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在喧囂時代，諦聽和平的深層智慧
我們活在一個充滿焦慮的時代。每日的新聞，似乎都在播送著衝突升級、對立加劇的故事，全球軍事開支達到了創紀錄的2.718萬億美元，這個數字令人心驚，也令人感到無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我們很自然地會感到不安，彷彿和平的理想正在被不斷增高的壁壘與日益鋒利的武器所吞噬。
然而，與其在現有的框架下尋找答案，我們是否可以暫時停下腳步，從一個更深邃、更慈悲的智慧傳統中，找到診斷與療癒這個世界的新視角？與其問「如何贏得下一場戰爭」，不如問「如何從根本上化解戰爭的成因」。本文將分享從一份深刻的文本《不武之心》中所提煉出的五個最令人驚訝或反直覺的洞見，邀請您一同踏上這趟重新思考和平的旅程。
1. 真正的「國防」預算：我們錯置的巨大資源
「國防」的驚人機會成本：一場道德上的災難
各國政府每年投入巨資於軍事，聲稱是為了保障「國家安全」。然而，當我們將這筆開支放在天平的另一端，看看它本可以成就什麼時，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便浮現了。這是一筆驚人的機會成本。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全球每年花費2.718萬億美元在軍事上。這筆錢的極小一部分，就能解決人類最迫切的危機：
- 終結世界飢餓： 每年約需930億美元，僅佔全球軍費的不到4%。
- 應對氣候變遷： 發展中國家每年所需的適應成本約為3870億美元，約佔全球軍費的15%。
- 創造就業： 同樣一筆投資，若用於教育領域，能創造超過軍事領域兩倍的工作機會。
更具諷刺性的是，各國宣稱增加軍費是為了「安全」，但數據顯示全球安全狀況卻在持續惡化。這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悖論：我們用來追求安全的工具，正積極地侵蝕著真正的安全——那些能帶來穩定、繁榮與健康的社會基礎。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所言：
「不斷上升的軍事開支並未帶來更多的和平」。
這揭示了當前的政策在其自身的結果論基礎上，已然徹底失敗。整個系統正產出與其宣稱的效益完全相反的結果，這意味著「安全」這個目標，很可能只是一個藉口，用以掩蓋其他未言明的目標，例如地緣政治主導權或軍工複合體的利潤。這種災難性的失算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失敗，它更源於我們心智中可預測的缺陷。
2. 衝突的根源，不在遠方，而在心裡
我們的大腦如何將世界推向戰爭：內建的認知偏誤
我們常將國際衝突歸咎於政治失靈或邪惡的領導人，但一個更令人不安的真相是：衝突的種子，深植於我們每個人的大腦之中。人類心智為了快速處理複雜的世界，演化出了一系列認知捷徑，而這些捷徑，也正是助長對立與仇恨的溫床。
以下是三個關鍵的認知偏誤：
- 內群體/外群體偏誤 (In-group/Out-group Bias): 我們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傾向，會本能地偏愛與自己相似的「內群體」，同時以懷疑甚至敵意看待「外群體」。這是民族主義與地緣政治對抗的心理燃料。
- 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 我們傾向於尋找、解釋並記住那些能證實我們既有信念的資訊。如果我們相信某個國家是「敵人」，我們就會不自覺地過濾掉所有相反的證據，只看見那些能證實其「惡意」的蛛絲馬跡。
- 零和偏誤 (Zero-Sum Bias): 我們常常錯誤地認為世界是一場零和遊戲，一方的勝利必然是另一方的失敗。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導致了軍備競賽，因為「他們」的強大，就等同於「我們」的衰弱。
更進一步，當我們將他人標籤化為對立的「他者」時，大腦中與同理心相關的區域活動會顯著降低。這種「同理心鴻溝」並非隱喻，而是一種生理上的現實，它為非人化與大規模暴行提供了神經學上的基礎。這種心理現實，也對那些假定人類是純粹理性行動者的倫理體系構成了深刻挑戰。如果我們的心智系統性地偏袒己方，那麼康德倫理學所要求的、那種創造普世道德法則所必需的不偏不倚的認知工具，從一開始就已然受損。
這些認知偏誤，一旦被放大到國家層級，就成為了我們接下來將要探討的、那種全球性「自體免疫疾病」的核心驅動力。
3. 全球安全的悖論：當免疫系統開始攻擊自身
全球軍國主義：一種系統性的「自體免疫疾病」
想像一下，全球安全體系（包括軍事同盟、軍火工業、國防機構）就像人體的免疫系統，其存在的目的是保護我們免受外來威脅。但現在，這個本應保護我們的「免疫系統」已經嚴重失調。它變得過度活躍，不再區分敵我，反而開始猛烈攻擊那些維持我們長期健康的關鍵器官。
從東方醫學的視角診斷，這是一種「肝火上炎」（代表著攻擊性與敵意）的亢奮狀態，而其根源卻是「腎陰虧虛」（代表著信任、智慧等根本資源的耗竭）。全球軍國主義，正如同一種系統性的「自體免疫疾病」。
這個「攻擊」體現在兩個方面：
- 它耗盡了本應用於教育、醫療、環境保護和基礎建設的寶貴資源，如同免疫系統攻擊身體的維生器官。
- 它建立在相互威脅與不信任之上，系統性地侵蝕了合作的基礎。而信任與合作，正是解決氣候變遷、全球公衛等共同挑戰所必需的「連結組織」。
這個觀點幫助我們區分了兩種和平：「消極和平」（僅僅是沒有戰爭）與「積極和平」（存在正義、公平與和諧的社會結構）。當前的全球安全體系，過度專注於維持前者，卻諷刺地破壞了後者的根基。真正的療癒之道，不在於繼續加強這個已經失控的免疫反應（製造更多武器），而在於平息它，並將資源重新投入到重建身體的基礎健康——也就是投資於教育、公平與永續發展等「積極和平」的建設中。
4. 超越規則與算計的治國之道：四種神聖的德性
良善的治理，需要怎樣的品格？
好的政策是來自完美的規則，還是來自精密的結果計算？東方智慧提供了一種更深刻的可能：它來自領導者與國家的「品格」或「德性」。與其尋找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公式，不如培養一種能夠在複雜現實中做出明智判斷的內在品質。
我們可以將源自東方傳統的四位菩薩原型，詮釋為國家治理可以培養的四種核心德性：
- 觀音的慈悲關懷 (Compassionate Attention): 準確地感知人民與世界的苦難，不帶偏見地聆聽最微弱的聲音。這是所有正義行動的基礎與前提。
- 文殊的實踐智慧 (Practical Wisdom): 在複雜混亂的局勢中，洞悉問題的根本原因，並辨識出正確行動方向的卓越能力。這是一種超越黨派言辭的清明洞察力。
- 普賢的勤勉承諾 (Diligent Commitment): 將智慧的洞見與慈悲的關懷，轉化為持續、堅定且不畏艱難的長期行動。這是將理想付諸實踐的執行力。
- 地藏的堅定責任 (Unflinching Responsibility): 即使在最黑暗、最絕望的情況下（如同在地獄中），也絕不放棄，為最脆弱者承擔到底的決心與勇氣。
這種基於德性的治理方法，比僵化的規則（義務論）或純粹的結果計算（後果論）更具彈性與情境敏感性。它強調培養健全判斷的品格，即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實踐智慧」（phronesis），這種品質比任何單一公式，都更能應對全球政治的道德複雜性與根本不確定性。
5. 和平的終極動力：當「努力」走到盡頭
最強大的和平動力，不是責任，而是感恩
這或許是所有洞見中最具挑戰性的一個。當我們面對根深蒂固的系統性暴力和自身難以撼動的認知偏誤時，單靠我們自己的道德意志或努力（即「自力」，jiriki）是極其有限的。這會將我們困在馬克斯·韋伯所描述的「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之間的悲劇性張力中，最終導致一種「崇高的疲憊」。
這進而引出一個對倫理學基本原則的深刻質疑：「應然蘊含能夠」（ought implies can）。如果體系本身就是被建構來產生不道德的後果，而我們進行不偏不倚推理的認知能力又受到損害，那麼在何種程度上，我們還真正「能夠」做到我們「應然」要做的事？
正是在這裡，一種超越個人努力的力量，一種無條件的愛或恩典，即「他力」(tariki)，被提出來作為必要的介入。這個概念在許多偉大的宗教傳統中都有共鳴。其心理核心在於一場深刻的轉化：當一個人體會到自己是被無條件接納的，那麼倫理行動的動機，就不再是「為了證明自己價值而必須履行的沉重義務」。
它轉變為一種「對已獲之恩典的、充滿喜悅的感恩回報」。行動不再源於匱乏與焦慮，而是源於豐盛與感激。感恩，作為一種溫暖、堅韌且持久的道德情感，提供了一種比冷冰冰的責任感或功利計算，更為強大的和平動力。它讓我們在面對挫折時不會輕易放棄，因為我們的行動本身，就是一首獻給生命的讚美詩。
「不武之心」，因此，並非一顆算計了和平之利益、或被命令去締造和平的心。它是一顆被恩典所平息，並出於純粹的感恩，以喜悅、創造性且堅韌的和平建設工作來回應世界的心。
結論：從心轉化，走向真正的和平
這五個洞見構成了一幅完整的診斷圖：從全球資源錯置的明顯症狀，追溯到助長衝突的認知偏誤這一心理病原體，再到將全球軍國主義視為系統性自體免疫疾病的系統診斷。與此相對，它開出了一帖整全的療癒處方：以德性為基礎的治理作為整體療法，並以恩典與感恩作為啟動這一切的、可持續的心靈動力。
這趟旅程將我們對和平的理解，從一場需要更強大武力的外部鬥爭，深刻地轉向了一場需要更深刻智慧的內在療癒。在我們每個人的位置上，什麼才是真正的「滋陰降火」？或許，最強大的「國防」，不是建造一堵更高的牆，而是打開一扇更寬的門，用慈悲的聆聽與智慧的行動，去回應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
萬分感恩，南無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