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樹｜映後就談
「沒了工作，你還剩下什麼？」
不知為何，在觀看《選擇有罪》（台譯：徵人啟弒 / No Other Choice）過程中， 一直想到香港的「黎生」。別問我「黎生」是誰。巧妙在，黎生既是一個人，亦是一群人，甚至是一種象徵香港、東亞共同文化的一個符號，寄生在每一位打工仔體內。
在《選擇有罪》中，導演朴贊郁選擇把鏡頭拉得很近。他選了一張最難被社會定義的臉——中產階級，特別是那種「還不算失敗、卻快要不穩」的模樣，然後慢慢把它拆開來看。
片中主角萬洙（李炳憲 飾）是一個在紙廠任職多年的中年經理，沒有明顯缺點、也沒特別閃光。他的生活彷彿來自保險公司拍攝的形象影片。有房、有妻（還要是孫藝珍）、有孩子、有車、有狗。這一切穩固得令人不安，好像只要按下某個開關，一切就會像紙一樣裂開。
那個開關叫「裁員」。
萬洙的崩塌，顯然不僅是來自經濟困境，更是來自社會性死亡。他被新體制拋棄，在一場關於效率與革新的競賽中，他不再「被需要」。他慌張、不知所措、驚恐，最終拿起了斧頭，呀不，是種有辣椒的盆栽。
「別無選擇」這句話，在某些人眼裡，是免責；在某些人耳裡，是判決。
失去工作：身份的斷裂
電影原名《No Other Choice》，韓文片名《我無能為力》，不約而同指向一種近乎宿命的論調。在這個機制下，你若不選擇某種手段，就等著被淘汰。
這句話很冷，但很多人相信。
尤其是在職場、在亞洲、在韓國，在那些高度競爭社會裡，「失去工作」不只是收入的斷裂，更是身份的斷裂。《選擇有罪》不是第一部揭露這種焦慮的作品，奉俊昊的《上流寄生族》也曾將階級的垂直距離拍得令人窒息。但朴贊郁這次轉了個90度，關注的是「水平的自我淘汰」——在同一階層、在看似安全的中產系統裡，人們如何彼此踩踏、彼此擠壓，最終讓對方消失。
萬洙選擇拿起繼承自先祖、來自北韓的手槍，粗暴直觀地排除競爭者，與其說是惡意，不如說是一種社會灌輸的語言。
他相信只要解決掉那些「擋路的人」，就能回到那安穩的中產日常。荒謬的是，這份日常早已不復存在，只差在誰來把泥土翻開。
外人看，男人們爭的好像只是一份工作，一個 position。當事人眼中，卻是「作為一個男人、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仍然被需要」的幻影。
造紙業：一場體制與記憶的博弈
選擇以造紙廠為背景，朴贊郁設計了一個極其鋒利的隱喻。
紙，是人類文明社會溝通、記錄、秩序的起點，也是現代性被數位邏輯所取代前的最後一層肌膚。在那間把自然林木解體、削平的廠房裡，滿洙仍相信工藝、相信經驗、相信「做得久就值得留下」。
但當紙張不再被需要，取而代之的是演算法與AI效率表，這些過往的價值便一併失效。這樣的結構性轉變不是電影虛構，而是真實發生的脈絡：韓國在2020年代中期進入了新一波高科技資本併購潮，傳統產業被迫精簡、數位化，數萬人「被畢業」。這部電影，只不過是替這種現象加了一個名字、一張臉。
萬洙的臉。
那是一張我們都熟悉的臉。
可能是你父親，也可能是幾年後的自己。
在荒謬中看見自己
最讓人難以忘懷的，是電影處理暴力的方式。憑《原罪犯》而為人熟悉，今次朴贊郁不再玩視覺上的暴烈奇觀，而是選擇一種笨拙的、幾近尷尬的暴力呈現方式。萬洙的殺人過程並不乾淨利落，反而像是一場內心崩潰的即興劇。皆因他並非天生的惡人，只是一位太過「正常」的受害者。
這份「正常」，才是最讓人心驚的部分。
因為它讓我們無法完全譴責他。 也無法假裝與他無關。
電影讓我們在觀影中體會一種稀有的道德模糊感：不是所有的錯都來自個人意志，不是所有的崩壞都可以用「他活該」來概括。在那樣的系統裡，道德或許不再是人們的指南針，而是忘記被收走的古董。
與朴贊郁的距離：從復仇到失序的日常
對熟悉朴贊郁創作歷程的觀眾而言，《選擇有罪》或許是一次風格上的轉向，卻也是主題延伸的必然結果。
朴贊郁早年以「復仇三部曲」聞名，從《原罪犯》、《親切的金子》到《我要復仇》，他擅長處理極端情緒中的倫理張力，用很烈的暴力包束很柔的愛，用華麗鏡頭切開人性的裂縫。但在《選擇有罪》中，他收起了視覺上的暴烈與敘事上的懸疑，將鏡頭對準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一面。
這不再是關於「被壓迫者如何反擊」的復仇寓言，而是「系統如何讓每個人內化暴力」的社會觀察。
如果說《原罪犯》處理的是情感的負債與復仇的必然，《選擇有罪》則更像是精神上的自斷呼吸：沒有人加害主角，但整個社會的設計逼他學會自我掐喉。電影作為現實的鏡像，停止質問「你要不要復仇」，反過來問你：「你敢不適應嗎？」
朴贊郁的世界從來不信任道德的穩定性，但過去的他至少還保有對「正義」的曖昧渴望。《選擇有罪》則剝除了這層幻想。他不再拍出一隻怪物招人指責，而是給出一面鏡子，讓觀眾從自己日常的焦慮裡，逐漸看見萬洙的輪廓浮現。
名為「選擇」的困局
港譯片名《選擇有罪》（No Other Choice）別具深意，蘊含著兩層極為關鍵的語意。
其一，是我們最初直覺能感受到的道德困境：「無論你怎樣選，都是錯。」這不只是萬洙的處境，也是許多身處競爭結構中的人所面對的現實。你選擇留下，就意味著附庸體制、壓榨別人；你選擇退出，就淪為階級下滑的失敗者，現存的生活、家人的福祉也會受到波及。
這是一場沒有正確選項的考驗，每一個選擇，都指向另一種 Bad Ending。
其二，則是更直接的語義轉折：「選擇有罪」作為結果論的判決句式。在法律上，萬洙的選擇無庸置疑地觸犯了刑法，他的行動成為一條不可回頭的犯罪軌道。從「作出選擇」開始，他就已背負罪名。
在這兩種層次中，韓、英片名都捕捉了無可奈何的根本狀態，而香港譯名「選擇有罪」則以一種富含語感與倫理弧線的表述，讓這場困局的悖論更加具體可見。
有時候，語言不只是命名的工具，更是一場關於現實的再解釋。而在這部電影中，「選擇」既是動詞，也是罪名；既是自由，也是宿命。
我們是否早已「選擇有罪」？
《選擇有罪》並非完美之作。它在某些敘事轉折上略顯直接，也未必能說服所有觀眾這是一場合理的心理轉變。但它成功營造了一種極為稀有的觀看經驗——我們看到一個人的崩壞，同時目睹一整套價值系統如何從內部倒塌。
萬洙不特別，他只是那種「還撐得住」的我們，一個逐漸發現自己已經沒得選的人。他說不出來，但我們懂他。
在電影的最後，當萬洙一個人站在佈滿自動化AI機器的造紙廠時，他高興得歡呼吶喊起來，他留下來了，歷經了韓式「周處除三害」般的歷煉。但那些狂歡聲，很快就被無人機械系統的運轉聲所蓋過。萬洙這個AI監測主管的席位，又可以存活多久？
風高浪急，無人敢保證明天。只知道萬洙亦成了體制的依存者，從親手淘汰同業，變成助長下一波淘汰浪潮掀起的「專家顧問」。
還能夠不做選擇嗎？還能夠不去想：我們是否早已默默地，選擇了有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