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導論：重新定義安全的迫切性
我們正處於一個深刻的悖論之中。當前以軍事化為核心的全球安全範式，正陷入一個自我加劇的危機循環。各國為追求安全而投入的資源達到了歷史新高，然而，世界卻變得更加動盪與不確定。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所敏銳觀察到的：「不斷上升的軍事開支並未帶來更多的和平」。這一現象揭示了我們當前安全思維的根本性失靈——我們用以追求安全的工具，正積極地侵蝕著安全本身。
本白皮書的核心宗旨，便是提出一個清晰、務實且符合倫理的替代方案。我們主張，全球安全政策必須經歷一場根本性的範式轉型：從「消極和平」（Negative Peace）——僅僅是戰爭的缺席與威脅的威懾——轉向「積極和平」（Positive Peace），即一個致力於建立正義、發展與信任的社會結構與全球體系。
此一轉變並非理想主義的空泛呼籲。它是一條基於倫理學的嚴謹論證、由實證數據支持的務實路徑，旨在增進全球的長期穩定與全人類的共同福祉。我們將系統性地診斷舊範式的倫理病理，奠定新範式的原則基石，並勾勒出一套可供實踐的治理藍圖。我們以謙卑且具前瞻性的語氣，邀請政策制定者、學者及公民社會的夥伴們，共同探索此一攸關人類未來的可能性。
為此，我們必須首先深入剖析，為何當前耗資巨大的安全模型，正將我們引向一條愈發危險的道路。
2. 當前全球安全範式的倫理診斷：一項三重批判
為了全面理解當前全球軍備競賽的深層問題，僅僅分析其戰略失誤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對其進行一場深刻的倫理診斷。本章節將從西方倫理學的三個主要視角——後果論、義務論與系統倫理學——對此一範式進行系統性的審視。這種多重框架的分析，將揭示軍國主義不僅在實踐上是無效的，在道德上更是站不住腳的。
2.1 後果論的失敗：機會成本與福祉的侵蝕
後果論（Consequentialism）主張，一項政策的道德價值取決於其產生的結果。從這個視角來看，當前全球軍事開支的軌跡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道德災難。
2024年，全球軍費達到了史無前例的2.7萬億美元。與此同時，聯合國指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年度資金缺口高達4萬億美元。這兩組數字的並列，揭示了軍國主義驚人的機會成本。
表1：軍國主義驚人的機會成本
數據清楚地表明，將極小部分的軍費轉移，便能對人類福祉產生轉化性的影響。此外，軍事開支能創造就業的論點同樣站不住腳。同等金額的投資若用於教育、清潔能源或醫療保健領域，皆能創造顯著更多的就業崗位。更令人擔憂的是，軍事開支對環境造成不成比例的負面影響，其單位投資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遠高於民用領域。
最核心的矛盾在於，各國宣稱增加軍費是為了增進國家安全。然而，根據武裝衝突事件數據項目（ACLED）的數據，全球衝突事件數量不減反增，安全狀況持續惡化。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以安全為名，卻系統性地侵蝕著安全的基礎。從後果論的視角來看，這項政策在其自身的論證基礎上，已然徹底失敗。這意味著，各國所採用的倫理計算要麼存在嚴重缺陷，要麼其宣稱的目標（安全）僅是一個藉口，用以掩蓋其他未言明的目標（例如地緣政治主導權或軍工複合體的利潤）。
2.2 義務論的挑戰：衝突的認知根源與理性失靈
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常將國家預設為冷靜理性的行動者，然而，這一假設與人類心理的現實嚴重脫節。義務論（Deontology），特別是康德倫理學，將道德的重擔置於理性行動者的意志之上，但國際關係中的決策過程，正被一系列可預測的認知偏誤系統性地扭曲。
- 內群體/外群體偏誤 (In-group/Out-group Bias): 一種偏愛自身群體、並以懷疑甚至敵意看待「他者」的根本傾向。這是民族主義與地緣政治集團對抗的核心心理驅動力。
- 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 選擇性地尋找那些能夠證實既有信念（例如，關於敵對國家的惡意）的信息，而忽略反面證據，從而導致誤判與衝突升級。
- 零和偏誤 (Zero-Sum Bias): 錯誤地認為一方的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所失。這種思維謬誤是軍備競賽背後最直接的助燃劑。
這些偏誤並非偶然的錯誤，而是有其神經科學基礎。研究顯示，當我們將他人標籤化為具競爭性的外群體時，大腦中與同理心相關的區域活動會顯著降低。這種「同理心鴻溝」並非隱喻，而是一種生理上的現實，它使得慈悲變得困難，非人化變得輕易，從而為大規模暴行提供了心理學與神經學上的基礎。
這些發現對康德倫理學的基石——「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構成了深刻挑戰。該原則要求行動者依據一條他同時意願其成為普遍法則的準則來行動。這項道德測試，完全依賴於行動者進行不偏不倚、普遍化思考的能力。然而，心理學證據顯示，在群體間衝突的脈絡下，決策者因其固有的偏私性，在心理上是無法公正地執行此一測試的。當考量「增加軍備以確保安全」的準則時，他並不會意願其敵對國也遵循同樣的準則。執行普遍化測試所需的認知機制，正被基於國家認同的心理動力所系統性地損害。因此，任何一個可行的全球倫理學，都不能僅僅預設理性的存在，而必須正視並應對理性的系統性失靈。
2.3 系統倫理學的診斷：作為自體免疫性疾病的軍國主義
全球軍備競賽不僅是一系列錯誤政策的集合，它更是一個功能失調的全球體系的症狀。若將全球社群比作一個有機體，當前的安全範式正呈現出一種嚴重的病理狀態。
- 對「消極和平」（僅僅是威懾與消除威脅）的執著，如同中醫診斷中的「肝火上炎」，代表著攻擊性、短期反應與持續的敵意。整個全球軍事體系，其焦點在於撲滅表面的「火星」，卻忽略了深層的失衡。
- 將數萬億美元的資源從發展領域轉向軍事領域，這種結構性的暴力，如同「腎陰虧虛」，代表著信任、智慧與長期穩定等根本資源的耗竭。信任這一「社會資本」被侵蝕，使得外交與合作變得異常困難。
基於此診斷，我們提出一個核心論點：應將全球軍國主義重新概念化為一種系統性的自體免疫性疾病。本應保護全球身體的「免疫系統」（軍事體系）正處於過度活躍狀態，反過來攻擊其自身的關鍵器官——它耗盡了教育與醫療的資源，破壞了環境的健康，侵蝕了合作所需的社會資本。
因此，真正的「療法」絕非加強這種錯誤的免疫反應（即增加軍備）。倫理上的迫切要求，是必須平息此反應，並重建身體的基礎健康。在完成了這三重診斷後，我們必須轉向開出一帖建構性的「療癒藥方」。
3. 奠定和平新基石：積極和平的三大倫理原則
在批判了舊範式的失敗之後，現在我們必須為一個更具韌性與人性的全球安全框架奠定倫理基礎。僅僅指出錯誤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一套清晰的指導原則來引領變革。本章節將提出三大核心原則：承認集體道德責任、擁抱深刻的相互依存，以及採納一種從被動防禦轉向主動培育和平的公共衛生戰略。
3.1 原則一：承認集體道德責任
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常將國家視為孤立的個體，但更深刻的倫理洞見告訴我們，群體的行為會共同創造出共享的境遇。佛教哲學中的「共業」（collective karma）概念，可以被轉譯為一套強健的「集體道德責任」（Collective Moral Responsibility）理論。
此原則主張，國家作為一個集體的道德行動者，必須為其歷史行為（如殖民主義、資源剝削、侵略戰爭）所造成的當前全球不安全局勢承擔責任。當前許多地區的貧困、動盪與怨恨，並非憑空出現，而是數百年來不公正的全球秩序所造成的「負面共業的成熟顯現」。
這一倫理原則在國際法理上已有了重要的制度性體現，即「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原則。R2P的革命性之處在於，它將主權從一種絕對的權利，重塑為一種對內保護其人民、對外不損害他國的責任。當一個國家不能或不願履行此責任時，此責任便轉移至國際社會。
這種集體責任的視角，要求各國將裁軍、發展援助與和平建設，視為一項必須履行的道德律令，而非僅僅是可有可無的務實政策選項。
3.2 原則二：擁抱深刻的相互依存
東方哲學中的「因陀羅網」是一個強大的隱喻：它是一張由無數寶珠構成的網絡，每一顆寶珠都映現出所有其他的寶珠。這生動地闡釋了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核心信條：所有人類同屬一個單一的道德社群，我們的安全與福祉根本上是不可分割的。
此觀點與當代全球倫理學家（如瑪莎·努斯鮑姆的能力取向與托馬斯·博格的全球正義義務）的論點相呼應，但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因陀羅網的隱喻促使我們進行一次關鍵的倫理轉變：將全球軍備競賽的問題，從一種對貧困國家的「援助失敗」（一種不作為之罪），重新定義為一種主動的「造成傷害」（一種作為之罪）。
當富裕國家將巨額資源投入軍備，同時維持一個讓貧窮國家難以發展的全球經濟秩序時，這不僅是未能伸出援手，而是在主動地強加一個持續產生結構性暴力的全球秩序。因此，富裕國家的首要倫理義務，不僅僅是「給予更多」，而是一種更根本的、論責任——「傷害更少」。
3.3 原則三：採納公共衛生模式
道家的「無為」並非消極無所作為，而是主張停止那些徒勞且加劇問題的行為。軍備競賽正是此類行動的縮影。與此同時，中醫的「扶正祛邪」原則教導我們，最高明的策略是從根本上增強系統的健康（扶正），而非僅僅對抗症狀（祛邪）。
這促使我們提出一個安全政策的範式轉移：從「急診醫學」模型轉向「公共衛生」模型。
- 急診醫學模型（當前範式）： 以高成本、侵入性的干預（戰爭、制裁、威懾）來應對急性危機（衝突爆發）。這種模式是被動的、反應性的，且代價高昂。
- 公共衛生模型（新範式）： 關注預防、系統韌性，並投資於根本性的健康決定因素。在地緣政治領域，這相當於投資於教育、潔淨水源、經濟公平、性別平等與人權保護。這些措施能夠從根源上消除衝突的溫床，使整個全球系統對暴力衝突的「病原體」更具免疫力。
此一轉變意味著，我們必須將和平建設從一項邊緣化的、衝突後的修補活動，提升為全球治理的核心與預防性任務。這需要我們投資於穩健的「和平基礎設施」（Peace Infrastructure）——從國際人權法的強化到公民社會信任的建立。最有效的「國防」投資，是投資於全人類的共同發展。在確立了這些指導原則之後，我們將進一步勾勒出一個可供實踐的治理框架。
4. 德性治國藍圖：一個可操作的全球治理框架
從原則轉向實踐，我們需要一個更具體的行動指南。一個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框架，不能僅僅依賴僵化的規則（義務論）或搖擺的後果計算（後果論），而必須在制度文化與領導者品格中，培養特定的「政治德性」。本章節將借鑒東方智慧中的菩薩原型，提出一套基於德性倫理學（Virtue Ethics）的可操作框架，其焦點在於「一個良善的國際社會必須體現何種品質？」
4.1 治理的四種核心德性：菩薩原型政策應用
我們將四位大菩薩的典範，轉譯為指導國際關係與和平建設的四種核心政治德性。這並非宗教教義的推廣，而是將其作為一種深刻的德性倫理學框架，來豐富我們的治理工具箱。
表2：作為德性治理框架的政策功能
這個德性框架提供了一種比純粹的規則或後果主義更為柔韌、更具情境敏感性的決策指引。它不問「規則怎麼說？」，而是問：「在這個特定的脈絡下，什麼是慈悲、智慧且負責任的行動？」它能更好地應對全球政治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其方法是專注於在制度與領導者中培養正確的審議品格，而非尋找單一、普適的決策公式。
4.2 關懷的實踐：重塑外交為關係的維護
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常依賴一種抽象、個人主義的「正義倫理」，其焦點在於自主國家之間的權利與規則。我們主張，應引入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學」（Ethic of Care），並將其與生態共生及和平海洋文化（如媽祖文化所代表的互助模式）相結合，來進行一次根本性的概念重塑。
我們必須將國家從一個自主、孤立的「西伐利亞式行動者」，重新理解為一個密集網絡（經濟、生態、文化）中的「關係性的節點」。國家的身份、安全與福祉，都與其所在網絡的整體健康密不可分。
基於此，外交政策的倫理任務也隨之改變。其首要目標不再是伸張本國的抽象權利，而是「維護這個關係世界」。這意味著，外交、國際援助與多邊主義，應被視為倫理治國的核心實踐，而非服務於國家自利的次要工具。它們是照料關係、滿足需求、並回應全球網絡中脆弱性的關懷實踐。
在確立了原則與框架後，我們必須探討一個最終、也最深刻的問題：實現此一宏大轉變所需的最深層動機，究竟從何而來？
5. 結論：超越算計與義務， cultivate 一顆「不武之心」
本白皮書論證了，當前的軍事化安全範式在後果、義務與系統三個層面均是倫理上的失敗。一個基於積極和平、集體責任與德性治理的新範式，不僅是必要的，更是可行的。然而，即使有了最完美的藍圖，我們又如何才能找到並維持推動這一艱鉅轉變的集體意志？
我們必須誠實地承認，單純依賴人類的道德意志——即所謂的「自力」（self-power）——在面對根深蒂固的系統性慣性與認知偏誤時，可能會陷入一種「崇高的疲憊」。當馬克斯·韋伯所描述的責任政治家，在純粹的信念與悲劇性的後果之間掙扎時，我們看到了道德意志的極限。當我們所處的系統本身就在製造傷害，而我們進行公正推理的能力又受到內在偏誤的損害時，啟蒙時代「應然蘊含能夠」的倫理原則也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此困境之下，我們需要一種更為深刻、更為持久的動力源泉，一種超越冷峻義務與搖擺算計的動機。本白皮書最終的倡議是，一個真正持久的和平動力，來自於對一種無條件恩典，即「他力」（other-power）的體認，而這種體認所激發的核心情感，便是「感恩」。
這份感恩，並非來自於某項具體的恩惠，而是源於對我們共同存在這一事實的深刻體認與珍惜——我們共享著同一個脆弱的星球，我們的命運深刻地相互依存，這本身就是一份未曾掙得的禮物。倫理行動不再是為了證明自身價值而必須履行的沉重義務，而是對這份恩典充滿喜悅的回應。
我們在此發出一個強而有力的行動呼籲。我們邀請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不僅是採納本白皮書的政策建議，更是共同培育一種以感恩為基礎的全球倫理。我們所倡導的「不武之心」，不是一顆算計和平利益的心，也不是一顆被迫履行和平義務的心。它是一顆因深刻體會到人類的相互依存與共同脆弱，從而以喜悅、堅韌和創造性的行動來回應世界、建設和平的心。
這，才是實現真正全球安全的終極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