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地理的復仇》（The Revenge of Geography）於二○一二年問世（中文版由麥田在二○一六年發行），美國知名地緣政治學者卡普蘭（Robert Kaplan）在今年一月又推出看似篇幅精簡，卻同樣旁徵博引、思想深邃，悲觀中帶著樂觀微光的新書：《荒原：政權失能、強國隕落、社群極端化，全球一命的新國際政治危機》（Waste Land: A World in Permanent Crisis）。我們可說十分幸運，精挑細選西方譯作的麥田出版社，立即完成了《荒原》中譯本。
《荒原》成書之際，還是民主黨賀錦麗（Kamala Harris）和共和黨川普（Donald Trump）為總統大位作最後激戰之時，因此卡普蘭並未提及川普二度上台令人更為駭異的內外言行。但他預言美國總統素質似乎宿命地一代不如一代；書中雖然也認為中、俄領袖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但川普領袖條件尤其不堪。
如今川普再度君臨天下，善用文學「隱喻」的卡普蘭，生動地以英國文學家艾略特（Thomas Eliot）的「荒原」（Waste Land），來看待帝國殞落、傳統湮滅、價值崩壞、領導失能、資訊狂飆、人際疏離、民粹極化的近似「威瑪化」的當代全球世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荒原》描繪的未來雖然陰霾滿布，但卡普蘭也提出剋制宿命論的出路：地理具備的在地特殊性，與歷史充滿的偶然性（contingency）。這些看法對面臨國家、社會與個人多重挑戰的所有決策人士、專家和普通讀者來說，都是充滿啟發、不可多得的及時好書。
《荒原》的蒼涼昏暗景象，是卡普蘭特意用文學的手法營造的，而且和蘇聯解體的二十世紀末，一度高歌凱進的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光明樂觀風景形成反差極大的對比。卡普蘭縱貫全書探討未來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的概念，是一個乍看下與國際政治研究無關的名詞：「威瑪全球化」（Weimar goes global）。
我們都知道一戰後威瑪共和的失敗和混亂，是造成極端主義理念如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溫床。當今世界股市噴飛、尖端科技與消費主義無遠弗屆，怎麼能與一九二○年代威瑪德國的混亂相提並論？然而，卡普蘭不僅指明兩者在帝國殞落、傳統湮滅、價值崩壞、領導失能、謠言蜂起、人際疏離、民粹極化等方面有著驚人的神似，更用細膩的筆觸，還原了納粹發動的啤酒館政變（Beer Hall Putsch），以及藉助俄國文豪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作品對沙皇末期到共產革命的俄國政治粉碎化、犬儒化、荒謬化、膚淺化、「荒原化」的描寫，揭露了威瑪化、荒原化的國內社會與國際政治的後果──一系列「人」的因素加上現代化、工業化、都市化共同構成的完美風暴，使全球像漫遊一般滑入了兩次世界大戰。
神遊於卡普蘭充滿故事畫面與分析推論的字裡行間，讀者必能感受到且絕對無法迴避的，是卡普蘭一種近乎保守主義的懷舊之情。以至於他引用「帝國主義者」、英國名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以及美國神學家尼布爾（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的言論，反覆為一戰覆滅的幾個舊帝國辯護。認為專制帝國固然滿是缺點，但基於對傳統的尊重，不致於發展成希特勒、史達林的極權主義。威瑪化現象是表面上解除了傳統約束，用理想設置權力有限的政府，實際上是眾聲喧嘩、犬儒的詭辯與無底線的手段橫行，最終將導致專斷無情的思想，與目空一切的「革命首領」（revolutionary chieftain）的崛起。
卡普蘭堅信，如果一戰沒有終結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奧匈王室）、霍亨索倫王朝（Hohenzollern，普魯士王室）、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沙俄王室）與鄂圖曼帝國王室，雖然這些地方不會很快民主化與工業化，但仍能依靠神聖傳統與道德規範，先維持住改革迫切需要的基本秩序。但歷史的結果是一方面有過於理想主義的解殖與社會主義運動，把王朝肢解了，竄入權力真空的卻是狂熱好戰的民族主義與極端主義思想，且從東歐一路蔓延到西伯利亞與中東。這些比王朝帝國更不容異己的民族、民粹新政權，無法抵禦極端思想的浪漫與膚淺群眾的瘋狂，很快就從「威瑪荒原」崛起，打響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裡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卡普蘭的保守主義情感不只體現在對舊帝國的同情，擔憂「西方的沒落」，關鍵更在於他認為「秩序」建立很困難，打破卻很容易。而且他的宗教情懷也使他深信「原罪」與性惡的理念，不認為科技可以與人性一起進步。這也使他類似政治學家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建立制度與秩序有時比辦理形式上民主的選舉，對國家的治理要更為迫切。這也使他更欣賞奉行經驗主義與實用主義的鄧小平，卻對把富含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拿破崙法典推向全歐洲、點燃十九世紀各類革命之火的拿破崙頗為批判。卡普蘭引用了五年前過世的美國東亞研究巨擘傅高義（Ezra Vogel）名作《鄧小平傳》，認為世人低估了他，而他確實開啟了東亞奇蹟的序幕。也許因為鄧小平終結了文革的殘忍與瘋狂，呼應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因此值得被賦予「柏克保守主義者」的榮譽。
也許限於篇幅與時間，才華橫溢的卡普蘭對於川普二度上任，以及二○二五年之後烏戰、加薩戰爭的新進展沒能納入此書，因而沒有料到在川普有意放任下，俄軍目前對烏東領土蠶食多有斬獲，普丁不至於淪為「東亞病夫」。而今年來以色列對迦薩更大規模的掃蕩，使得巴勒斯坦民眾死亡的數字要遠高於烏俄戰中烏國民眾的傷亡。在這方面，我們一面同意卡普蘭關於國家才是主要行動者、不要寄望國際組織的規勸，但也不得不說，他所指出科技加上「鄰近」（closeness），也使戰爭暴力更動見觀瞻，使得以色列和美國在聯合國各項表決中遭受的壓倒性批評，已經不亞於俄國。至於在「威瑪化」縫隙竄起的各國右派，批判川普卻同情共和黨的卡普蘭則斷言是受普丁資助；這就像他對二○二○年新冠病毒「來自實驗室」的判斷，都不免過於武斷，也忽略了斑農（Steve Bannon）、馬斯克（Elon Musk）等泛MAGA人馬，對世界各地極右團體的鼓舞。
縱然有上面仍有可商榷的地方，《荒原》絕對還是一本充滿保守主義人文精神、值得細細品味的佳作。尤其是當我們處於同時被巨量訊息與同溫層效應夾擊、自我感覺良好，卻可能每天被陰謀論洗腦、被不寬容的教條綁架，淪為威瑪世界的「烏合之眾」的時代，他提出「歷史自由主義」應該堅持「從不過度確信自己是正確的」。避免用傲慢的理性去抹除原本源自於地理、歷史與自然的各種界線與分野，才是確保自由的中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