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形而上學俱樂部：美國思想的故事》裡美國廢奴、進化論、實用主義、文化多元主義思想的歷史─深度政經分析（32）
(本文最近一次更新是在2024/4/28）
作者：陳華夫
這本《形而上學俱樂部-美國思想的故事》(The Metaphysical Club: A Story of Ideas)的 作者是路易士·梅南（Louis Menand），獲得2002年普立茲歷史獎，是一本關於美國現代思想創造的全美國暢銷書，簡體中譯版（698頁）約出現在20年後的2020年。（後文簡稱此書為《形》）
思想史的文章不好下筆，寫思想家的傳記？寫思想的內容？從柏拉圖開始寫？當歷史來寫？當文學小說來寫？讀者是專家學者？普通大眾？三年前，我花了萬餘字寫什麼是思想？何謂思想家？到結尾，連柏拉圖思想是啥都沒摸到邊。（見拙文什麼是「思考」？如何「洞識」？何謂「思想家」？─學習的本質（2））
讀到此書竟然大談四個十九、二十世紀美國思想家：（1）溫德爾·霍姆斯 (法學泰斗)；（2）威廉‧詹姆斯（美國現代心理學之父）；（3）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邏輯學家、科學家和符號學創始人）；（4）約翰·杜威（實證主義大師）的思想，並把它寫成了暢銷書，實在令人讚賞。
《形》的作者說此書並非美國現代哲學的論辯，而是美國現代思想歷史的闡述，他說：「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杜威都是哲學家，他們的工作也是抽象思想歷史的一部分，其哲學價值在當時就受到質疑，今天仍爭訟不斷。不過，本書並非是哲學論辯，而是歷史闡述，是通過考察美國知識份子設想的變化來描述美國生活的變化。這些設想之所以會變化，是因為這個國家變成了另一個國家。每一次變化有得就有失，這裡也一樣。這個故事，如果講好了，應該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衡量個中得失。」（《形》，頁11）
（圖片來源：陳華夫製作）
依據《形》的敍述，「關係和概率」的歸納，取代了「類型和概念」的概括，這是人類思想革命的典範轉移。《形》也敍述了統計學已進入美國思想家的視野。（後詳）
《形》的作者関鍵性的總結上述四位哲學家的思想：「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杜威想把理念、原則和信仰帶到人類的層面，因為他們不想看到藏在抽象層面的暴力。這是內戰帶給他們的教訓之一。他們的哲學設計出來，要支持的政治制度是民主。而在他們的理解中，民主不只是要讓正確的人有發言權，也要讓想錯了的人也有發言權。民主要給少數派和有異議的人留出空間，到最後多數人的利益仍然會占上風。民主意味著遊戲中人人平等，但也意味著誰都不能選擇退出。現代美國思想，與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和杜威緊密關聯的思想，代表了統一主義在思想領域取得了勝利。」（《形》，頁629）
1）美國的進化論、機率與統計學、及科學思想的歷史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1859年）用翔實的觀察和記錄及大量無可辨駁的證據，證明了生物並非如聖經所說是「上帝」所創造的，生物是不停發展變化以適應生存環境的。這是一場思想的革命，顛覆了很多人的世界觀，開啟了現代科學崛起的進程。（另見《進化思維:達爾文對我們世界觀的影響》(荷)布斯克斯（2006））
勞倫斯理學院的阿加西是反對達爾文最知名的美國學者，她在一次與同事亞薩．格雷（是達爾文在美國的通信者之一）的進化論辯論中，因為不能運用統計學和概率論的思考，而居於下風：「當然格雷並沒有真正見過物種遷移，就像阿加西也沒見過上帝創造物種一樣。他只有資料。但將資料拿來統計分析之後，他可以證明植物物種的地理分佈所遵循的規律，與冰川活動和地殼運動的證據是一致的。格雷是用關係和概率來思考，而阿加西仍在用類型和概念來思考。他無法看出來偶然怎麼可能造就秩序，他也無法想像，秩序不是思想的產物。當阿加西終於寫到達爾文的理論時，他稱之為“科學錯誤，事實就不真實，方法也不科學，其傾向更是惡意滿滿”。這可不是強詞奪理，或者說不僅僅是強詞奪理：阿加西根本就不能承認達爾文的思想也是科學。」（《形》，頁195）
依據《形》的敍述，「關係和概率」的歸納，取代了「類型和概念」的概括，這是人類思想革命的典範轉移。《形》也敍述了統計學已進入美國思想家的視野。《形》的作者詳細扼要的解說：「一旦我們的注意力重新定位於個體，就需要另一種方式進行歸納。我們不再對個體是否符合理想類型感興趣；我們現在感興趣的是，個體與其他能與之相互作用的個體之間的關係。要將相互作用的個體歸納為群體，我們就得拋棄類型、本質等語言，這樣的語言是規定性的（告訴我們所有的燕雀都應該是什麼樣子），而採用統計、概率的語言，這樣的語言是預言性的（告訴我們在特定條件下，燕雀通常可能如何行事）。關係將比類別更加重要；可變的功效，將比提前設定的目標更加重要；過渡將比分界更重要；順序將比等級結構更重要。」（《形》，頁192）
而亨利·巴克爾在其為完成的《英格蘭文明史》裡則認為統計方法為發現歷史進化法則之一個重要工具：「巴克爾的《英格蘭文明史》受到朱謙之等國內外思想家正反兩個方面的評價。朱謙之認為，我們如果能如巴克爾在《英格蘭文明史》第一章所說，以統計方法為發現歷史進化法則之一個重要工具，那麼我們可以說這種補助方法，實在再好也沒有了。他還說：我們應該知道就是歷史中之統計方法，它的功效也只能如巴克爾所說，于歷史進化的法則有所貢獻，過此便失去了歷史統計學之原來的意義了。」（《英國文明史·總論》（上、下）（英）W.M.艾爾德（William M．Aird）主編，(2022)，頁56）
而是霍姆斯 把統計學利用到法學理論：「當霍姆斯在《法律之路》中談到，儘管“對法律的理性分析來說當前的理性人以‘重要法條’為準繩……但未來的理性人是統計學的，也會對經濟瞭若指掌”。他的意思是，法律責任可以看成是造成傷害的可能性的函數，法院也會將這種傷害的代價與相關行為的社會效益相比較權衡；這樣做得越是明顯，對正式法律原則的認識與預測法庭會做出什麼判決的能力就越無關。霍姆斯在他的侵權理論中所做的，就跟達爾文在他的偶然變異帶來進化的理論中，以及麥克斯韋在他的氣體動力學理論中做的一樣：他將19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發現應用到自己的專業領域，即個體行為的不確定性可以通過從統計角度考慮平均水準的人來規範化。」（《形》，頁499）
2）美國的廢奴、自由、人權思想的歷史
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年）影響美國現代思想的生成巨大，針對掃除奴隸制度，《形》的作者說：「生活在民主社會的人不應當用相互殺伐來解決分歧。對於親歷內戰的那一代人來說，戰爭是可怕的痛苦的經歷，在他們的生命中掏了一個窟窿。對其中一些人而言，戰爭似乎不只是民主的失敗，也是文化的失敗、思想的失敗．．．．內戰掃除了南方的奴隸制文明，隨之也幾乎完全掃除了北方的知識份子文化。美國花了幾乎半個世紀才發展出可以取而代之的文化，找到一整套理念，一種思考方式，來説明國人應對現代生活的種種情形。這場上下求索就是本書的主題。」（《形》，頁9）
霍姆斯參與了南北戰爭，在戰爭結束後，他的生活方式就改變成科學態度：「霍姆斯拒絕戰前波士頓知識份子的生活方式，這反映了代際變遷。對很多經歷了戰爭的人而言，職業水準和專業技能很有吸引力；這些東西意味著客觀，對制度作為事業的高效組織者的尊重，以及現代的、科學的態度——處在其對立面的則是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和道德主義，這些觀念在戰前主導了北方知識份子的生活。」（《形》，頁98）
霍姆斯擔任大法官時，是言論自由人的英雄：「當霍姆斯以經濟改革和言論自由一以貫之的司法保護者的面目出現時，他也成了進步人士和公民自由論者——諸如路易士·布蘭代斯、勒尼德·漢德、沃爾特·李普曼，還有赫伯特·克羅利——的英雄。霍姆斯和這些人的政治見解並不一樣，但他認為作為大法官並不是非得有政治見解才行，他也沒有做什麼來阻止他們仰慕自己。（《形》，頁109）
梅盧西娜·費伊·皮爾士是位女權主義者，即查理斯·皮爾士的前妻，是位女權主義者。1918年寫了本名為《紐約：交響樂研究》的小書呼籲創立一個新的“世襲美國”政黨，政治綱領包括限制移民、強制未婚移民女性做家務、完全禁止亞洲人進入美國，其理由是：「唯一的、充分且必要的原因是他們對待女性的態度他們將自己的女性看成是低等種姓，還有他們厚顏無恥的一夫多妻、揮霍浪費和雞奸……讓我們的土地休耕、礦山不要開採，難道不是好過把我們自己暴露在異教徒的污染中間，讓他們定居下來傳播那些讓人噁心的行徑嗎？他們自己已經因為那種種行徑成為過街老鼠，智力上只會隨聲附和，懦弱無能。此外還有夏威夷人、菲律賓人和黑人的放蕩，在我們的基督教理想和制度中成長起來的異教，難道不是已經比我們想要掃除的還要多嗎？（《形》，頁557）
3）美國認識論、實用主義、宗教信仰的思想歷史
皮爾士大量的著作都是在探討如何「知道」的問題，這是「認識論」的問題，並與詹姆斯、霍姆斯等成立了「形而上學俱樂部」來研討：「如果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全都亂七八糟，那我們說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的什麼事情的時候意味著什麼？實際上查理斯·皮爾士的著述——關於邏輯學、符號學、數學、天文學、計量學、物理學、心理學還有哲學的大量作品，其中大部分都要麼未出版要麼未完成——都在致力於這個問題。他的答案有好幾部分，而將這些答案融為一體——以一種跟他自己的信念（相信人格神存在）相一致的形式——成了他一生的重擔。但他的答案有一部分是，在一個所有事件都不確定，感知也不夠可靠的宇宙中，“知道”不能算是個體思想對現實的“映照”。每一個人的思想所反映的現實都不一樣——就算是同一個人的思想，在不同時間的反映也會不同——而無論是哪種情形，現實都不會靜候太久，讓你能精確映照出來。因此皮爾士的結論是，知識必須是社會性的。這是他對美國思想最重要的貢獻，而當他在晚年回憶他是如何構想出這個結論的時候，恰如其分地將其描述為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就是1872年他跟威廉·詹姆斯、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以及另外幾位在劍橋成立的坐而論道的團體，形而上學俱樂部。」（《形》，頁293）
威廉·詹姆斯創造實用主義是為了幫助查理斯·皮爾士。當詹姆斯向大家介紹了“實用主義”一詞。他告訴聽眾，實用主義來自：「一位哲學家，他已出版的著作……並不能表露他的才華。我說的是查理斯·桑德斯·皮爾士先生，我敢說你們很多人對他的哲學家身份都沒有多少瞭解。他是當代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務實主義的原則——或者按他的說法，叫做實用主義；當我1870年代在劍橋第一次聽他闡明這一原則時——我發現自己越來越相信，這就是我們找到正確道路的線索或指南針。」（《形》，頁503）
《形》的作者說：「實用主義描述的是人們的思考方式——人們提出想法、形成信仰、做出決定的方式。當我們可以做另一件事情的時候，是什麼讓我們決定做這件事情？這個問題似乎沒法回答，因為生活呈現給我們那麼多不同類型的選擇，沒法期待有哪種單一的解釋能滿足所有情形。決定點龍蝦還是牛排，跟決定被告是否有超過合理懷疑的罪責，不是一回事。前一種情形下（假設價格不是問題）我們會考慮自己的偏好；後一種情形下我們就得求助於自己的判斷，並努力將自己的偏好排除在外。但知道某個決定大致屬於什麼類別——知道這是個人偏好問題還是客觀判斷問題——並不會讓這個決定變得更容易。跟你一起吃飯的人會不耐煩地說：“點你想吃就好了。”但問題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想吃什麼。你想吃什麼，正是你眼下想弄清楚的問題。“點你想吃的就好了”只不過是關於你該用什麼標準來引導自己慎重考慮的一則小小建議。這不是你面對功能表問題時的解決方案——就好像“做正確的事”和“說真話”也只是對標準的建議，而非對真實困境的答案一樣。真正的困難是，在你需要直面的特定情形中，最正確的事情或最誠實的說法究竟是什麼。找到解決自己口味偏好的辦法，並不比找到解決公正或真實與否的辦法更難，也不會更容易（儘管前者通常來講沒有那麼重要），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做出這種決定——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真的——就跟在餐館決定點什麼是一樣的。」（《形》，頁505）
約翰·杜威很快成了詹姆斯在美國的主要盟友， 他管自己的哲學叫做“ 工具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是實驗學校大獲成功的結果。實驗學校讓他確信他的假說——思和行只是同一過程（在充滿不測風雲的宇宙中，盡我所能走好自己的路的過程）的兩個名稱——是正確的。」（《形》，頁515）
實用主義為何吸引人？
《形》的作者回答說：「詹姆斯和杜威作為實用主義者寫下的一切都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他們驅散了縈繞在19世紀幾乎每一種思想體系之上的宿命論——例如拉普拉斯、馬爾薩斯、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和馬克思這些作家筆下的機械決定論或唯物主義決定論，以及像是黑格爾、阿加西、莫里斯和皮爾士父子等作家的天命決定論或絕對主義決定論。詹姆斯和杜威描述的宇宙仍然在發展，在這個宇宙中，沒有什麼結論是預先決定的，所有問題都可以用杜威所謂的“智力活動”來解決。他們跟整整一代渴望為社會問題找到科學解決方案的學者、記者、法律專家和政策制定者交談，而這些人也很高興有了充分理由來忽略號稱已經完結的宇宙學。」（《形》，頁530）
實用主義有效的將社會學方法運用到歷史學，巴勒克拉夫說：「德國的歷史主義在美國的影響一直很大，但實用主義的反應有利於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已經建立的比較特殊的社會學方法運用於歷史學。」（《當代史學主要趨勢》[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頁33）
但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嚴厲批評實用主義：「伯特蘭·羅素於1909年寫道，如果實用主義大行其道，那麼“堅船利炮必定是形而上學真理的終極權威”。」（《形》，頁533）現今美國的政治精英大都是實用主義的信徒，屬於國際外交政策領域的新現實主義者，相信以實力地位為基礎的「堅船利炮」外交政策。而價值、道德、原則、人權、信仰、宗教等都是次要的考量。（見《觀念與外交政策信念：信念、制度與政治變遷》朱迪斯‧戈爾茨坦及羅伯特‧O.基歐漢（2005））
4）文化多元主義與現代社會之思想歷史
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是源自兩個哈佛大學的同學─賀瑞斯·卡倫和阿蘭·洛克。前者賀瑞斯·卡倫聲稱他在 1906 ─1908年和阿蘭·洛克談話中，創造了文化多元主義一詞。 賀瑞斯·卡倫日後成為美國的世俗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而阿蘭·洛克領導他自己的文化多元化計畫——哈林文藝復興。（見《差異有什麼區別？賀瑞斯·卡倫、阿蘭·洛克與美國文化多元的發展》大衛‧魏菲爾德，博士論文，(2014)）
文化多元主義是相對於黑格爾的一元論：「從哲學上來說，多元主義認為世界由獨立事物組成。任何事物都跟其他事物有關聯，但關係取決於你從哪裡出發。宇宙是多元的：連成一體，但是以多種方式，不止一種。威廉·詹姆斯喜歡說，現實各自為政。他是指事物之間所有的連接方式都是鬆散的、暫時的，而不是像黑格爾的一元論哲學那樣，邏輯上不可避免，而且是終極的、絕對的。」（《形》，頁544）
阿蘭·洛克的文化多元主義在科學上和哲學上，都與賀瑞斯·卡倫是有區別的，《形》的作者說：「他對現代性的態度。一個社會如果不再將生命看成是迴圈，就達到了現代性的狀態。在前現代社會中，生命的目的被理解為重現群體習俗和活動，人們被期望遵循父輩的生活道路，生命的終點在生命的起點就已經給定。人們知道自己生命的任務是什麼，也知道任務在什麼時候完成。在現代社會中，讓習俗重現不再被認為是存在的主要目的之一，生命的終點也不再被認為是給定的，而是被發現、被創造的。我們不再期待個人要遵循父輩的生活道路，也不認為社會的未來將完全由歷史所決定。現代社會不是簡單的重複和擴展自身，而是在無法預知的方向發生變化，個人對這種變化的貢獻也無法預先規定。投身於保護和重現自己群體的文化這一事業中，就有面對現代社會最可怕命運的危險，那就是過時。對洛克來說，贊成還是反對現代性並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應對現代性。」（《形》，頁570）
對杜威的實用主義來說，文化多元主義似乎違背了杜威自己哲學本源概念的前提。杜威1902年在為詹姆斯·馬克·鮑德溫的《哲學與心理學詞典》所撰寫的“多元主義”詞條中，寫下了這個哲學術語的全部目標：「即為“真正變化的可能性……真正多樣的可能性……［以及］自由的可能性”打下基礎——因為多元主義考慮的是個人事務，因此個體的人不是作為更大的哲學整體的一部分，而是作為完整的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選擇，或隨著生活展開，自由地建立關係。文化不是個人所能獲得的，而是一組個人可資利用的產品、活動以及態度的總稱。在洛克、伯恩和杜威所設想的現代社會中，文化是包含各種可能性的魔方。本特利關於政治利益集團的論述同樣適用于文化：每一次聯合都會在各元素之間產生新的關係。把文化當成政治問題，唯一可以總結出來的規律就是，個人對別人的產出接觸越多，可能出現的新組合就越多。既然沒有辦法離開這個魔方，那麼最有用的莫過於保證其中的自由度。」（《形》，頁580）
5）《形》的後記
《形》的作者認為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杜威的思想在冷戰到來後漸漸失色：「美國在太平洋上的伊魯吉拉伯島引爆了一枚氫彈。對很多美國人來說，世界變得非常不一樣了（當然對很多美國之外的人來說也同樣如此）。接下來的四十年，霍姆斯、詹姆斯、杜威，這些曾經在美國知識份子生活中叱吒風雲達半個世紀的人物，似乎已經完全黯然失色。從內戰經歷中應運而生的思想運動，似乎隨著冷戰到來也走向了尾聲。」（《形》，頁626）
為何這四位美國思想家的思想失色了？
這是因為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杜威的民主思想是「把理念、原則和信仰帶到人類的層面，因為他們不想看到藏在抽象層面的暴力」（《形》，頁629），而這是一種妥協，但冷戰是原則的戰爭；《形》的作者詳細的解說：「冷戰是一場關於原則的戰爭。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朝鮮、越南、尼加拉瓜——當然也是一場真刀真槍的戰爭，但是在美國，這場戰爭主要是用形象和思想來打的。因此，將妥協置於對抗之上的思維方式不會有什麼吸引力。就連那些反對冷戰的人也把他們的反對立場置於原則之上。自由社會的價值觀（這也是冷戰之所以發動的原因）是偶然的、相對的、易出錯的結構，對有些目的來說很好，對另一些目的來說就沒那麼好；這樣的觀念並不符合這個時代的道德需求。冷戰期間為捍衛美國公民自由而發起的大規模民權運動來源於一個宗教團體黑人南方浸信會，這個團體相信每個人都因為生而為人就享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正是詹姆斯和杜威覺得要質疑的那種個人主義。馬丁·路德·金並不是實用主義者，也不是相對主義者或多元主義者，如果他領導的這場運動是受到了杜威和霍姆斯而非萊恩霍爾德·尼布林和聖雄甘地的啟發，那麼這場運動是否能達到現在的成就還是個問題。冷戰期間的美國人並不反對寬容和自由的價值觀，而是恰恰相反——但是他們把這些價值觀移植到了明顯並非實用主義的土壤中。」（《形》，頁629-630）
當冷戰結束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形》的作者說：「冷戰一結束，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和杜威的思想馬上又重新冒了出來，就跟之前的消失一樣突然。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人們開始認真研究這些作家，激烈討論他們的思想，而此前四十年他們都無人問津。這是因為冷戰之後的世界有太多相互競爭的信仰體系，而不是像冷戰期間只有兩種；對任何特定信仰的決定性保持懷疑態度，對有些人來說已經再次成為重要的價值觀。這種懷疑主義所造就的政治理論認為，民主是驗證所有其他價值觀的價值觀，這樣的理論也重新受到重視。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主參與並不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民主參與本身就是目的。」（《形》，頁630）
結論：
以「關係和概率」的歸納，取代「類型和概念」的概括，是人類思想革命的典範轉移，顯示與概率論相關之統計學也已進入美國思想家的視野。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杜威想把理念、原則和信仰帶到人類的層面，他們不想看到藏在抽象層面的暴力。這是南北戰爭的教訓之一。他們四人的哲學設計出來，要支持的政治制度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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