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從歐洲走向世界：社會學知識的流通與在地化
若僅從歐洲內部理解社會學的形成，將忽略社會學從一開始就具有的跨國性與翻譯性。而所謂的「跨國性」，也絕對不只是指所謂的「歐美」。Dufoix（2022）便指出，法國的社會學史書寫往往以五個西方國家（法國、美國、德國、英國、義大利）的社會學發展來代表整個學科的全球史。這是應該避免的。我們需要的不是「乾淨俐落」的敘事，而是要讓敘事複雜化、多樣化。
如前文所分析，社會學在歐洲內部便已形成跨國交流與制度化的網絡。社會學從歐洲向外的傳播，更非單向的「擴散」（diffusion），而是跨語言、跨文化的挪用（appropriation），體現了十九世紀全球知識網絡、殖民體制與教育制度的密切交織。
（一）布魯塞爾：歐洲社會學的跨國樞紐
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是歐洲最早以跨國方式制度化社會學的中心之一。化學家與企業家索爾維（Ernest Solvay，1838-1922）自1890年代起，陸續創辦了「社會科學研究所」（Institut des Sciences sociales，1894）與「索爾維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 de Sociologie Solvay，1902）。這些機構不僅是研究中心，更是實驗室與大學的混合體，象徵一種以跨學科與跨國合作為導向的新型知識生產模式。索爾維以「生產主義」（productivisme）與「社會能量學」（énergétique sociale）為核心理論，企圖整合生理學、經濟學與社會學，建立一套從物質到社會的統一科學體系。
索爾維的「科學國際主義」並非單純模仿法國或德國的體系，而是嘗試以「小國比利時」作為歐陸內的知識橋樑。他在一封致布魯塞爾市議會的信中強調：「我們追求研究（étude）與實效（effectivité）：前者為後者服務，絕非為科學而科學，脫離實踐目標」（引自Wils and Rasmussen, 2012: 1286）。這種結合科學、社會改革與國際主義的願景，使布魯塞爾成為十九世紀末歐洲「世界社會」（société mondiale）理想的重要實驗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