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今天2/13在Medium發布的文章，應該說是閱讀筆記吧，就搬到這裡了。
這次的讀書心得（內容摘要）是John Dower的《擁抱戰敗》中的第十二章〈憲法的民主：GHQ起草新的國民憲章〉，及第十三章〈憲法的民主：美國草案的日本化〉。對我而言這很難讀，因此我盡可能抓出我能抓的脈絡，並且寫下我感興趣的部分。如果有漏的……就漏了吧。
這兩章的概述
在第十二章與第十三章中，作者描繪了戰後日本憲法改革的過程，從美軍總司令部（GHQ）主導憲法起草，到日本政府試圖調整內容以保護自身利益的角力。這兩章的關聯在於完整展現關於民主改革與國體存續的博弈。
隨著二戰結束，日本作為戰敗國進入美軍占領時期。1946 年 2 月，GHQ 在短短一週內秘密起草了一部全新的憲法取代過去以天皇為核心的《明治憲法》。這部憲法徹底顛覆了舊有的政治結構，確立了三大核心原則：
- 人民主權 — — 終結天皇「統治權」，將主權歸於人民，讓日本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 放棄戰爭 — — 日本不再擁有戰爭作為國家主權的一部分，軍隊亦被禁止
- 基本人權保障 — — 確保所有個體（the people）享有平等權利，不再區分帝國臣民與非臣民。
GHQ 在起草過程中並未與日本政府進行充分協商，而是直接制定一部完整的憲法草案，再交由日本政府「接受」。從這裡可以看出美軍在戰後的強勢干預，也導致日本政府的震驚與疑慮。
（在第十二章中還有很多眉眉角角的細節，但對我而言，這些歷史資訊像是糾纏的毛線，我難以組織成有邏輯的文字，就不特別整理了）
第十三章大概在講日本政府的震驚與抵抗，當 GHQ 將憲法草案交給日本政府時，用作者的話說，日本官員感到措手不及。他們原本以為憲法修訂僅需針對《明治憲法》做出部分調整，但 GHQ 提出的版本卻完全重構了國家體制，甚至動搖了天皇制度的根基。
日本政府雖然無法直接拒絕這份草案，但仍然嘗試在修訂過程中進行調整，使其不至於徹底摧毀舊有體制。他們的策略包括：
- 確保天皇的象徵性存續 — — 雖然 GHQ 要求人民主權，但日本政府希望透過修訂條文，使天皇仍保有某種形式的「國家代表地位」，而不只是單純的象徵。
- 翻譯操控與法律操作 — — 日本政府刻意將 GHQ 草案中的「the people」翻譯為「國民」，從而排除台灣人、韓國人等在日外國人，使他們無法享有平等的憲法權利。（p.516）
- 為未來軍事發展保留彈性 — — GHQ 原本要求日本完全放棄軍隊，但日本政府後來透過修訂，留下了未來發展「自衛隊」的可能性。
這些調整顯示了日本政府在接受美軍憲法的同時，透過語言遊戲與法律技術來維護自身的國體。
蠻有趣的地方是，文內敘述日本官員始終想維持天皇至高無上的身分，無論是實質上的、或者只是內在心理的。我記得我有看到一段是在說，官員無法忍受人民有跟天皇一樣的權利，但回頭找就找不到了。
GHQ對維持天皇正當性的考量
在這場憲法改革的博弈中，天皇制度的存續成為最重要的議題。GHQ 之所以強調日本必須放棄戰爭（即憲法第九條），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向盟軍其他國家（尤其是蘇聯與中國）證明天皇已不再與軍國主義掛鉤，從而為天皇的存續提供正當性。
GHQ 之所以選擇為天皇存續提供正當性，主要有以下幾個關鍵考量：
首先，麥克阿瑟認為保留天皇對於維持日本社會穩定至關重要。二戰結束後，日本社會動盪不安，極端貧困、飢餓與戰後創傷使得民眾處於極度不安的狀態。若廢除天皇制度，可能會引發更大的社會動盪，甚至導致反抗佔領軍的行動。GHQ 內部文件顯示，麥克阿瑟的核心戰略之一就是利用天皇作為政治穩定的工具，以確保日本順利接受美國主導的戰後改革。
其次，國際壓力迫使 GHQ 必須迅速處理天皇問題。盟軍內部，特別是蘇聯、澳洲等國，對於天皇是否應該被審判存有疑慮，他們認為裕仁天皇應該為日本的戰爭罪行負責。因此，麥克阿瑟採取了一種策略：若能將天皇塑造成「被動的象徵性領袖」，而非戰爭決策者，那麼就能阻止國際社會要求審判天皇。GHQ 高層如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等人更是直接向日本政府表明若是日本不接受GHQ提出的新憲法，盟軍可能會要求廢除天皇制度」。
此外，GHQ 也意識到，日本內部的「共和主義」思想正在成長。例如，共產黨與部分左翼團體曾提出廢除天皇制度的憲法提案，這讓 GHQ 感到擔憂，因為如果不迅速處理天皇問題，共產主義勢力可能會利用廢除天皇的議題來擴大影響力。因此，GHQ 加速了憲法改革的進程，在保留天皇的同時，確保天皇不再擁有政治權力。
日本政府如何回應
對日本政府而言，接受第九條成為了一種妥協 — — 雖然放棄了戰爭，但至少確保了天皇不會被廢除或審判。然而，日本政府並未完全放棄軍事發展的可能性，這也為後來自衛隊的成立埋下伏筆。
面對 GHQ 的壓力，日本政府選擇接受天皇象徵化的憲政安排，但同時極力強調「國體未變」，以安撫國內保守派。吉田茂（Yoshida Shigeru）與金森德次郎（Kanamori Tokujirō）等政府要員在國會辯論中，多次強調國體沒有改變，新憲法只是用不同的詞語表達過去的日本精神與思想。
另一方面，日本國會最終接受新憲法的關鍵，在於天皇被重新塑造成「超越政治的精神象徵」（p.511）。根據國會修憲委員會的最終報告，天皇被描繪為「天地共存、永恆不變的存在」，他的地位不再與政治權力掛鉤，而是作為日本人民的精神支柱。這使得保守派能夠接受新憲法，因為他們認為天皇的地位並未下降，反而因為遠離政治而變得更加神聖。
第九條憲法與國體
關於憲法中的第九條放棄戰爭條款引起爭議這件事我覺得很有趣，國會成員擔心其會對國體產生影響，尤其是天皇制度，政府試圖保證新憲法不會削弱皇室地位。為什麼這個憲法第九條會削弱天皇制度、甚至危害國體？
日本憲法第九條的制定，徹底改變了日本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戰爭權利，並進一步削弱了天皇制度的核心支柱。在戰前的日本，軍事與天皇制度緊密相連，天皇不僅是國家的象徵，更是軍隊的統帥。但新憲法明確規定日本「永遠放棄戰爭作為國家的主權」，並「不維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這對於國體而言，意味著兩個重大變化。
首先，憲法第九條切斷了天皇與軍隊的聯繫，徹底瓦解了軍國主義。在《明治憲法》下，天皇擁有「統帥權」，是國家軍事決策的最高權威。然而，新憲法的「放棄戰爭」條款使得軍事不再是國家治理的一部分，天皇也因此失去了其軍事上的正當性。沒有軍事權力的天皇，成為了純粹的象徵，無法再透過軍事動員來強化自身的統治正當性。
其次，放棄戰爭動搖了「國體」的概念。戰前的日本，國體（kokutai）被定義為天皇與國家的不可分割性，而軍事正是天皇權威的重要象徵。許多保守派官員擔憂，如果國家不再擁有軍事權力，那麼國體的核心概念將會崩潰。當時的首相吉田茂與憲法起草負責人金森德次郎（Kanamori Tokujirō）不得不透過極具模糊性的說法來維持國體的正當性，例如宣稱「水流走，河還在」 — — 試圖說明天皇雖然失去了軍事統帥權，但國體仍然存續。
然而，這樣的解釋仍無法消除日本保守勢力的不安。在國會辯論中，許多議員強調「國家應當擁有自衛的基本權利」，認為憲法第九條的嚴格限制使得日本無法保護自身，從而使天皇變得毫無實質作用。最終，這些疑慮被文字遊戲扭轉（p.516–520），即雖然憲法明文規定日本不得擁有軍隊，但後來仍然成立了「自衛隊」，試圖在法律框架內維持最低限度的軍事力量。
以上，憲法第九條的制定，使得天皇制度失去了軍事基礎，並對國體的傳統定義造成動搖。雖然日本政府透過語言修飾試圖緩和這一影響，但放棄戰爭的原則仍然改變了天皇的政治地位，從一位擁有軍權的統治者，轉變為純粹的象徵性存在。
GHQ要求日本放棄戰爭作為國家主權的一部分，並強調「主權歸於人民」的憲法架構。最初草案要求徹底禁止日本擁有軍事力量，但經過調整後語言稍微模糊，仍意味著國家去軍事化，進一步確立天皇作為「和平象徵」的角色，防止未來軍國主義復興。
在又一番鬥爭後，以作者的話來說，放棄戰爭條款可視為保留天皇制度的交換條件。美方希望通過這一條款讓國際社會接受天皇制度，並讓天皇不再與軍事權力掛鉤。這一條款的推動部分是為了確保天皇不被廢除，並鞏固天皇的象徵地位，避免其再次成為軍國主義的象徵。
總之，綜合來看，放棄戰爭條款對國體有兩方面影響：一方面削弱了天皇與軍事的聯繫，使其完全象徵化；另一方面對日本主權產生疑慮，並促使政府透過「自衛隊」調整憲法適用範圍。Dower指出，雖然這一條款強化了和平象徵的角色，但並未消除日本政府對軍事的需求，反而在不同形式下進行軍事發展。
The People
除了天皇以外，我也很關注「語言遊戲」的部分，尤其是Dower在516頁指控透過將「the people」翻譯為「國民」（国民/ Kokumin），一種民族主義意味濃厚的字眼，，日本政府成功地在維持表面上的民主化改革的同時，確保了保守派的政治利益。這一翻譯策略不僅影響了憲法的語意，也決定了憲法保障的適用對象，導致台灣人與韓國人等在日外國人被排除在法律保護之外。
GHQ 在起草憲法時，其核心目標之一是確保所有居住在日本的人都享有基本人權，無論其國籍或種族背景。因此，在英文草案中，他們使用了 “the people” 這一詞，來指涉所有受到日本法律管轄的人，而不僅僅是擁有日本國籍的公民。
這一用法反映了美國憲法的精神，特別是《美國憲法序言》中著名的「We the People」，強調政府的合法性來自於所有人民的共同契約。GHQ 期望透過這種措辭，讓日本成為一個更具普世價值的民主國家，並確保戰前被視為「日本臣民」的台灣人與韓國人不會因戰爭結束而喪失基本權利。
然而，日本政府在翻譯 GHQ 憲法草案時，刻意避免使用可能暗示「普遍人權」的詞彙。在最初的政府翻譯版本中，外務省曾將「the people」翻譯為「人民」（jinmin），這是一個較為中立的詞彙，常用於美國憲法或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理念的日譯中。（p.501）
但在憲法修訂過程中，松本烝治（Matsumoto Joji）與佐藤達夫（Sato Tatsuo）等保守派官員決定將「人民」改為「國民」（kokumin）。這一詞彙由「國」（koku）與「民」（min）兩個漢字組成，具有更強的國族意涵，暗示「國民與國家是緊密融合的整體」。（p.502）
這一變動有幾個政治效果：
- 消除「人民」與國家可能的對立關係 — — 「人民」（jinmin）在語意上可能蘊含著與國家權力相對抗的可能性，例如中國的「人民政府」或「人民解放軍」都帶有底層民眾對抗統治階級的意涵。相比之下，「國民」則強調國家與人民的和諧一致性，排除了人民對政府提出異議的空間。
- 將天皇納入「國民」的範疇 — — 日本政府後來在憲法解釋中聲稱：「天皇也是國民的一部分，因此『國民主權』並不與天皇相衝突。」這使得天皇制度得以在新憲法下保留，並且保守派可以宣稱日本的「國體」未曾改變。
- 排除台灣人與韓國人等在日外國人的權利 — — 戰前，台灣人與韓國人作為「日本帝國臣民」享有一定的法律身份，但戰後，日本政府利用「國民」這一詞，將這些人在法律保障上劃為「外國人」，從而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與社會福利。
Dower 在書中強調，日本政府有意透過細微的措辭變化，改寫了憲法的適用範圍，使得戰後日本的民主化進程在某些方面依然受到保守勢力的牽制。並且他也說，美方不知道日方的文字遊戲將外國人排除出受保護的行列。
結論
第十二章與第十三章呈現了戰後日本憲法改革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GHQ 以壓倒性優勢強行制定新憲法，第二階段則是日本政府透過修訂與翻譯策略，試圖在一定範圍內維護自身的國體。
可以看出，美國雖然主導了民主化進程，但日本政府仍然在有限的範圍內進行調整，使得最終的日本憲法既是美國的產物，也是日本自我保護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