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藍營戰狼型人物反咬建制藍、知識藍」；其實是一個重要指標，代表中國國民黨內部的權力與敘事重組正在進入『後藍營時代的重整期』．
下面分三層來講這個現象的政治意義與心理動力：
🧩 從「戰狼」到「紅衛兵」：藍營內的激化
蔡正元、邱毅這兩人都曾是國民黨時期的「戰鬥型代言人」——
以強烈反台派、反民進黨為主要戰場。 但他們後來的路線逐漸滑向「紅統民粹化」：
- 把「反民進黨」升級為「親中、反美、反西方價值」；
- 把「黨內忠誠」替換成「效忠中華民族」或「效忠中共論述」。
這樣的轉變有兩層原因：
(１) 長期被建制派「工具化後又棄用」的怨氣
在2000~2010s 的媒體戰爭時期，蔡正元與邱毅對國民黨有極高的戰術價值：
- 他們敢嗆、敢罵、能上政論節目、會製造話題；
- 可以幫建制藍「外包髒話」，讓理性派維持溫和形象。
他們是「黨的防火牆」——
建制派不用親自開火，就能讓他們在第一線攻擊綠營與媒體。 然而，這種「戰狼角色」從一開始就不是平等的政治合作，而是工具性關係。
只要進入選舉－要吸引中間選民，國民黨的知識藍就會立刻與這些戰狼劃清界線：
「那是個人發言，不代表黨立場。」
「我們要回歸理性中道，不需要口水對抗。」
對蔡正元、邱毅這些人來說，這等於在說：
「打人時要你上，選票要進場時就把你丟。」「嫌我太兇、怕我嚇跑選民。」
他們長期被用於攻擊民進黨、消耗輿論戰，但從未真正進入決策核心；這種被利用又被拋棄的情緒長期累積，某種程度也轉化為對「建制藍」的強烈敵意與報復衝動。
「當體制不再接納我，我就要證明體制比我更不純、更軟、更腐爛。」
(２) 政治市場需求轉向
在國民黨失去執政權、主流媒體話語權衰退後，轉向自媒體的「極端的紅統言論」反而更容易獲得流量與中國媒體的關注．
他們從「國民黨戰將」轉變成「兩岸紅媒的流量戰士」．
「中華民族」這種宏大敘事，反而提供了新的身份舞台。
「國民黨不要我沒關係，北京還需要我。」
一旦脫離原本國民黨建制派束縛，他們更激烈、更戲劇化，紅統化、戰狼化反而讓他們獲得「更大的舞台」。
⚔️ 攻擊的對象：是整個「建制理性藍」
趙少康、郝龍斌、甚至朱立倫這一派，代表的是國民黨仍想保持理性政黨的最後堡壘—大部分時候他們還是相信：
- 國民黨不應該被中國牽著走；
- 要能與國際溝通，尤其要跟美國維持好關係．
- 對中要保持接觸，但也要小心地保持距離．
但對蔡正元、邱毅這類「激進派（或紅統）」來說，知識藍、建制派這種姿態是軟弱的。
他們需要一個更「革命式」的敘事來鞏固自己的存在：
「建制藍是軟弱的，只有我們（激進派）才是真正反民進黨的。」
這讓他們成為一種黨內紅衛兵，透過民粹跟極端化言論來淨化「尚存一絲理性」的， 藉此重新定義「藍營忠誠」的標準。
因此，當趙少康談「中國介選」時，他觸碰到這些人最不能接受的禁忌：
趙相當於在暗示「北京也可能做錯事」，或者是教北京怎麼做事．
🧠 藍營內部的「認同再分裂」
目前藍營在「對中＆對美」出現了兩種路線：
也可視為國民黨內部的統戰內化：
同時原本應該是爭議中心的鄭麗文，目前並沒有親自回應「中國介選」「境外網軍」等爭議，因為不論她說什麼都會立刻陷入兩面火線：
- 若強硬否認，可能引爆更多媒體追問、激起「越描越黑」效應；
- 若尺度沒拿捏好，會讓藍營內戰狼派懷疑她「在切割北京」。
所以最安全的策略，就是
「由別人罵、我裝不知。」
蔡正元與邱毅在這裡扮演「代理攻擊者」的角色，他們可以用極端言辭攻擊趙少康、郝龍斌， 同時讓鄭麗文保持「我沒介入，是他們太激動」的表面中立。
這其實是非常典型的「混合式輿論操作（hybrid narrative warfare）」：
- 正規候選人(鄭麗文)保持理性姿態；
- 外圍輿論發動極端攻擊，把焦點從「中國介選」轉移到「趙少康 vs 戰狼派的罵戰」；
- 然後再由其「媒體友軍」放大這些形象、製造民調領先氛圍。
這種戰術在政治學上又被稱為「plausible deniability（可否認空間）」，即「我受益，但我不負責」。
鄭麗文既能享受蔡正元與邱毅為她洗版、壓制對手， 又能對外宣稱「那只是個人言論」。
💬 結語：
蔡正元與邱毅對國民黨建制派的攻擊、論述都更接近中共的輿論戰策略，「讓建制派被妖魔化、讓更好操控的人上台等」。
所以當趙少康說「邱毅是紅統、不值一駁」，那其實是一句極為準確的政治診斷。 而趙與郝龍斌的困境也在於：
若他們強調防中國滲透，就會被黨內激進派罵「通敵（與民進黨立場一致）」；
若他們保持沉默，那會被這境外的強力宣傳一波帶走民意風向。
這正是當前國民黨建制派的最大悲劇，把攻擊矛頭指向中國時候會失去一部份支持者，把矛頭指向綠營時候又罵不贏競爭對手．
知識藍究竟有沒有足夠的智慧走出這樣困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