Anwar Shaikh 等社 會主義、激進的政治經濟學家，而不是文化戰爭(Culture Wa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