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覺得過去發生過的事情，只是故事嗎？
２０２４年，菲比和傳凱、Judy一起策畫了「2024臺南人權月」，策展主題是菲比寫的一段話「如果可以回去，那就把ˍˍ ˍˍ 帶回來」，邀請觀眾與我們一起重回故事裡。
相同的空間，相異的時間，過往的故事可能不只是故事，那些藏匿在完好表象裡的小小惡意，可能一不小心便會再次探出頭，以致於讓那些不堪的故事再次上演。至於一起回去，再一起把「什麼」給帶回來的「什麼」是什麼，就只有在回去後，方能知曉。
一路上，我們遇見的故事
在愛國婦人會館的展場中，有兩齣2025年上映的故事（戲劇）與我們同行。一樓的《星空下的黑潮島嶼》以及二樓的《大濛》。
當時，我們只知道金馬導演陳玉勳新拍攝的劇情長片名叫《大濛》，預定在隔年上半年上映，擔任該劇歷史顧問的傳凱（守口如瓶地）只讓我們知道這部片講述的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小人物的處境與情誼。女主角接獲哥哥槍斃死訊，毅然北上，尋覓在臺北工作的姊姊認屍，進而結識三輪車伕，並肩同行的一段超越血緣的羈絆。
就真的只有這樣！那時我們真的只知道人（會動的是妹妹、三輪車夫、姊姊，以及作為認屍對象，不會動的哥哥）、事（找屍體＋認屍）、時（1950年代）地（主場景臺北）。
並且為了捍衛每位觀眾未來的觀影體驗，我們完全不方便（也沒有能力-因為我根本不知道劇情）透漏太多劇情，因此在規劃《大濛》展區時，只能把重點放在呈現1950年代台灣社會氛圍與場景。於是，我們邀請劇組提供給我們各個拍攝場景資料，最終選定了劇中四處空間：
（１）派出所
（２）女主角的家
（３）極樂殯儀館與國防醫學院
（４）甘蔗田
讓觀眾一窺劇組中的專業美術人員（感謝頭哥，感謝頭哥在後續的講座中倒是情到深處透漏了不少（不至於大劇透的）劇情），如何在參考史料後，以紙筆描繪草圖，再一步步製作 / 尋找道具，最後將這個消逝七十多前的時空，重新詮釋於大螢幕上，同時，我們也搭配政治犯家屬的真實際遇，將相關的空間脈絡呈現於此。
《大濛》展場
在確定了四區主軸，與將展出頭哥（超厲害）草圖後，菲比先畫了一張我想像的展場動線。最下方那一條橫線將作為（阻斷全場視線的）主視覺（說故事的人都知道，一進入故事最好不要讓人直接看到結局，必須要有所遮擋），而這就是這面所背負的重大意義。
ＡＢＣＤ分別是：派出所、阿月老家（當時我唯一知道的劇中名字）、極樂殯儀館與國防醫學院、甘蔗田。主動線阻隔的選材我們使用了木作。
大濛展區設計圖。從菲比草圖到佳泓專業繪圖
傳凱寫了一段很有滋味的話，作為主視覺
那片阻隔視線的主視覺是一段傳凱寫的話（第一次讀到這段文字，我其實就幾乎掉淚），以及我試著塗抹的一抹霧（很抱歉，當時沒有劇照也沒有如今大家看到的各式海報）。
在霧中，我分不出起點，望不見終點
甚至連自己的樣子都快忘記了
派出所
《大濛》展區。攝影：吳欣穎
那時候郭慶當了貓兒干國民學校校長，我們夫妻住在校長宿舍，空間很大，我也已經辭掉教職，專心帶素貞跟她4個月大弟弟志遠 。
1951年，差不多是5月27號的早上7點，有兩個叫「張乃溪」、「 洪考試」 的地下工作人員，帶派出所主管楊象來抓郭慶，還有人從外頭開車過來；原本我不認識他們，直到他們來抓人，我才知道有這些人。他們來的時候皮鞋都不脫,就跳到玄關，「 洪考試 」 還是從灶腳（廚房）那裡跳進屋子，很沒禮貌。
接著他們抽出短槍，剛好那一天早上我在煮稀飯，他們就拿槍抵著我，要我別亂動，並且問郭校長在哪裡？我反問他們想做什麼，他們只說有事找他。
郭慶在風呂間（浴室）聽到動靜，急忙走出來看看，同樣問發生什麼事，對方依然低調講沒什麼事，可是槍已經從我身邊移向他了。那個楊象走近郭慶，問郭慶有去過哪些地方，要帶去問話，等郭慶離開家門，對方立刻將他五花大綁，押著他上卡車。
我在驚慌之餘，只問楊象，需不需要讓我先生帶件衣服再走？
他說可以，也要我額外再準備其他東西。
郭慶則說：「不用吧！我出門一下很快就回來了。」
他捨不得我這樣匆忙，但我是校長夫人，相夫教子是我的責任
所以還是替他打點一些東西。郭慶被警察帶走，在地方上很轟動。
展區中展示的《大濛》場景圖。圖片提供：頭哥
我愈想愈不對，為什麼是七早八早來抓人 ? 就算要抓人，進入厝內也應該走玄關，怎麼會是從灶腳鑽進來 ? 當時，大家都好奇地跑過來看，議論紛紛，才聽說那輛載我先生的卡車本來是停在派出所，剛才開來校長宿舍，後來停在哪裡，又調頭往崙背方向......。
不久，我爸爸聞風而來，我趕緊告訴他：「 とうさん，郭慶被人抓走啦。」 他說走來我宿舍的路上，也正好跟載郭慶的卡車相遇，看見車子往派出所開去。
政府這種抓人的方式在當時屢見不鮮，總是莫名其妙地會有人從牆壁啦、角落啦
或是奇怪的地方跑出來，直接就要抓人，不對家屬多做解釋
你永遠搞不淸楚是怎麼了。
節錄自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上)廖玉霞、郭素貞母女訪問紀錄
展區中展示的《大濛》場景圖。圖片提供：頭哥
每個展區都有頭哥的手稿、道具，以及延伸閱讀的案件資料、照片、書籍。
《大濛》展區。攝影：Kito
阿月老家
或許我們曾經想像，所謂的「政治犯」大多是知識分子。例如作家、思想家、記者、或是擁有大學學歷的專業人士（如醫生）。但是，這樣的想像未必符合史實。
根據「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統計，若按照目前社會科學界相當仰賴的《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的八大分類來對已知受難者的職業進行分類，那麼被捕人數最多的前五類職業分別是：
（１）商店售貨１,２２７人次。
（２）農林牧工作人員共１,２０１人次。
（３）漁民１,１９９人次。
（４）辦公室事務性工作７４１人次。
（５）中小學或學前特教教師共６４６人次。
換言之，這與主流想像政治等於「知識分子」的印象，相去頗遠。
《大濛》展區。攝影：Kito
「政治是知識分子的專業」的想像是如何形成的？
在戰後被捕的政治犯裡面，尤其是1950年代，不乏懷抱左翼思想的被捕者。這些抱持信念，投身政治的，往往是最受壓迫也最艱苦的人。他們可能是靠工廠、工地、農田、討海的體力勞動維生，仰賴微薄的薪資或販賣農漁獲收入維生的一群人。因為最苦，也最渴望世界改變，甚至因而付諸行動。也許是許許多多受壓迫者被捕後，政治，才逐漸被想像成是少數人的專利，只有少數高學歷，或專業者才有進場門票。
展區中展示的《大濛》場景圖。圖片提供：頭哥
因為許多被捕者，本身就是家境貧困的人。因此，當這些家庭少了一個人（甚至有些案例中有多名親人被捕），剩下來的人，除了面對思念的煎熬，還要面對客觀上支柱頓失後的經濟窘境。參照檔案紀錄，或近年的政治犯家屬口述，可以看到許多陷入類似困境的家庭。例如1950年代被捕的黃文慶，是在機廠裡頭，靠組裝火車車廂過活。他的家庭有腦溢血的老父親、體弱而無法工作的老母親，另外有妻子與兩個剛年幼的孩子雪卿、明志。他在23歲被捕，24歲判處死刑，此後，全家陷入山窮水盡的困頓。
展區中展示的《大濛》場景圖。圖片提供：頭哥
阿月家的生活物件
這裡陳設的各種簡樸的農家用具，是劇中一個家庭的佈景。無論在戲劇或史實中，這些少了一個親人的家庭，很可能也是少了一個工人或農人的家庭。當失去唯一的經濟支柱後，空蕩蕩的生計器具，象徵了全家人一同陷入了難以逆轉的生命谷底。
在展場延伸閱讀區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及《無法送達的遺書》，紀錄的正是這些出現缺口的家庭，如何在漫長歲月中匍匐苟活的歷史。
《大濛》展區。攝影：Kito
阿月家的餐桌。圖片提供：頭哥
推屍體的推車
《大濛》展區。攝影：Kito
臺灣漢人最初並不習慣「火化」。老一輩認為死要全屍，埋後要撿骨，死者才能安息。日本時代引進的「火葬」，甚至讓家屬不捨逝者還要再歷經烈火煎熬。
白色恐怖時期槍決的政治犯，一部份是因為無人認領而在國防醫學院解剖後送往火葬；一部份則是因為家屬考量人力、財力，受困於經濟窘迫而無法將遺體長途運送，才選擇火葬，好順利將亡者送回家中。但是在口述中，可以知道許多家庭基於習俗考量，還是盡可能努力地將槍決者的遺體完整送回家中。
展區中展示的《大濛》場景圖。圖片提供：頭哥
高有財出身新北市鶯歌，戰後初期就讀臺北師範學校（今臺北教育大學）。1952年4月5日槍決，得年22歲。
家屬說道：高有財是當時家中唯一有機會受中等教育的孩子。當年在新北市的鶯歌、樹林、三峽一帶，多屬農業區，有機會念書的孩子甚少。同鄉孩子要念中等學校都會集中搭同一班火車前往臺北，再徒步前往各自學校。因此，搭火車往返是高有財與他同案朋友間在學時期固定的生活節奏。
高有財槍決後，家人前去殯儀館收屍。家人努力湊了錢，讓遺體能搭火車回家鶯。火車到站後，家人細心地把高有財的遺體帶出鶯歌車站，然後放在木推車上。這推車是高家人平日運送蔬果前往市場販售的工具，是承載一家勞動成果與生計的謀生工具。一家人用這台推車養大了高有財，現在也帶著他的遺體回家。推車到家後，家人掀開布，全家圍著遺體啜泣，為他舉辦低調卻慎重的喪禮。
《大濛》展區。攝影：Kito
撈屍體的勾子
戒嚴時期，凡涉及「政治案件」死刑者，軍法單位一律「不會」事先通知家屬槍決日期。槍決通常選在清晨，地點不是溪畔，便是人煙罕至的山腳。槍決後，軍方才公告政治犯處決的消息。
因此，從家屬口述可知，所有家屬都是「事後」才知道親人死亡。因而，家屬與政治犯死後相見的「第一場合」並非刑場，而是收斂遺體的地方。1950年，遺體最初先由臺北市衛生院委託「極樂殯儀館」收斂一小段時間後，旋即送往當時位於臺北市公館水源地的國防醫學院（現址為臺灣大學水源校區）的福馬林池浸泡。1951年春天，由於「屍滿為患」，國防醫學院向國防部申請可依照「教學需要」，將超過三個月無人認領的遺體當成解剖教材。因此，家屬得在三個月內領屍。否則，親人就將成為「教材」。
展區中展示的《大濛》場景圖。圖片提供：頭哥
展區中展示的《大濛》場景圖。圖片提供：頭哥
濕漉漉的福馬林池，就是許多家屬與死去親人「相見」的重要場景。1950年就讀於國防醫學院的馬興生在回憶錄與口述提到：當年的福馬林池相當簡陋，主要是從地面向下挖掘的水泥池，裡面疊著一具具遺體。殯儀館在收斂之初，為了簡化程序，經常剝除所有染血污漬的衣物，只留下一件內褲。國防醫學院則要求大學生輪流看守福馬林池。他們必須幫泡在池裡的遺體編號，簿記每個編號者的身分。若有家屬前來領屍，就會拿勾子把浸泡在福馬林池的遺體勾上來，然後攤在池邊讓家屬認屍。
《大濛》展區。攝影：Kito。每次導覽說到「這是撈屍體的勾子」原本在我旁邊的觀眾都會瞬間向後退一大步，然後我會說是「劇中」的勾子，不是真的福馬林池的勾子，大家才會稍稍恢復自然
許多學生沒有相關經驗，同時也對於政治犯死狀有所畏懼，難免「笨手笨腳」地花上一段時間才能將政治犯遺體撈到池邊。對許多家屬來說，這些狼狽宛若在傷口上再畫下一刀。居住在臺北鹿窟山區的陳政子，是鹿窟村長陳啟旺的女兒。十四歲時，她歷經全家被捕的劇變，父親與兄長陳田其在1955年8月19日判處死刑。陳政子事後才得到消息，和阿嬤二人下山前往國防醫學院領屍。看見有彈孔且近乎全裸的遺體，家人只能在確認身分後匆匆領屍，帶去火化，再將骨灰帶回山上安奉。
那個池子、勾子，成為許多家屬數十年後仍無法忘卻的夢靨象徵。
甘蔗田
故事自己會說話，在展場中我們盡量讓故事經歷者、見證者說話，身為後來者的我們只將故事好好端出來，與大家共讀。當然，為什麼是「甘蔗田」？當你觀賞《大濛》本片時便可知曉，或閱讀以下兩則口述故事，亦可幫助你對於「甘蔗田」意義與背景的鋪墊。
我們逃離關子嶺後，我跟張雪筠就在嘉南平原流動，白天還出來活動，晚上就在甘蔗園裡頭，鋪一點草、鋪一點甘蔗葉子，就在裡面睡覺，這樣子比較放心。
因為，誰如果收留我們，都可能會被連累的。
但是，這樣的衛生條件實在不好，我竟然得了瘧疾，因為流動的時候給蚊子叮，給叮出病來。後來，我就跑到鹽水鎮上，有一個地方叫天保厝，我的姨媽就住在那邊。我躲姨媽在那邊居住，我就在他的牛圈地上鋪上一塊門板，我就在上面藏著。醫生診斷以後，確認是脾臟腫，我得瘧疾的症狀，就是脾臟腫起來了。這樣子的情況下，正好李瑞東的哥哥，叫做李瑞生，他當過縣參議員，他正好住在我們天保厝旁邊的一個村子裡，開了一間診所。我們就通過李瑞東的關係，找到他哥哥來治療，他哥哥在天黑的時候，到我姨媽家裏來，來給我注射維他命Ｂ12。為什麼藥注射Ｂ12呢？能夠造血，因為瘧疾對於造血功能有很大的威脅，我當時貧血了。李瑞東的哥哥，來給我抓了幾針，我的情況就好得多了，很快就開始恢復。...
李瑞東是一個好同志，最後他也被槍決了。
鹽水出身政治犯，蔡先生的回憶
展區中展示的《大濛》場景圖。圖片提供：頭哥
展區中展示的《大濛》場景圖。圖片提供：頭哥
那時是五月末了。五月的凌晨，霧還是涼的，一彎殘月在稀疏的星子裡慘白的懸著。
我伯父說，廖君不敢回頭去望他的妻，他的老母，他的堂兄，他的祖宅。
在那一剎那之間，他的心像鐵一樣沉重，但他的腳必須像鳥一樣飛快。
伴隨狗吠跟雞鳴，他決然的跑出祖居一百多的村子
向著西邊跑向鄰村鐵枝路旁的一座甘蔗園；眼前的一切，都在淚霧裡模糊了。
出殯的前夜做功德，廖君在蔗園裡聽到祖宅那邊斷續傳來模糊的誦經聲和孩子們的哭號聲：只有木魚的敲擊和鐃鈸的金屬聲清晰而持續，在他的耳畔不停迴繞。那段日子，只要仰望星空，他就看到所有星子都寂滅，只有他妻那雙如湖泊清邃的眼睛高高懸盪著。
節錄自季季《額》，寫雲林二崙政治犯廖先生的經歷
一些個人後記
感謝自２０１９年擔任第一屆綠島人權藝術季偕同策展人以來，一路上遇到的前輩（忍不住又想趁機向張則周前輩表白）與故事，也感謝能與這些故事產生更多交集。２０２５年春天與客家電視台合作舉辦了「岸內小旅行」與系列講座，每次相遇都是充電。２０２５年１１月終於看到了《大濛》，１２月和傳凱、Judy一起包了一場１００席次的影廳（可惜最後還是有人no show，唉～這也是我們三人的真金白銀啊~）。
以下分享這兩年與《星空下的黑潮島嶼》的相遇，以及幾張幕後照片。
以及這些與岸內蚊子們共處的些許時光。
和頭哥回岸內，確認最終要放入《大濛》展區的劇中道具
在岸內，一邊找道具，一邊當比例尺
在岸內，一邊找道具，一邊當比例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