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兒少組研究專員 李育襄
前言
「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
當你在考卷上看到這幾個字，你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是震驚，是困惑，還是感到一絲不安？這是上個月（2025年9月）台灣高中國文模擬考的真實寫作題目。
這個題目迅速引發一場遠超過語文教育範疇的社會反應。許多考生反彈，認為題目不僅預設立場，還讓人感覺「惡意滿滿」、「寫到想吐」。有人覺得命題老師太過前衛，社群平台也迅速將這段文字推向高度情緒化的攻防。有人無法接受高中考卷引入如此敏感的倫理議題，有人則開始深思這句話背後的法律和情感難題：究竟「媽媽」的頭銜，該歸給懷胎十月的子宮，還是那個擁抱你、陪你長大的靈魂？更重要的是，當這樣充滿爭議的話題，不再是國外新聞，而是出現在台灣學生面前，我們不得不承認：代理孕母，早已不是遠方的故事，而是正在進入我們的公共討論之中。
子宮裡的「租約」：當生命成了契約的產物
「代理孕母」（Surrogacy）的概念看似很簡單：由另一個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代替委託人完成懷孕和生產。這聽起來是醫療技術帶來的一線希望，它也是複雜的倫理與法律課題，它首先是一個「被媒體建構的議題」。在新聞、社群貼文、論壇、影劇情節的共同形塑下，公眾往往還未理解制度細節，便已先被語言所框住。「子宮出租」、「生命契約」、「嬰兒買賣」這些媒體常用語，本身就是敘事性的選擇，它們快速地將議題引導至道德直覺與恐懼感，而非政策脈絡。真正挑戰的是我們社會對「家庭」與「倫理」的基礎認知。
這不是理論，而是真實發生過的難題。美國著名的「寶貝M案」就經常被媒體引用，以象徵代孕的危險與不可控 (Scott, 2009)。一對富有夫婦為了求子，找了一位經濟較弱勢的孕母，並以一萬美元達成契約。然而，孩子出生後，孕母強烈感受到那份難以割捨的母愛，最終反悔，引發了漫長的監護權大戰。這類案例屬於極端情境，並不足以代表制度化代孕的全貌。當媒體以情節劇般的方式呈現倫理衝突，代理孕母便不再是需要制度治理的社會政策，而變成一場可供情緒投注的公共戲劇。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懷胎十月的生理與情感連結，不是一張契約能夠簡單切割的。正如學者所說，代理孕母的制度實踐，早已超越單純的生產勞務，而是一種「情感勞動的商業化」（Banerjee & Kotiswaran, 2021）。當女性的子宮被納入交易環節，當「生育」與「母職」被迫拆解與外包，這場實驗挑戰的，是整個人類的文化認同與法律秩序。
媒體的敘事習慣也影響了我們對代理孕母中各角色的理解。多數報導傾向強調經濟弱勢女性的被動與脆弱，並將委託者描繪成高社經地位的受益者，於是剝削與被剝削的二元對立很快浮現。這種敘事凸顯了階級不平等的確切存在，也與許多國際研究的資料相符，但它同時忽略了孕母的主體性。許多孕母如何理解自己的勞動、如何評估風險、如何協商條件，在媒體中往往付諸闕如。當孕母被描繪成純粹的「承受者」，媒體看似在保護弱勢，實際上卻常常奪走了她們作為行動者的聲音。這也導致公眾對代理孕母的理解停留在道德憐憫與恐懼，而不是制度設計與保障能否到位的問題。
代理孕母的討論同時也牽涉到台灣媒體深植人心的「血緣敘事」。在新聞與影視的再現裡，「親生孩子」被視為一種無可替代的情感價值，而「延續血脈」則是一種文化理所當然。於是，生育技術被包裝成幫助不孕夫婦「圓夢」、讓同志家庭「擁有自己的孩子」、協助單身者「不再孤單」的象徵性工具。然而，媒體很少提問：渴望孩子是否只能靠血緣達成？收養制度是否被不當邊緣化？家庭的價值是否必然綁定生物血緣？媒體呈現的家庭故事，往往是熟悉而溫柔的，但正因為熟悉，它們悄悄塑造了社會理解生育與親情的方式，也讓其他可能性變得模糊甚至難以想像。
而這些反應本身，正精準地揭露了台灣社會在面對敏感議題時的共同弱點：我們接觸議題的方式深受媒體再現影響，卻普遍缺乏將情緒與立場抽離、進一步思考的媒體素養能力。於是，爭議尚未真正展開，情緒卻已經先到位；議題尚未被理解，就先被拒斥、被恐懼或被誤解。代理孕母之所以在考卷上引發這麼大的震盪，正是因為它撞上了媒體再現、社會性想像與個人倫理之間長期存在的斷裂，而這也正是我們需要開始認真討論的地方。
倫理困境的核心：是「自願」還是「經濟上的不得不」？
代理孕母最大的倫理問題，就是對「階級剝削」的擔憂。
國際上的研究指出，絕大多數尋求代孕服務的委託夫妻，多為社會高社經背景家庭，而擔任代理孕母者，往往是經濟弱勢的失業婦女(Banerjee & Kotiswaran, 2021; Scott, 2009)。雖然支持者認為，代孕是女性對自己身體自主權的行使，是一種自由選擇，並將代理孕母的生產勞動包裝為「神聖職責」，其實是在去價值化她們的真實勞動（Banerjee & Kotiswaran, 2021）。但反對者卻反問：如果不是為了高額報酬來緩解經濟壓力，有多少女性會「自願」去承受懷孕期間的醫療風險、身體不適，以及產後與孩子分離的情感創傷？
這使得「代孕」很難被視為與捐血、捐髮等行為完全對等的「利他行為」。當經濟需求成為關鍵的驅動力時，女性的子宮是否已經被變相地工具化、商品化，使富有階級將生育風險轉嫁給經濟弱勢者？這個問題，要求我們必須在制度設計上，嚴格區分「有償勞務」與「無償利他」的界線。
生育的必要性：血緣延續、收養與多元家庭的抉擇
在討論「代理孕母是否該開放」時，我們不得不觸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追求親生子女的血緣延續，真的是組成家庭的唯一或最佳選擇嗎？
目前尋求代孕的群體主要來自三類社會需求：異性戀夫妻因生理因素（如先天無子宮或疾病切除）無法懷孕(Scott, 2009)；同性伴侶（男同志家庭）無法自行生育；以及單身者希望擁有自己的孩子(Marinelli et al., 2024)。對於這些群體而言，代理孕母被視為達成生育願望、實現「身體自主權」的一條途徑。
然而，這個渴望也點出社會長期對「血緣迷思」的重視(Scott, 2009)。反對者嚴厲指出，如果只是想要孩子，社會上還有許多無家可歸的孩子等待收養。我們是否為了滿足少數人對血緣的執著，而讓第三者承擔高度的懷孕風險？ 開放代孕固然擴大了生育選擇權，但它也可能在無形中強化了傳統社會對血緣的追求，讓收養和無血緣的家庭面臨更大壓力。在法律為代孕開路之前，社會是否已準備好重新定義「家庭的價值，不在於血緣，而在於愛與扶養」？這是我們在倫理和政策上都必須回答的難題。
台灣的「法律空白」：我們真的能假裝問題不存在嗎？
在台灣，關於「代理孕母」的《人工生殖法》修正案討論，已經像一場鬼打牆的會議，延宕多年。反對聲浪最大的擔憂，集中在「女性身體被工具化」和「弱勢剝削」上。我們擔心，會不會有一天，只有富有階級能將生育風險轉嫁給經濟弱勢的女性。我們必須追問：那份簽約的「自願」，究竟是發自內心，還是迫於生活？
但現實殘酷的一面是：社會不承認，不代表需求消失了。
許多台灣夫妻為了求子，只能遠赴海外尋求代孕，回國後卻一腳踏進法律的「空白地帶」(Marinelli et al., 2024)。他們面臨的不是溫暖的祝福，而是冰冷的法規：
- 親權的迷宮： 當孩子出生，戶政機關可能會卡住，因為法律不知道誰該寫在「母親」欄位上。如果代理孕母已婚，法律甚至可能直接認定她的先生才是孩子的父親。結果是，孩子一落地就要面對漫長的訴訟與收養程序，才能確定誰才是真正的父母，孩子被迫捲入一場身分混亂的法律戰。
- 孩子與孕母的權益黑洞： 在法律真空下，最弱勢的孩子與孕母反而最危險。一旦發生像國外的棄養爭議，或是代孕者因醫師過度植入胚胎而大出血、子宮受損的醫療悲劇，在缺乏國內法規保障下，孩子的國籍身分、孕母的醫療賠償都成了懸而未決的黑洞。
正如學者Marinelli 等人 (2024) 尖銳地指出：「道德潔癖式的禁止政策，無法終止生育需求，只會將風險外包。」 在台灣明確訂定代理孕母的相關法規之前，現今的狀況其實是將風險推向海外那些監管更薄弱的市場，讓孕母、孩子和委託者三方的權益都不被保障。
結語：這不只是別人的事，它在重塑你我的家庭觀
你可能會想：「我沒有生育困難，這跟我無關。」但請想想，當技術和制度開始大舉介入最親密的情感與關係，那些我們深信不疑的「媽媽」、「孩子」、「家庭」這些看似穩固的詞彙，都正在不知不覺間被重新定義。代理孕母不是單一族群的需求，而是一面照見整個社會變動的鏡子──它反映我們如何理解身體、情感、親職，甚至反映我們如何被媒體形塑，如何在資訊與情緒之間尋找立場。
代理孕母的議題核心，是如何在「保障生育自由」與「防止剝削工具化」之間，尋求一條艱難的平衡。這原本應該是一個制度與保障的討論，但在缺乏充分理解與資訊的情況下，它往往被媒體再現推向情緒化的爭執。若我們因此害怕碰觸，或因為過度簡化而選擇忽視，那些真正存在的需求、風險與不平等就只會被推往更隱蔽、更脆弱的空間。我們不能因為害怕爭議，就選擇對現實中的需求和風險視而不見。
代理孕母站在一個三岔路口：技術走得很快，社會仍在摸索，而法律還沒有追上。。我們需要的不是急著選邊站，而是發起一場負責任的公共對話。透過設計更嚴謹、更透明的制度——例如強制要求獨立稽核和心理評估，並對潛在風險進行充分揭露（衛福部，2023）——我們才能真正保障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權益。
關心代理孕母，不是因為你現在就需要它，而是因為它正在撼動我們對「家」的想像。當媒體再現、文化期待與科技的邏輯同時推著這個議題往前走，我們更需要一種能夠看清敘事、理解脈絡的思考方式，讓公共對話不被恐懼與誤解帶著跑。唯有不再逃避，我們才能共同為這個世代的孩子，創建一個更安全、更有倫理基礎的未來。
參考資料：
1. Scott, E. S. (2009). Surrogacy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odification.
2. Banerjee, S., & Kotiswaran, P. (2021). Divine labours, devalued work: the continuing saga of India's surrogacy regulation. Indian Law Review, 5(1), 85–105.
3. Marinelli, S., Negro, F., Varone, M. C., De Paola, L., Napoletano, G., Lopez, A., Zaami, S., & Basile, G. (2024). The legally charged issue of cross-border surrogacy: Current regulatory 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 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 300, 41-48.
4. 衛生福利部（2023）。《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討論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