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與國防，從來不是口號工程，而是一個國家最不容輕率、最不該酬庸的制度核心。
然而今日台海的真正差距，早已不只是武器數量或軍費規模，而是更深層的——權力是如何被配置的？專業是否仍被尊重？答案，藏在兩岸國防部長的背景與制度定位之中。
一邊是體系產物，一邊是政治結果
中國國防部長董軍，出身解放軍海軍體系，長年歷練於實兵部隊、聯合作戰與航母編組。他的存在，本身並不是權力的頂點，而是制度運轉的一個齒輪。在中國的設計裡，國防部長負責對外溝通與軍事外交，真正的軍權集中於中央軍委。這樣的安排，體現的是一種冷酷卻清醒的權力邏輯：戰爭不能交給個人魅力，國防不能依賴政治明星。因此，這個位置只對一件事負責——專業的連續性，而非政治的即時性。
當國防部長不必懂軍事，制度就已經輸了
反觀台灣，顧立雄的政治履歷橫跨法律、金融監管與黨政體系，卻與軍事專業幾乎毫無交集。他的出任，並非軍事制度的內生需求，而是政治信任與派系平衡的外部結果。
問題不在於「文官能否領導國防」，而在於：當任命邏輯與專業無關，國防就被降格為政治資源。更具警訊意義的是，在其任內接連出現的軍購與採購爭議——資本額極低、缺乏軍工背景的公司，竟能進入國防標案體系。
這在任何嚴肅的軍事制度中，幾乎不可想像；卻在台灣，被迅速包裝為「程序合法」、「個案處理」。當制度開始為荒謬找理由，而不是為專業設門檻，崩壞就已經發生。
軍購一旦政治化，士兵就成為成本項目
軍購不是公共工程，它不是鋪路、也不是蓋館，而是直接決定戰場生死的技術選擇。當軍購被視為利益分配、政治回饋或象徵性表態時，真正被犧牲的只有一群人——未來站在前線、卻無權質疑決策的基層官兵。但在高度意識形態動員的環境裡，任何質疑軍購合理性的聲音，都極容易被貼上標籤、被道德審判。
這正是最危險的狀態：當「忠誠」取代「專業」成為免責理由，國防就已經退出理性討論。
制度不是立場，卻決定生死
對照兩岸，可以清楚看見兩種完全不同的國防邏輯：
- 一邊將軍事視為長期國家工程，重視結構、紀律與制度慣性
- 一邊將國防納入政治動員語境，依賴口號、表態與短期輿論
這不是民主與否的問題，而是是否承認戰爭本身不接受表演。當國防部長成為政治酬庸的位置， 真正付出代價的，永遠不是做出任命的人。
台灣真正該恐懼的，不在對岸
台灣社會真正該警惕的，從來不是解放軍的演訓畫面，而是——自己是否還願意讓專業凌駕政治？如果國防制度可以被政治滲透、被派系平衡侵蝕、被口號掩護，那麼再多預算、再多武器，都只是心理安慰。
《韓非子》說得直白：「治國者，以法為本；用兵者，以實為上。」當一個社會連國防都開始逃避現實，那麼真正的危機，早已不在海峽對岸，而是在制度內部，悄然成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