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誰在教我們生病？

當你打開電視，滑開手機，看到一個廣告說：「最近常疲倦嗎？可能是缺乏 XX 素。」你開始懷疑，是不是自己真的生病了？但疲倦，只是沒睡好嗎？還是你，其實只是被教會了——要生病。

一、生病的觀念，不是天生，而是被植入

孩子原本只是表達一種模糊的身體感覺——可能是昨晚吃太快、今天起床比較早、或只是緊張。可是大人用「生病」來詮釋這個經驗，於是孩子開始學會：身體一有點不對勁，就是出問題、就是要趕快處理、最好是靠藥物解決。

這種模式從小學起就開始被不斷強化：學校健康檢查中，老師會說「早點發現病比較好治」，社會文化會說「有病早看，不然後果很嚴重」。我們沒有學會如何觀察、理解自己的身體訊號，反而學會「怕生病」和「依賴醫療」。生病變成一種「該害怕的狀態」，身體不適變成一種「不該發生的異常」。

這樣的信念進入成年後，變成一種深層的自我判斷邏輯。例如，有人一感到胸悶，第一反應就是「是不是心臟病？我是不是快要怎樣了？」他不會先去問：「我昨晚是不是睡不好？壓力太大？坐姿不好？」這是因為我們被教導的是「有症狀＝有病」，而不是「身體正在提醒我什麼」。

但身體其實從來都不是敵人。它只是用自己的語言——痛、緊繃、發燒、疲倦——在傳遞訊號。如果我們從小就被教會「聽得懂身體的語言」，那麼我們面對這些訊號的反應，將會更有智慧、更多耐心、也更少恐慌。

所謂的「生病觀念」，並不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本能，而是社會、文化與醫療體系共同塑造出來的思維模式。這個模式讓我們與身體的關係變得焦慮、疏離，甚至依賴外力。而要改變這一切，就得從重新「定義什麼叫生病」開始。

二、媒體與產業：焦慮的培養皿

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驗？

晚上滑著手機，突然跳出一則影片：「年過三十，小心你的肝指數！」畫面中一位年輕上班族倒下在辦公桌旁，接著醫師現身，語氣沉重地說：「你每天熬夜、壓力大，再不保護肝，可能就來不及了。」然後螢幕一黑，浮出一排產品：「現在下單，買二送一。」

這不是健康教育，而是健康焦慮的「培養皿」。媒體與產業聯手，讓你產生一種錯覺：你「可能」有病，你「正在」危險邊緣，唯一能讓你安心的，就是立刻採取行動——買點什麼、吃點什麼。

藥品、保健品、醫療檢查、健檢套餐，甚至是各式「健康導向」的食品與服務，都搭著這股焦慮浪潮上架。我們不再購買真正需要的治療，而是在購買一種心理安全感——對「可能生病」的恐懼反應。

其實這一切背後，是一套非常精密的「心理操作邏輯」：先製造一個模糊但具有威脅性的健康問題，再強調你「無法靠自己判斷」，最後提供一個「立刻解決方案」，從而完成一次商品的銷售。而我們，作為觀眾與消費者，早已在這套流程中成為了溫水煮青蛙。

再來看藥廠的角色。許多醫療研究、醫學會議甚至學術刊物，其背後資助者正是大型藥廠。當「學術」與「銷售」界線模糊，我們怎能相信被推薦的藥物與療程真的是為我們好？當疾病名稱愈來愈多、分類愈來愈細、診斷標準愈來愈寬，代表的不是醫學進步，而可能是「市場擴張」。

傳統媒體也好，社群媒體也罷，演算法精準推播你「可能擁有的疾病」，利用你的搜尋紀錄與點擊行為，不斷回饋類似訊息，直到你真的相信：「我應該出問題了。」這不是命運的巧合，而是焦慮被養大的過程。

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卻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健康焦慮變成了一種「產品」。它可以被包裝、被銷售、被不斷複製。而你我，若不清醒地看穿這套邏輯，就會誤以為「看了廣告才懂得照顧自己」，實則只是掉進另一種商業陷阱。

三、醫學教育也不是中立的

我們總以為，醫師是最可靠的健康知識來源。因為他們受過長時間的專業訓練，穿上白袍的那一刻，彷彿代表了中立與權威。然而，真相是：醫學教育本身，也不是完全中立的。

走進一所醫學院，你會看到課程表密密麻麻地排滿了解剖、生理、藥理、病理……每一門都與「疾病」息息相關。但你很難看到有系統性的課程在教醫學生如何理解「健康」這件事。更不用說飲食、運動、情緒、生活節奏對健康的影響，大多數只被簡略地提及，甚至直接歸類為「輔助療法」或「非主流」。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現代醫學的主體架構，來自以「對抗疾病」為核心的思維。醫學生在臨床上學到的是：當一個人有了症狀，要怎麼最快找到診斷名稱？怎麼用最適合的藥物、手術、檢查工具來「處理」這個問題？換句話說，醫學生學的是如何「處理疾病」，而不是如何「理解身體」。

這樣的教育背景，讓許多醫師在實務上，難以跳脫「症狀＝問題、藥物＝解方」的線性邏輯。一個人來診所說「最近睡不好」，醫師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往往不是「你最近壓力大嗎？有什麼生活變化？」而是：「要不要試試看這種助眠藥？」

更值得關注的是，許多醫學教材與教育資源，其背後有藥廠或醫療企業贊助。這些企業不一定直接控制內容，但他們會影響焦點。例如，在藥理學課堂上，大量時間被用來背誦藥物代謝路徑、藥效強度、副作用種類，卻很少探討：「我們何時可以不開藥？」

醫學生也會被送到醫院見習，而醫院本身就是一個「高壓、高流量」的運作系統。主治醫師要在極短時間內看完大量病人，學生也被訓練成「效率導向」：問診重點是找出症狀、對應病名、列出處置，而不是耐心陪伴、傾聽整體狀況。

結果，我們所期待的「全人醫療」，在醫學教育體系中幾乎沒有生長空間。醫師誠實努力，學生充滿理想，但整個體制早就被效率、標準化、與醫療商品邏輯佔據。

所以當我們問：「為什麼醫師動不動就開藥？」其實不是他們「懶惰」或「黑心」，而是因為整個教育體系早已把「開藥與處置」視為專業的展現，而非「觀察與等待」的智慧。

醫學教育不是邪惡的，但它絕對不是中立的。我們需要的，是一場教育觀念的翻轉——重新教會醫學生去理解「健康是一種動態的、可自我修復的狀態」，而不是永遠等待被修補的漏洞。

四、被醫療系統訓練的我們，開始自我懷疑

小時候，跌倒擦破皮，我們可能只是哇哇大哭幾分鐘，大人拍拍、洗洗、貼個OK繃就好了。但如今，一旦感覺喉嚨癢癢、胃悶悶的、頭有點重，我們第一個念頭是：「是不是感冒了？是不是需要吃點藥？該不會是什麼大病吧？」

這種不安，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長年被醫療系統訓練出來的「自我懷疑」機制。我們已經不再信任自己對身體的感覺，而是習慣把判斷權交給醫療專業，甚至連「我是不是病了」這個問題，也等著醫生或檢查數據來回答。

這種習慣源自於一種「標準化」的健康觀。當醫院給我們數字、報告、指標，這些外在的標準就逐漸取代了我們對身體的直覺理解。一旦指數偏高一點、報告紅字，我們就開始擔心——即使當下並沒有任何不適。

久而久之，身體不再是我們熟悉的家，而變成一個時時可能「出問題」的風險區。我們對身體的任何變化都充滿懷疑：怎麼最近容易累？是不是免疫力下降？昨天吃了什麼？這樣的思考邏輯，看似謹慎，其實是一種「過度醫療化」的副作用——讓我們過度解讀每一個自然波動的生理現象，並迅速進入「疾病焦慮模式」。

我們甚至會產生一種「沒有病也該檢查一下」的焦慮。許多健檢中心便是抓住這種心理，強調「早發現、早治療」，但忽略了一個更重要的觀點：「不是所有的發現都需要治療。」有些微小的生理變化，是可以觀察、不需要介入的。但我們已經忘了這個「與身體共處、等待它自己調整」的智慧。

這種系統性訓練，讓我們從「對身體的信任」滑落為「對身體的不安」。我們越懂醫學名詞，卻越不懂身體的節奏；我們越常看醫生，卻越害怕自然的變化；我們越追求健康數據，卻越感到不安和脆弱。

這是一種文明病，是一種由過度醫療文化滋養出來的「自我疏離」。我們成了最不信任自己身體的人，哪怕它每天都在努力維持平衡與修復。

真正的健康，不是「從來沒有症狀」，而是「對身體的反應有信心，不被症狀操控情緒」。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從被動的求醫者，轉變為主動的健康守門人。

五、重新學會健康，是一場「去病化」的覺醒

我們太習慣用「病」的語言來描述生活裡的每一個不順。

今天頭痛，是不是腦壓太高？昨晚睡不好，是不是焦慮症又發作？食慾不佳，是不是胃出問題了？這種語言習慣，不只是反映我們的身體狀態，而是反映了一種深層的價值觀：健康等於「沒有症狀」，只要身體有變化，就是「出事了」。

然而，真正的健康從來不是靜止不動的狀態，而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感到疲累、情緒低落、腸胃波動，許多時候只是身體在自我調整、自我保護。當我們一味用「病名」來標籤這些自然的反應，就會錯失身體本來的智慧。

「去病化」不是否認疾病存在，而是重新界定什麼叫做「病」。不是每一個不舒服都需要被「治療」，也不是每一個變化都要「醫學化」。有些時候，等待、休息、察覺，比吃藥、照檢查單更能幫助身體回歸平衡。

這樣的覺醒過程，其實像是一場「語言的革命」。我們不再動不動就說：「我感冒了」、「我好像生病了」，而是學會用另一種方式說話：「我最近比較累，身體提醒我要慢一點」、「可能是壓力大，身體正在找出口」。當語言改變了，思維也會跟著改變，與身體的關係也不再是一場敵對的戰爭，而是成為夥伴、甚至是老師。

去病化，也是去中心化。醫師、藥物、儀器不再是唯一的健康決策者，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身體知識與健康主權。我們不再只是「病人的身分」，而是「身體的觀察者」、「生活的實驗者」。

這種覺醒是需要練習的。一開始我們會不安、懷疑，甚至被家人說「你怎麼不去看醫生？」但當你一次次發現：身體其實可以自己調整、情緒其實會自己修復、睡一覺比吃藥更有效，你就會重新建立對健康的信心。

這不是迷信自然，也不是反醫療，而是從「過度醫療」中清醒過來，回到對身體原有節奏的尊重與信任。

重新學會健康，不是學更多病名，而是學會和身體說話、聽懂它的訊號、給它時間。這場去病化的覺醒，正在讓我們從恐懼的被動者，變成平靜的健康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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