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體鍊魂】第二百回 水之惡－智－（二十一）近代哲學的智慧（三）康德的道德智慧觀
（續上回）
B.康德的「批判」智慧及知識論的轉向
康德的哲學對「智慧」的理解進行了「批判性」轉向。
康德認為，智慧不在於獲得包羅萬象的形而上學知識，而在於劃清理性的界限以及實現道德的自律。
他的智慧觀可以從兩個主要維度來理解，分別是理論理性（知識論）與實踐理性（倫理學）。
●理論理性的智慧：劃清界限與謙遜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的核心貢獻是分析人類認知的結構，並指出理性能力的局限性。
康德指出認識論的界限，認為人類只能認識「現象界」，即經驗可以感知的世界。而對於「物自身」（如上帝、靈魂、世界的起源）是無法通過理論理性獲得客觀知識的。
真正的智慧在於認識到理性的局限性。
智者知道哪些問題可以回答，哪些問題則超出了人類認知的範疇。
這種「謙遜的智慧」避免了無謂的形而上學爭論，停止了理性的「獨斷論」。
●實踐理性的智慧：道德義務與自律
康德將智慧與道德緊密聯繫起來。他認為，理論理性的智慧是有限的，但實踐理性的智慧是我們可以追求並實現的。
智慧的核心是理解並遵循由理性自身頒布的普遍道德法則——「絕對命令」（定言令式）。
定言令式，是康德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一書中所提出的哲學概念。
康德認為，道德完全先天地存在於人的理性之中。只有因基於道德的義務感而做出的行為，方存在道德價值。
因心地善良而做出的義舉，或是因義務而做出的德行（譬如軍人因救災而犧牲），都不能算作真正有德的行為。
道德應當，而且只應當從規律概念中引申演繹而來。
儘管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遵循某種規律，但只有理性生物（人）才具有按照規律的理念而行動的能力（自由意志）。
就客觀原則對意志的約束規範而言，其命令儘管是強制的，但同時也是理性的。這種理性命令的程式，就叫作「令式」。
他說，令式有兩種。如果某種行為無關於任何目的，而出自純粹客觀的必然性，那麼這種令式才是「定言令式」。
如果行為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則被康德稱為「假言令式」。
簡單一句來說，康德的「定言令式」是一種無關任何目的與後果，僅出於純粹理性與道德義務，而必須被無條件遵守的絕對命令。
只要動機是「出於偏好或欲求，是達成目的的手段」，就是假言令式。
所以，他認為智慧不在於追求幸福（他認為幸福是經驗性的、相對的，是出於偏好或欲求的），而在於實現道德的自律——即意志能夠劃清界線，自我立法，獨立於外在誘因（如快樂、後果、獎懲）而為單純、純粹地只為義務行事。
而關於「義務」，康德對「出於義務」與「合乎義務」的區分，是其道德哲學的核心之一，旨在強調道德價值的根源在於動機的純粹性，而非行為的外在結果或符合性。
這一區分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尤為關鍵。
基本定義上，「出於義務」的概念，是指行為的動機純粹是對道德法則的尊重，完全基於「應當如此」的理性自覺，不摻雜任何感性欲望、偏好或功利計算。康德認為其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
「合乎義務」的概念，則是行為在客觀上符合道德法則的要求，但動機可能來自其他因素（如利益、情感、習慣、恐懼懲罰等）。他認為，此不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
康德舉例說明兩者的區別：
●誠實的例子
出於義務：一個商人因為認為「誠實是道德法則的要求」而對顧客誠實，即使說謊能帶來更大利益也不為所動。
合乎義務：商人因為害怕失去信譽（影響長期利益）而選擇誠實，其動機是功利計算，而非道德法則本身。
●慈善的例子
出於義務：一個人出於對道德法則的尊重（幫助他人是義務）而行善，即使他內心並無同情或喜悅。
合乎義務：一個人因為天性善良、樂於助人（出自情感偏好）而行善，或為了獲得社會讚譽而行善。
康德認為，只有「出於義務」的行為才具有道德價值，因為它體現了理性主體的自由與自律——人不是被慾望或外在因素決定，而是自我立法、自我服從。
「合乎義務」的行為則可能隱含假言令式（如果我想得到某結果，我應當這樣做）；而「出於義務」對應的是定言令式（我應當這樣做，無關任何目的）。
即使是善良的情感（如同情）或良好的社會效果，若取代了對道德法則的尊重，都無法構成道德價值。
康德並非否定這些情感或效果的積極意義，而是強調它們不能作為道德價值的基礎。
可惜，康德的專有名詞使用的傾向容易讓普通人摸不著腦（主要歸因於他高度系統化、技術化且自創術語的寫作傾向），便誤解了康德，認為他忽視情感與結果的重要性，覺得康德認為只有冷漠、勉強的行為才是道德的。。
康德其實並不反對情感或好結果，但他堅持道德評價的關鍵在於動機的純粹性。
情感可以輔助道德實踐，但不能取代義務作為動機。
康德區分的是動機的來源（理性 vs. 感性），而非行為時的情感狀態。
一個人可以在履行義務時帶有情感，只要該情感不是行為的決定性根據。
這一區分強化了康德倫理學的形式主義與理性主義特質。
◆道德是普遍的、必然的，不因個人偏好或社會習俗而改變。
◆人的尊嚴在於其理性自律能力，能夠超越感性衝動，純粹出於對法則的尊重而行動。
對康德而言，「出於義務」是道德行為的必要條件，它體現了人作為理性存在者的自由與尊嚴。
而「合乎義務」僅是行為的外在符合性，若無純粹動機，則無法賦予行為真正的道德價值。
這一區分凸顯了康德道德哲學對動機純粹性的極致追求，也成為後世義務論倫理學的基石。
這讓我想到《梁武帝問達摩》的公案。
梁武帝問達摩功德，達摩答「並無功德」，因為武帝所做建寺、寫經、度僧等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是世間福報，而非了脫生死的真功德。
真功德是「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在於內心清淨、無所求、不執著的智慧，是從自性中求得，非外求可得。
這個著名的對話點出福德（世間善行）與功德（出世間智慧）的區別。
而達摩的回答「並無功德」，便像是康德說，武帝的善行雖好，但帶著求回報的心，是「合乎義務」，非真道德也。
康德說，真正的功德是清淨圓融的智慧，能體會空寂無我，不執著於功德本身，非靠世俗的行為（如布施）求來的，而是來自內心證悟，此乃「出於義務」也。
達摩說「廓然無聖」，康德會補充，在最高境界，連「聖諦」的「聖」字也不存在了。
故此，真正的智者，是被認為是那些能夠克服感性衝動和慾望，嚴格遵循道德義務的人。
智慧，乃是意志與道德法則的絕對一致。此中，無須情感推動。
因此，真正的智慧乃是意識到人的尊嚴與自由，理性的自我審查、劃定界限，以及在道德領域中的自主與自律，並為義務而非後果行事。
類似「盡良心人事之所為，聽天命因果自有安排」的無私我欲之意境。
另外，康德也是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家，他強調「啟蒙」就是人類脫離未成年狀態，學會運用自己的理性。
「敢於求知！」(Sapere Aude!)
這是康德對智慧的呼喚，認為智慧體現於有勇氣在所有領域運用自己的理性，特別是在公共領域自由發表意見。
康德哲學中的智慧，是一種批判性、劃界、且具有嚴格道德要求的智慧。理論上，須知道人類知識的界限在哪裡；實踐上，要遵循普遍的道德法則，實現意志的自律。
對康德而言，最高的智慧是道德智慧，是將我們有限的知識與堅定的道德意志相結合的能力。
（待下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