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帝国主义”和克什米尔主权问题的陷阱
作者：哈利·杜辛斯基（Haley Duschinski）、莫娜·班（Mona Bhan）
翻译：James X
出处：Routledge Handbook of Critical Kashmir Studies, Chapter 23
引言
克什米尔与巴勒斯坦问题一样，是联合国安理会长期悬而未决的议题。克什米尔问题是在二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之后不久的非殖民化时代初期，作为两个新独立的主权（后）殖民国家之间的国际争端而确立的。本章探讨了自那时起，克什米尔主权问题是如何在国际法中形成和发展的。我们通过第三世界的国际法战略（Third Worl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law，缩写为TWAIL）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该视角突出了帝国主义以多种方式影响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将其视为“一种掠夺性体系，使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掠夺和统治合法化、重复再现并维持下去”（Mutua 2000: 31）。TWAIL方法揭示了主权、国家地位和自决等基本国际法概念的局限性（例如，参见Anghie等人，2003；Chimni，2006）。正如安吉（Anghie 2014：130）所主张的那样，
国际法中许多最重要的理论，包括最著名的主权原则，都是通过殖民遭遇产生的；这些理论的产生方式使非欧洲实体处于劣势，因此成为征服和剥夺的合适对象。
在二战后的整个时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化差异继续在国际法中形成统治和排斥的等级制度（Anghie 2004；Saito 2020）。
这些全球性的权力动态导致一些曾经被殖民的国家通过广泛宣传领土完整的原则以及使用暴力军事力量来维护其主权地位，这对其境内土著人民和无国籍人民产生了影响，他们争取自决的斗争被定性为不道德且非法（Anghie 2014：140）——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帝国主义”的动态。曾经被殖民的国家通过剥夺土著人民的权利、财产、公民权，成为定居殖民地，这种趋势使人们对“殖民”和“后殖民”的简单区分提出了质疑（Reynolds 2017：18-19；另见Osuri 2017；Reynolds and Xaiver 2016）。第三世界帝国主义制造了一个陷阱，让渴望主权和自决的无国籍人民陷入一个排斥他们的体系。
本章旨在探讨国际法秩序如何长期束缚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和行动。自克什米尔争端开始以来，克什米尔人一直被噤声和压制，并被剥夺了决定自己政治未来的机会。1947年，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政治命运仍未确定，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宣称对该地区拥有全部主权，而克什米尔印度教背景的多格拉王朝大君（一个不受欢迎且没有代表性的国家元首）与印度签署了加入印度的文书。大君是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签署的文书，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将其视为临时加入，在克什米尔人通过全民投票决定其政治命运之前一直有效。但几十年来，印度历届政府都没有履行这一承诺，而是宣扬一种主导性说法，即克什米尔加入印度是完整和决定性的，并确保了克什米尔作为印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虽然克什米尔自决运动是在二战后全球秩序的法律和政治背景下形成的，但必须将其理解为克什米尔长期自由斗争的延续，远早于1948年克什米尔被列为国际争端之前（Taseer，1973）。在克什米尔大众的历史想象中，克什米尔被强行吞并，经历了数百年的外来统治，从公元1589年的莫卧儿人开始，到后来的阿富汗人、锡克人和多格拉人统治时期。20世纪30年代，克什米尔人民反抗多格拉大君的不公正统治，这是一场重要的历史性事件，为该地区的长期抵抗和起义奠定了基础。尽管自由运动的历史悠久，但自1947年以来，克什米尔作为国际争议领土的地位决定了克什米尔人如何运用自决、建国和主权等法律概念来争取政治权利。克什米尔自决运动包括要求与巴基斯坦合并，或者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统辖包括目前由印度和巴基斯坦管理的领土。该运动围绕几个基本共识：承认土邦加入印度的临时性；承认印度占领和吞并克什米尔领土的非法性；承认不可能在印度宪法的框架内解决克什米尔争端；承认克什米尔人民在解决政治争端中的首要地位；承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全民公投计划的法律和政治约束力。这些原则在长期自由斗争的各个阶段都有所体现。例如，克什米尔抵抗运动领导人赛义德·阿里·沙阿·吉拉尼（Syed Ali Shah Geelani）始终强调克什米尔人民是三方争端中的主要当事方，同时基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表达了对巴基斯坦的强烈政治认同，以此阐述他对自决的愿景。
国际法中关于主权和自决的范式为遭受定居殖民者占领和（后）殖民国家统治的无国籍人民带来了复杂的矛盾状况。一方面，国际法为被压迫和被占领人民的解放和自由愿望提供了全球公认的框架，使他们的运动得到国际法领域自由主义者的认可并被视为合法。另一方面，这种愿望一旦转变成自决运动，就有可能被（后）殖民主权国家阻止实现，这些国家本身正在全球国际秩序中争夺权力。西方观察家可能将这些运动视为难以解决的冲突。自决的概念往往与国家领土完整的规范相冲突，因为国际法制度无法超越领土完整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Westcott 2020：129）。“当有关的人民处在一个两个主权国家之间有争议的领土时，就像克什米尔的情况那样，”国际法机构“服从国家主权的规范”，而不是支持人民的自决权（同上：127、134）。本章概述了国际法的这些矛盾是如何定义和限制克什米尔争取自由的斗争的。
我们研究了自1947年以来克什米尔被迫并入印度的过程，以及在此期间通过法律、政治和经济干预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审视了一系列历史时刻，这些时刻表明克什米尔解放斗争运用和巩固了国际法概念、类别和规范。我们探讨了国际法的工作如何同时扩大和阻碍了自决的可能性，并在此过程中延续了暴力和不公正。在结论中，我们简要思考了将克什米尔作为寻求国际法替代方案的核心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人权活动家、法律从业人员和学者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正如史瑞莫伊‧南迪尼‧高斯（Shrimoyee Nandini Ghosh 2019）所说，克什米尔人民为自由和正义而进行的长期斗争“是对帝国失忆症和一系列借口的挑衅，是真正的从底层民众那里解决国际法问题”。本章初步探讨了陷入主权困境的解放斗争如何通过国际法秩序以不同的方式争取自决权——换句话说，他们如何寻求自由和正义，不是通过为排斥他们而建立的持久机制，而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国际法”工作所形成的具有历史性和针对特定背景下的解放途径。
克什米尔加入印度
在克什米尔非殖民化和分治后的岁月里，联合国在克什米尔争端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机构角色。1947年10月26日，克什米尔土邦临时加入印度，随后，新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就克什米尔问题爆发了战争。1948年1月1日，印度正式将克什米尔争端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此前两国在克什米尔的敌对行动正不断升级。印度最初向联合国提出的申诉称，巴基斯坦国民参与了入侵克什米尔，并积极协助入侵者；印度呼吁安全理事会阻止巴基斯坦国民参与入侵并向入侵者提供协助（《经济与政治周刊》，1965年）。两周后，巴基斯坦提出反诉，称印度“通过欺诈和暴力”才获得了克什米尔的加入，而且
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穆斯林遭遇大规模屠杀、抢劫和各种暴行，这是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大君、印度联邦以及大君和印度联邦的非穆斯林臣民所为。
由于这些最初的投诉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五条提出的，安理会从一开始就根据涉及和平解决争端的第六章进行审议，该章规定安理会只能提出建议，而不能确定是否存在侵略行为并实施制裁（Korbel，1953：500）。安理会没有解决两国之间的这一根本法律冲突，从一开始就通过政治权宜之计和调解，而不是用法律解释和裁决来处理干预问题。这种方法在塑造联合国干预行动的性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如最初和后续提交的文件所述，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国际争端过去和现在都源于两国之间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大君临时加入印度的合法性的根本性法律冲突。印度的立场是，1947年10月26日，大君合法签署了加入文书；巴基斯坦国民参与了部落对克什米尔的入侵；巴基斯坦协助了部落入侵；【译者注：1947年10月，针对查谟地区多格拉军队在国民志愿服务团和伯蒂亚拉土邦军队的协助下屠杀穆斯林的回应，来自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普什图穆斯林民兵，在巴基斯坦官员的支持下，协助那些反对多格拉大君和印度联邦的起义者。印方称为“部落入侵”。印度民族主义者至今也借此强调来自巴基斯坦的“入侵部落”导致印度来保卫该土邦，合法地将克什米尔与印度联系在一起。这种殖民叙述将印度民族国家描绘成不幸的克什米尔人口的救世主，强调“部落”的外来性，刻意忽略了克什米尔人民与周边其他穆斯林人口历史上的联系。而且有学者指出冲突中65%的“部落民”其实是克什米尔本地人。详情参见哈夫莎·坎瓦尔（Hafsa Kanjwal）《殖民克什米尔：印度占领下的国家建设（Colonizing Kashmir: State-building under Indian Occupation）》，第1章】这些行为构成了对印度的侵略；因此，巴基斯坦无权参与任何关于全民投票的讨论或谈判，以决定该地区的未来——而印度承诺举行全民投票。巴基斯坦的立场是：大君的加入是非法的；任何部落起义都不是入侵，而是对印度针对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强化的迫害和压迫运动”的回应；只有在“负责任、有代表性和公正的政府恢复和平条件”的情况下才能举行全民投票。正如科尔贝尔在最初申诉六年之后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安理会没有审查加入印度的文书的法律效力，也没有就法律问题咨询国际法院的意见，更没有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关于侵略行为的任何规定，就采取了行动（Korbel，1953：507；另见Brecher，1953：205-207）。
当时的法律专家审查了签署加入书的法律效力问题。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杰拉德·菲茨莫里斯（Gerald Fitzmaurice）于1947年发表了一份法律意见，质疑克什米尔加入印度的合法性，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也同意这一观点，认为
鉴于当时的情况，1947年10月大君签署的加入文书并不能最终实现克什米尔加入任何一个自治领；克什米尔未来的问题仍有待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以某种有序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争端中的重要因素；在安理会的诉讼中，任何一方都无权声称克什米尔权利最终是由大君执行加入文书确定的。（引自Noorani 2002；另见Lone 2018：208）
这些发现与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相呼应。但安理会回避了这些基本法律问题，而是扮演了中介的角色，于1948年1月通过了第38号和第39号决议，将加入文书的内容按字面意义接受且承认其合法性，并试图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取得双方对前进道路的共识。这样，克什米尔通过一种矛盾的方式进入了联合国管辖范围，成为了一个无国籍实体，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质疑印度通过国际法及其机构提出的克什米尔已经加入这一宣称。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在南亚次大陆经历非殖民化、战争和动荡的时期，克什米尔的未来尚未确定。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大约140个“完全赋权”的土邦之一，这些土邦“尽管接受了英国王室的最高统治权，但仍享有完全的立法和司法权力”（Lamb 1991：4）。随着印度从英国独立，英国最高统治权失效，所有土邦，包括那些完全独立和那些英国控制更明显的国家，正如兰姆所说，都“在意图和目的上独立”（同上：5）。原则上，对于在英国统治下享有内部自治权的500多个土邦来说，独立仍然是一种选择（关于这些谈判的详细历史记载，请参阅Menon 1956）。对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包括蒙巴顿勋爵在内的许多英国和印度官员都清楚地知道，该邦可能会在分治后选择保持独立，尽管独立的克什米尔不符合英国或印度的政治利益（Lamb 1991：107，110）。印度主要官员承认甚至认可了克什米尔独立的可能性。1948年1月15日，印度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戈帕斯瓦米·阿扬加尔（Gopalswami Ayyangar）在安理会审议克什米尔问题时发言指出，“8月15日《印度独立法案》生效时，查谟和克什米尔与其他土邦一样，可以自由决定是加入两个自治领之一，还是保持独立”（UN Security Council 1948：13）。
在同意加入时，[印度政府]拒绝利用国家面临的直接危险，并告知统治者，一旦恢复和平，最终应该通过全民投票解决加入问题。……关于加入问题，印度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是，在任何争端中，应由有关国家的人民做出决定。（同上：20）
他继续表示：
克什米尔未来地位的问题，包括与邻国和整个世界的关系，以及另一个问题，即是否应该退出印度，加入巴基斯坦或保持独立，并有权申请加入联合国——我们认识到，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在恢复正常生活后自由决定。（同上：29）
尽管加入文书并未明确提及人民的意愿，但蒙巴顿给大君的亲笔信明确指出，在决定克什米尔的政治命运时，人民的意愿是首要考虑因素（Howley 1991: 95）。蒙巴顿在信中写道：“我国政府希望，一旦克什米尔恢复法律和秩序，其领土上清除了侵略者，该邦的加入问题就应交由人民决定”（同上）。正如霍利进一步指出的那样，很明显，加入的临时性以及包括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内的多位印度政治家明确承诺要查明人民的意愿，“引发了整个克什米尔全民投票问题”，而“人民可能会选择独立或与巴基斯坦合并”（同上）。
联合国决议也体现了对人民意愿的承诺，要求通过全民投票来确定克什米尔的政治命运。从1948年4月21日第47号决议开始，安理会发布了一系列决议，概述了通过全民投票解决克什米尔争端所需的条件。第47号决议指出，“印度和巴基斯坦应竭尽全力停止克什米尔的一切战斗”，将各自的武装力量撤至最低限度，“为举行自由公正的全民投票创造适当条件，以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是加入印度还是巴基斯坦”。有人担心，克什米尔领导人谢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可能会影响全民投票的结果，使其有利于印度。谢赫·阿卜杜拉于1948年3月5日在战争期间被任命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行政当局总理，此外，考虑到在全民投票期间负责维护法律和秩序为名而驻扎的印度军队会造成影响，第47号决议还呼吁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一名全民投票管理员，并呼吁印度采取某些措施，确保全民投票的公正性和自由性。不久之后，联合国派遣了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UNCIP），该委员会是根据1948年1月20日第39号决议成立的，旨在调查和调解争端，并监督第47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这些决议不仅承认了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还承认了他们在任何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未来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联合国安理会第47号决议显然是为了突出自决原则。然而，其措辞将全民投票的条款限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而没有将独立作为克什米尔人的潜在选择。韦斯科特（Westcott 2020）在分析联合国对克什米尔的介入时认为，联合国从一开始的干预就将国家主权规范置于克什米尔自决原则之上。鉴于战争持续不断，联合国“对国际和平的关切”占据了中心位置，因为其关注的是“促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战”，而不是“为全民投票奠定基础”（同上：133-134）。韦斯科特进一步指出，联合国之所以将国家主权作为优先事项，是因为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除了在1948年9月1日至9日与谢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举行了一次简短的会议外，未能与克什米尔当地政治代表进行有意义的接触，而且联合国将冲突视为领土争端，而不是具有自身历史、意义和背景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同上：134）。谢赫·阿卜杜拉在1944年的《新克什米尔倡议》中设想克什米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在大约同一时期与外国政要的会晤中强烈主张克什米尔独立（Lamb 1991: 189）。韦斯科特（Westcott 2020：135）写道：“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选择承认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争端的唯一当事方，这是对国家主权规范的让步，而不是真正努力推进自决原则。”
联合国决议剥夺了克什米尔的主权，并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对该地区的竞争主张。这种剥夺表明克什米尔的声音在历史上被系统性地压制。然而，联合国决议是人们“政治意识和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些决议承认并认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并确认他们的自决权（Junaid，2016）。对于克什米尔人来说，联合国决议——特别是1948年8月13日《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决议》第三部分，其中指出“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重申，希望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未来地位将根据人民的意愿决定”，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91号决议指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最终归属将根据人民的意愿决定”——这些决议对于克什米尔人渴望通过联合国承诺的自由、公平和公正的全民投票来决定其政治未来的愿望至关重要。
1948年至1949年，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多次前往次大陆考察局势，并于1948年8月13日通过了一项由三部分组成的决议，其中包括停火令和停战协议提案，并重申了全民投票的意愿。两国均接受了该决议。随后，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于1948年12月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提交了关于详细全民投票流程的最终建议。印度和巴基斯坦均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该建议随后在1949年1月5日的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决议中通过，决议指出：“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问题将通过自由公正的全民投票这一民主方式决定”。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7号决议，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提议的全民投票程序包括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一名拥有广泛权力的全民投票管理员。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的这一重要决议得到了两国的认可，但从未得到执行。在1948年至1950年期间，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通过就全民投票的条件达成协议、安排停火（1949年1月1日生效，并监督了1949年7月27日《卡拉奇协定》的签署，该协定划定了停火线，由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负责监督。1950年3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第80号决议终止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并于1951年3月30日通过第91号决议，成立了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UNMOGIP），负责观察和报告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继续通过部署在控制线区域的44个设施，执行监督、调查和报告违反停火协议的投诉的任务。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0号决议，任命澳大利亚著名法学家、高等法院法官欧文·迪克森（Owen Dixon）爵士担任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负责处理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的事务。迪克森在担任该职务的六个月期间，努力争取让利亚卡特·阿里·汗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两位总理就克什米尔分治问题达成协议，即通过有限全民投票或特定地区全民投票的方式。迪克森的提议将拉达克划归印度，将北部地区和自由克什米尔划归巴基斯坦，将查谟一分为二，并呼吁在克什米尔谷地举行全民投票。迪克森的“分治加全民投票”计划最终因以下问题而失败：在谢赫·阿卜杜拉的压迫性统治下能否举行自由、公正的全民投票，或者是否需要联合政府、由中立的第三方管理，或由联合国代表组成的执行机构——尼赫鲁认为这些提议似乎意味着抛弃的阿卜杜拉政府（见Korbel 1954a：170-174）。尼赫鲁拒绝了这些建议，即谢赫·阿卜杜拉的政府将在全民投票期间“被搁置”（Noorani 2002, 2017a）。迪克森于1950年8月23日离职。在向联合国提交报告的当天，迪克森在《政治家》杂志上描述了他为获得尼赫鲁的同意而做出的努力：
最后，我确信印度绝不会同意任何形式的非军事化，也不会同意任何形式的全民投票期限规定，因为我认为这些规定可能会导致全民投票在无法充分防范恐吓和其他形式的影响和滥用的情况下进行，从而危及全民投票的自由和公正。（引自Korbel 1954a：172）
在整个50年代，联合国通过安理会发起的调解努力继续直接参与克什米尔争端之中。
克什米尔争端的司法内政化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印度关于克什米尔的政治言论变得越来越强硬，因为克什米尔的加入不再被视为需要该州人民批准的临时安排。尽管联合国通过了多项决议，各方也进行了广泛的调解，但印度仍通过行政和司法手段，将国际争端逐步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从而在宪法上巩固了印度对暂时处于其行政控制下的前土邦的管辖权（Duschinski和Ghosh，2017）。
这一宪法巩固始于印度（1946-1949年）和查谟和克什米尔邦（1951-1956年）的宪法起草进程。由于在联合国监督的全民投票之前，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具有临时性质，因此它是印度联邦中唯一一个成立制宪会议以起草独立宪法的邦。查谟和克什米尔制宪会议选举于1951年9月至10月举行，查谟和克什米尔宪法于1956年11月17日通过（关于这些进展在联合国是如何讨论的，请参阅Brecher 1953；Qadri 2019）。1951年11月5日，谢赫·阿卜杜拉在向查谟和克什米尔制宪会议发表演讲时，称其为查谟和克什米尔“主权权力”的“储藏室”，并宣称该机构将捍卫“国家所有公民的民主权利”。然而，法律史学家认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制宪议会的成立是印度试图通过操纵制宪议会选举，使克什米尔临时且备受争议的加入印度合法化（Noorani，2011）。 只有国民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的候选人被允许参加竞选。那些对克什米尔加入印度的观点与印度官方相左的人被阻止参加竞选，他们的提名文件也被偷走了（Lone 2020：7）。
印度认为，制宪议会选举是自由公正的，因此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因此，克什米尔人无法再行使自决权（Mumtaz，2012）。然而，联合国安理会在第91号决议中明确表明了其对组建查谟和克什米尔制宪议会的立场，该决议指出，“全查谟和克什米尔国民大会”通过的关于召开制宪议会的决议“旨在确定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未来形态和隶属关系”的决议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49、51和80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1948年和1949年决议中概述的基本原则，即
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最终归属将根据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自由、民主、公正的全民投票所表达的人民意愿决定。
为了消除安理会的担忧，印度驻安理会代表贝内加尔·劳（Benegal Rau）于1951年3月29日向联合国保证，“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损害克什米尔未来加入问题的解决”（引自Chaudhri 1954：82）。他表示
安理会的一些成员似乎担心，在这个过程中，克什米尔制宪会议可能会就加入问题发表意见。如果制宪会议愿意，我们无法阻止它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该意见不会约束我国政府，也不会影响安理会的立场。（同上）
尽管贝内加尔·劳公开宣称“制宪会议无意影响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的问题，也不会妨碍其工作”（引自Hasan 1956年：27），但印度现在仍以制宪会议在1956年批准加入印度以及宣布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克什米尔合法并入印度联邦的证据。
1950年1月26日生效的印度宪法在第二十一章中纳入了第370条，标题为“临时、过渡和特殊条款”，从法律上确定了印度与查谟和克什米尔之间的特殊宪法关系，该关系建立在克什米尔的主权地位之上。第370条旨在暂时管理查谟和克什米尔与印度之间的宪法关系，直到人民能够确立政治意愿，并通过该邦自身的宪法起草程序达成最终解决方案。该条款包含了一些规定，限制了印度宪法对查谟和克什米尔的管辖权，但加入文书中列出的领域除外。第370条明确规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制宪大会拥有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与印度未来宪法关系性质的大众民主权威，并赋予该州议会废除第370条的全部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宪法将完全适用于该州。
随着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宪法起草工作的展开，查谟和克什米尔总理谢赫·阿卜杜拉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通过1952年的《德里协议》，就宪法关系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谈判，涉及最高法院的管辖权以及印度宪法中有关基本权利章节的适用等问题。1953年8月，谢赫·阿卜杜拉因被指控阴谋颠覆国家而被解除了查谟和克什米尔总理的职务，并因所谓的克什米尔阴谋案被监禁了11年，直到1964年才撤销所有指控。他由印度的忠实拥护者古拉姆·穆罕默德·巴克什（Ghulam Mohammad Bakshi）取代，后者“肩负着双重使命：通过不质疑查谟和克什米尔并入印度来证明对新德里的忠诚，并通过证明自己是克什米尔人的真正领袖来获得他们的认可”（Hassan 2009：8）。1954年2月，被清洗后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制宪会议批准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加入印度联邦，这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Korbel 1954b: 291-292）。
印度通过一系列总统令逐渐侵蚀了查谟和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将印度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展到拥有主权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1950年《宪法（适用于查谟和克什米尔）令》确立了查谟和克什米尔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框架，而1954年的总统令取代了之前的法令，在当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制宪会议批准下，执行了《德里协议》的规定，并将印度宪法的各个方面扩展到查谟和克什米尔。它规定“永久居民”是指在1954年5月14日已经是该邦公民的人，或在该日之前已在当地居住至少十年并合法拥有财产的人（参见Duschinski and Ghosh，2017；Jagota，1960）。宪法巩固过程由印度最高法院依法管理并批准。在Prem Nath Koul诉查谟和克什米尔邦（1959年）重要的初审判决中，最高法院承认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制宪会议是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与印度之间宪法关系的最终权威，第370条具有临时性质。然而，法院在随后的所有判决中均无视这一先例，特别是Sampat Prakash诉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案（1968年）、Puranlal Lakhanpal诉印度总统案（1961年）、Mohammad Maqbool Damnoo诉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案（1972年）以及最近的印度国家银行诉Santosh Gupta案（2016年）。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最高法院通过政治性极强的司法解释和应用，对克什米尔地区给予特殊法律待遇，从而积极削弱了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破坏了克什米尔的主权和自决。最高法院非但没有对印度在克什米尔的非法行为进行制衡，反而通过司法决策鼓励该邦剥夺克什米尔的政治权利和人权，并在不维护法治和正义的前提下巩固克什米尔领土。最高法院经常违反其对克什米尔人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的承诺，却为印度人民和社区争取这些权利。在涉及死刑、非法拘留、国家支持的民兵监管和生命权等案件中，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适用了不同的标准。最高法院未能“作为法律救济机构”发挥作用，公然“违反了法律和司法框架的中立性”，与印度的多数派意愿保持一致（JKCCS，个人通信）。鉴于此，克什米尔律师和民间团体一再强调，对于克什米尔这种国际公认的争端，诉诸印度司法系统是徒劳的，因为它无法提供法律补救的“适当空间”。正如国际法专家帕尔韦兹·伊姆罗兹（Parvez Imroz）所言，
司法斗争已经并将继续揭露国家的矛盾，它声称我们是一个拥有强大司法系统的民主国家，但行事却像一个极权主义实体。一旦揭露了国家及其司法机制的真相，我们就获得了向国际社会寻求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道德和法律权利。（引自Rather 2017）
正如伊姆罗兹所言，这种法律手段表明，印度通过国内法有效否认克什米尔的主权，从而长期推行第三世界帝国主义计划。
《印度河水域条约》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斗争不仅限于领土，还包括双方对克什米尔水资源长期存在的争议（Bhan 2014, 2021；Dar 2011；Wirsing 2008）。194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了一系列水资源冲突，1960年，世界银行介入，为两国斡旋达成了一项条约。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度河水系的水域被划分到两个民族国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法律纠纷，起因是印度拒绝将东旁遮普的水放流到巴基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水资源主权有着不同的理解，前者基于“专有权”（proprietary rights），而后者基于“先占优先权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ior use），这形成了两个敌对民族国家之间的历史分歧，并继续推动着他们对印度河流域水域的竞争性主张（Haines 2016：44，49）。
《印度河水域条约》（IWT）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于1960年9月19日签署的双边跨界水资源共享协议。该条约将印度河的六条主要支流划分给印度和巴基斯坦，赋予印度对印度河流域东部河流（拉维河、苏特利杰河和比斯河）的权利，而将印度河西部河流（印度河、杰赫勒姆河和杰纳布河）分配给巴基斯坦。
虽然该协议的一个既定目标是确保印度河流域河流的最佳利用，但该条约对克什米尔政治上具有争议的地位保持沉默，并忽视了克什米尔对其土地和水资源享有自决权（Bhan 2018；Nazakat and Nengroo 2012；Lone 2020）。通过国际调解的双边条约抹杀克什米尔的主权，给克什米尔人带来了法律和财政后果，他们无法利用印度河流域的水资源满足当地需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持续不断的河流水资源争端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2016年的一项信息权申请显示，印度国家水电公司（NHPC）在过去14年中从电力销售中获利300万美元，而查谟和克什米尔仅在2001年至2016年期间就从NHPC购买了1156.36亿度电力，以满足其国内能源需求（Nayak 2016；另见Parvaiz 2016）。
《印度河水域条约》的原始条款以及国际法的应用确保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主权国家在印度河流域水域的权利，同时否定了克什米尔人作为无国籍人的权利。国际法的帝国遗产，特别是《印度河水域条约》，将主权视为分配跨界河流水资源权利的根本依据，从而无视克什米尔人对其河流的权利，以及他们日常获取和拥有资源的权利。国际法学者福齐亚·隆（Fozia Lone，2020）援引了《印度河水域条约》所忽略的几项国际法规，为《印度河水域条约》损害克什米尔自决权提供了法律上的批判。她声称，条约中缺乏明确保护克什米尔水权的条款，这
与“谁亦不能以己所无予人”（nemo dat quod non habet）的原则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相冲突，该条规定，条约必须考虑“适用于任何与各方关系有关的国际法规则”。（同上：213）
《印度河水域条约》还违反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条，该条宣布了所有人的自决权，确保他们对自然财富和资源的权利（同上）。根据占领问题相关的国际法，任何占领国都无权侵占被占领土的自然资源，但《印度河水域条约》却无视克什米尔人的利益，巩固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印度河流域水域的唯一所有权，违反了国际法。《印度河水域条约》再次表明，国际法在资源利用方面维护主权原则，从而削弱了人们获取和控制重要自然资源的能力。
《西姆拉协定》、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联合国对克什米尔的干预逐渐减弱，因为在全球冷战政治的背景下，印度积极寻求阻止联合国的影响力。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时，联合国安理会确保了停火线的安全，印度的盟友苏联出面斡旋，达成了《塔什干和平协定》，结束了战争。在1948年至1971年期间，联合国安理会就克什米尔问题通过了23项决议，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后，安理会通过了最后一项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而苏联则阻止了任何进一步的决议。在这场战争之后，1972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西姆拉协定》促进了部队的撤离和战俘的交换，同时确立了争端的双边性质。
《西姆拉协定》规定：
在两国间任何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得单方面改变现状，双方都应防止组织、协助或鼓励任何不利于维护和平与和谐关系的行为。
协定接下来提到：
两国政府同意两国元首将在今后双方方便的时候再次会面，同时，双方代表将举行会谈，进一步讨论建立持久和平和关系正常化的方式和安排，包括遣返战俘和被拘留平民、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解决方案以及恢复外交关系等问题。
1989年，来自查谟的著名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活动家、学者和议员巴尔拉杰·马多克（Balraj Madhok）在评论《西姆拉协定》时说道：
“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解决方案”这句话意义重大。布托坚持在条约中加入这些字眼，使英迪拉·甘地承诺自己和她的国家要致力于三件事：查谟和克什米尔存在争端，巴基斯坦是争端的一方，以及尚未达成最终解决方案……通过签署协议，印度明确承认存在争端，而巴基斯坦是争端的一方。”
马多克对《西姆拉协定》的解释明确表明，该协定并非旨在回避悬而未决的克什米尔“最终解决方案”问题，而是承认该邦的国际争议地位。自签署以来，印度一直主张《西姆拉协定》取代了联合国此前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所有决议——尽管《协定》本身并未声明其意图推翻这些决议——且争端必须由印度和巴基斯坦双边解决。巴基斯坦认为这一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联合国有责任在解决争端中发挥积极作用。1972年之前，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首席军事观察员“在两国高层无法就地解决的许多争端中，扮演了重要的调解和仲裁者角色”（Shucksmith and White 2015: 138）。自《西姆拉协定》签署以来，巴基斯坦继续向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提交有关违反停火的投诉，而印度则停止提交投诉，并限制联合国观察员在控制线印度控制一侧的活动（Shucksmith和White，2015：138）。印度认为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的任务已经失效，而事实上并非如此（Noorani，2009）。
自1971年以来，安全理事会没有就克什米尔或印巴局势发布任何新决议，尽管1989年武装斗争升级，1999年爆发了卡吉尔战争，2001年德里印度议会遇袭后，控制线两侧的部队升级，以及2019年印度单方面取消查谟和克什米尔的特殊宪法地位。2001年10月，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首席军事观察员赫尔曼·洛伊多尔特（Hermann Loidolt）少将公开表示，“我们所有人都清楚克什米尔局势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在这个饱受折磨的国家玩弄的把戏”（《每日电讯报》，2001年）。印度外交部长谴责了这一言论，并威胁要对联合国观察员采取行动。
20世纪90年代，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在内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多次尝试进行干预，招致了印度的强烈谴责。例如，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简称ICJ）是一个总部位于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拥有联合国咨商地位，由知名法学家组成。1993年，该组织访问了控制线两侧，并于两年后发布了一份报告，从自决权这一更广泛的角度审视了人权问题（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95年）。报告得出结论：“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人民在分治时有权决定加入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并且“自决权……既没有被行使也没有被放弃，因此今天仍然可以行使。”印度政府拒绝了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报告，并认定该报告
是一份充满偏见、缺乏客观性、历史视角和准确性的文件，其先入为主的结论是通过刻意和虚假的推理，有时甚至是明显幼稚的推理得出的。（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5: Appendix）
尽管（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保持沉默，但（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机制已经注意到并表达了他们对克什米尔人权、军事化和占领者横行而不受惩罚这类现象的担忧。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及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组织在印度上台后，克什米尔的人权状况迅速急剧恶化，引发了联合国各种特别程序任务（通过新闻稿、公开报告和私下与印度沟通）以及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关注和谴责。2018年6月，联合国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Zeid Ra’ad Al Hussein）发布了一份关于2016年以来克什米尔地区侵犯人权情况的开创性报告（OHCHR 2018）。这是联合国人权事务主要机构首次发布此类报告。报告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停止侵犯人权，并“充分尊重克什米尔人民受国际法保护的自治权”。报告还呼吁人权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成立一个由联合国赞助的委员会，调查克什米尔的人权指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于2019年6月发布了一份后续报告。高级专员扎伊德及其继任者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在公开声明和人权理事会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对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的人权状况表示了持续的关注。
废除宪法370条和之后的发展
自2019年以来，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单方面策划了全面的宪法改革，以取消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从而兑现了其对右翼民族主义基础选民的承诺。根据国际法，这些行为构成了非法吞并。2019年8月5日，印度政府废除了重要的宪法条款——第370条赋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部分自治权，第35A条赋予克什米尔人永久居留权——并宣布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和政治手段，建立两个独立的联邦直辖领地，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和政治手段，“[将]占领从法律上（在法律上）‘暂时’中止克什米尔主权转变为在法律和事实上永久且不可逆转地吞并领土”（Ghosh，2019）。尽管多年来第370条因总统令而形同虚设，总统令将印度宪法延伸至该邦（Noorani 2011），但宪法条款为克什米尔人提供了“宪法保障，他们据此管理自己的有限自治和宗教自由”（Farooq and Javaid 2020：5）。由于国际争端长期悬而未决，在没有全民投票的情况下，第370条成为该地区在印度联邦中特殊半自治地位的宪法标志。第35A条（又称《永久居民法》）的废除造成了尤为严重的后果。该条款通过1954年的总统令引入，旨在延续印度宪法第370条下领土法规的原有规定。第35A条授权查谟和克什米尔立法机构定义该州的永久居民，并限制非永久居民在该州购买房产、从事永久性工作或领取教育奖学金。第35A条的废除实质上向非克什米尔居民开放了该地区。
废除第370条和重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合宪性在最高法院受到质疑，律师、活动家、政党和个人提交了大约二十多份请愿书。这些请愿书主张恢复第370条，作为克什米尔加入并融入印度联邦的关键组成部分。当然，这一立场最终损害了克什米尔根据国际法提出的自决权主张。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最高法院延续了其长期以来根据法律对查谟和克什米尔进行政治化特殊对待的传统。关于这些关键宪法问题的司法裁决显然具有时间敏感性。由萨贾德·隆恩（Sajjad Lone）领导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大会（J&K People’s Conference，简称JKPC）于2019年提交了一份请愿状，对总统令和重组法案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并于2020年11月再次提出申诉，要求尽早审理请愿书，称“请愿书应该得到紧急审理和处理，因为中央已经对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居民的权利进行了重大变更”。然而，宪法法庭并未采取行动，在过去三年中，许多法律、修正案和命令在此期间获得通过，对该地区造成了重大且无法挽回的改变，这些改变很难轻易消除。
印度通过废除第370条和第35A条，单方面且反民主地撤销了克什米尔的半自治地位，这构成了对争议领土的强行吞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这些决议保障克什米尔人民有权在自由、公正和公平的全民投票基础上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废除法案凸显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印度积极寻求国际认可，通过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席位，成为民主和人权的灯塔。与此同时，印度拒绝与联合国机构合作，拒绝接受联合国高级专员的报告，拒绝回应联合国特别程序的来函，声称这些干预侵犯了其主权。尽管国际法研究领域对废除宪法条款的行为做出了一些回应，但缺乏具体的国际干预反映出国际法继续优先考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时拒绝承认第三世界大国以暴力剥夺人民自决权的帝国主义行为。
争取解放的战略行动
在这一章中，我们概述了一系列历史时刻，这些时刻表明克什米尔自由斗争在二战后时期如何通过国际法的结构和体制构成国际争端。这一国际法框架为克什米尔制造了一个主权陷阱，它一方面为克什米尔从（后）殖民民族国家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巩固其自身的主权权力而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尽管克什米尔争取自由的斗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克什米尔被定为国际争端的那一刻，也是它陷入两个新兴民族国家之间领土争夺的时刻。印度通过高度政治化的法律裁决和执法模式以及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将国际争端纳入其国内政治体制，掩盖了占领和吞并的潜在结构和过程。2019年废除宪法370条后，支持克什米尔自由斗争的人们陷入了矛盾的境地，他们一方面主张恢复第370条、1954年总统令和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地位，而所有这些在当时临时加入印度联邦时都作为合并和巩固印度对克什米尔统治的工具。只要克什米尔的历史和未来继续在印度国家主权政治以及领土与资源法律争端的狭隘范围内决定和裁决，克什米尔的解放事业就仍然会受到严重损害。
国际法可能从根本上受到殖民和（后）殖民权力不平衡的影响。但承认帝国主义在建立这种主权陷阱中的建构作用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拒绝国际法。相反，对国际法的帝国主义陷阱进行批判性审查，为通过投资于替代性和解放性的全球正义形式来从根本上重构国际法提供了可能性。正如安吉（Anghie 2014：142）提醒我们的那样，“国际法毕竟不仅是国家创造的，也是学者、实践者和法官创造的，他们阐释了法律的意义并赋予其效力。” 国际法的转变超越了（后）殖民权力关系，需要国际律师和学者团结网络之间的战略参与，“致力于保护被国际法系统性地排除在外的人民和运动，并扩大他们的声音”（Natarajan等人，2016：1947-1948）。克什米尔解放需要以一种变革性的方式对待国际法，这种变革的动力来自人们长期以来的情感历史、生活实践以及为争夺土地和资源控制权而进行的合法与非法斗争，这些斗争挑战了现有民族国家的主权主张。
希拉里·查尔斯沃斯（Hilary Charlesworth，2002：391）问道：“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的国际法会是什么样子？” 国际法既是一种法律力量，也是一种情感力量；尽管它有着帝国主义的历史和抹杀抵抗的力量，但在第三世界帝国主义统治下遭受极端暴力侵害的社区仍在继续求助于国际法和机构寻求补救。法律学者认为，对国际法的彻底重新审视应关注“系统、持久、日常的问题”（Hansel 2019），而不仅仅是裁决“危机”情况。关注法律的日常程序和实施——即关注法律如何产生，而不仅仅是存在——必须考虑到法律和法律范式在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中的运作方式，这些环境决定了法律的解释方式，也决定了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愿望。法律人类学家已经证实，国际法并非一套僵化、统一的规范，而是受到当地历史和记忆、特定社会政治事件和时刻、以及地方、国家和跨国民间社会行为者和倡议网络的影响，同时也塑造着这些因素。学者和活动家对“全球涌现的想法”（globally generated ideas）（Levitt and Merry，2009）基于情境的应用和重新解释，使国际法得以“本土化”。
对国际法采取一种解放性的方法，不是要抛弃国际框架和机构，而是要在跨国律师、学者和活动家网络之间建立持续的合作和协商伙伴关系，他们致力于从底层重构国际法。克什米尔人权组织通过记录暴力和占领者横行而不受惩罚的结构与国内、区域和国际人权组织进行磋商，为从比较的角度对法律和权力进行批判性讨论创造空间，以及与克什米尔和国外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共同创造知识，在将克什米尔的愿望纳入更广泛的国际法范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这些工作，他们重申并提醒国际社会，克什米尔问题并非如印度所称的那样是印度的内政，因此必须根据联合国决议加以解决，这些决议保障克什米尔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作为克什米尔问题研究学者，我们的研究、学术和倡导工作都基于我们对理论和方法的承诺，即通过在学术界内外开展翻译、谈判和语境化克什米尔优先事项和观点的持续性项目，改变国际法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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