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師 Mario Bunge（1919-2020）過世已經好幾年了，我一直很懷念他。我們曾有許多通信，未來或許可以整理翻譯其中一部分較有學術意義的內容。以下摘錄自2014年的兩封信件，涉及馬克思主義與自然科學的關係。他在信中談及對恩格斯、托洛茨基、Richard Lewontin、Stephen Jay Gould 等人的評價，以及與 Gould 往來的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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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對他那個時代的科學其實並不熟悉：雖然他確實理解你提到的那些內容（能量守恆等等），但他的理解非常膚淺；他必須依靠科普性質的作品，而不是閱讀專業期刊，因為他沒有受過大學教育。
尤其是，他與馬克思都沒有超過高中程度的數學。因此，他們對當時正在蓬勃發展的理論物理一無所知。（我熟悉《自然辯證法》，因為我將註釋的部分翻譯成了西班牙文，而我父親翻譯了正文。）
我並不知道托洛茨基曾寫過哲學。1975 年我問過邏輯史家、也是托洛茨基早年祕書的 van Heijenoort，詢問托洛茨基是否對哲學有興趣。他明確回答：「沒有」。
很明顯他錯了。同樣明顯的是，托洛茨基的哲學著作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它們僅僅是歷史趣聞，就像經濟學家 Léon Walras 對社會主義的同情一樣。
我一直非常敬佩 Lewontin 與 Levins，尤其是前者；但我認為他們的哲學既粗糙又不一致。
Lewontin 拒斥了心靈的唯物論觀點，因為在他看來那是化約論（心理過程＝大腦過程）。
他們對「意識形態」（ideology）毫無概念：他們在不存在意識形態的地方看見意識形態（例如演化生物學），卻在確實存在意識形態的地方看不見（例如整體論與反化約論）。
他們對邏輯的誤解典型地反映了早期蘇聯馬克思主義者的問題（例如認為邏輯否認變化的存在）。
他們對「有機體」的定義為「一組變數的系統」（見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 p. 62），是非唯物論的。
他們把「唯物論」定義為抽象的敵人，實在荒謬可笑。
等等等等。總之，他們的科學，以及 Lewontin 在《紐約書評》上的論戰性著作都非常傑出，但他們的哲學實在糟透了：其水準大概停留在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那個時代。
回到你論文的主旨：我認為你的文章對於「辯證唯物論」（diamat）的重建是非常重要且正面的貢獻。當然，對我而言還不夠激進。
我自從 1968 年在 McGill 初次見到 Steve Jay Gould（你稱他為一位辯證科學家）之後，就一直是他的粉絲。然而，即便在那時，我也與他有幾個重要分歧，我將其歸因於他哲學上的鬆散模糊。我記得以下幾點：
1. 1968 年 Gould 主張古生物學屬於地質學，而我則持傳統觀點，認為它應屬於生物學。他後來修正了先前的看法，當然從未提到我。紐約的猶太馬克思主義者總愛自以為是（Besserwissers）。
2. Gould 不加思索地重複了 Dobzhansky 的錯誤：認為物種是「個體」，並且物種成員關係是「部分—整體」之類的關係。在 1970 年代波士頓大學的一場公開討論中，他重複了這個錯誤，並批評我將物種概念定義為「集合」的觀點。於是我問他：「那麼，你自己的定義是什麼？」
他立刻回答：「物種就是一個集合（a set）……」我立即打斷他：「停在這裡。你剛剛親口承認物種是集合，而不是個體。」
他臉紅並閉口不語。然而，在他的著作中，他從未承認錯誤。
3. Gould 曾捍衛好幾種整體論的主張，尤其是「宏觀演化」（macroevolution）。幸運的是，他最終放棄了後者，並接受了 Lewontin 的「演化—發育」（evo-devo）觀點。
但當然，我依然欣賞、尊敬（也引用）Gould 的重大科學貢獻。
我相信他在哲學上的錯誤不僅源於他不加批判地接受黑格爾的辯證法，也與他那位極度含糊、模棱兩可的資深同事 Ernst Mayr 的影響有關。後者在德國求學時期便吸收了整體論。George Gaylord Simpson 則沒有這些錯誤。我很榮幸曾與這三位學者見面，並受益於 Simpson 對我《科學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 1967）中系統分類學部分的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