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台灣，彷彿穿上了一件無形的拘束衣。
不是劇烈的衝撞，而是一種持續的壓抑：對立、分化，靜靜地滲入日常。
表面上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潮洶湧。
回顧這一年，有人以「罷」作為年度代表字。
我卻想起另個字——「撕」。
不是單一事件的撕，而是人心被「撕開」、族群被「撕裂」、團結被「撕毀」。
我所指的撕裂，並非單純的衝突或對立，而是原本應該承接彼此的制度、語言與信任，逐漸失去緩衝功能。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不再期待被理解，而只剩下急於表態。
從罷免攻防、預算凍結，到社會瀰漫的不安與躁動。
這塊土地始終籠罩著一股難以言說的焦慮感。
圖片來源：示意圖
數字的榮景，與生活的落差
矛盾的是，台灣並非處於衰敗之中。
台股屢創新高，指數一度上看兩萬九千點；科技產業持續擴張，AI 被視為下一個關鍵引擎；國際資本與產業布局，仍將台灣視為重要據點。
表面看來2025 對台灣而言，應該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年份。
然而，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卻未必感受到相同的踏實。
這正是「相對剝奪感」逐漸浮現的背景。
台灣的經濟表現亮眼，卻並非所有人都能分享到成長紅利。
產業結構高度集中，資本收益與生活安全感之間，出現了明顯落差。
回顧歷史，1970 年代政府推動十大建設。
隨後，孫運璿、李國鼎等人擘劃科技發展藍圖——竹科的誕生，確實為台灣奠定了關鍵的國際地位。
這樣的戰略選擇，如今看來無疑是成功的。
但成功並未平均分配。
根據統計，仍有約一成以上的國民，生活在貧窮線附近。
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失敗，而是提醒我們：繁榮並未轉化為多數人的生活保障。
當一部分人難以維持有尊嚴的生活，GDP 的成長便很難成為安撫人心的理由。
制度層的撕裂：當治理語言只剩攻防
制度層的撕裂，也在此時浮現。
年金改革的預算爭議、立院的長期對峙，逐漸讓理念從協商，轉為攻防。
預算不再只是政策工具，而是被視為角力與立場的延伸。
當勞動者的生活壓力持續累積，政治操作卻仍以選舉計算為優先，民眾自然難以相信，制度仍在為人民服務。
「總預算之亂」不再只是監督與制衡的辯論，而逐漸被理解為私人恩怨的延伸。
撕裂——就在這樣的氛圍中持續擴大。
資訊環境如何放大撕裂
資訊環境則加速了這個過程。
當今媒體越來越頻繁地取材自社群與影音平台，將原本脈絡複雜的內容，重新包裝為可快速消費的對立敘事。
當文化語言被迫承載政治立場，討論便不再是理解，而成為立場的清算。
媒體原本應扮演資訊守門人的角色，卻在流量邏輯下，逐漸轉化為情緒的放大器。
社會心理學者 Jonathan Haidt 曾指出，當代社會的情緒失控，並非源於價值差異本身，而是與社群平台的結構性設計密切相關。
自 2010 年後，平台演算法以互動率為核心，而最能引發互動的，往往是憤怒、恐懼與道德譴責。
在這樣的環境中——
情緒被置於事實之前，世界被簡化為「我們」與「他們」，道德感被工具化，迴聲室效應不斷強化對立想像。
這並不意味著人們變得更極端，而是我們被置於一個持續獎勵極端情緒的資訊結構之中。
相對剝奪感：撕裂最持久的心理燃料
當撕裂成為常態，社會便開始承受不可控的後果。
相對剝奪感，可能來自薪資停滯，也可能來自對未來方向的迷惘。
當「機會被奪走」的敘事，被反覆強化，憤怒便想找個出口。
財富落差、制度不信任、未來焦慮，在撕裂的洪流中彼此放大。
撕裂最危險的地方，不在於爭執本身，而在於它逐步侵蝕信任，使人失去分辨是非與善惡的能力。
我們其實不是冷漠，而是無力
我並不認為人們變得冷漠。
更多時候是一種無力感——
對制度無法掌控、對未來難以預期，只能被動承受。
某些極端論述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正是因為它們承諾一種「徹底重來」的簡化答案。
但我始終無法信服，任何試圖神格化、替他人決定命運走向的觀念。
我關注公共事務，並非期待世界被推倒重來，而是希望社會仍能在制度與理性中運作。
我們曾經團結過
去年的12月，我深刻地感受到團結的存在。
台灣在世界舞台上擊敗日本，睽違多年於一級國際賽事中奪得榮耀。
即便只是短暫的片刻，那種萬眾一心的感受，仍令人難忘。
Team Taiwan
不是口號，而是一種曾經存在過的意念。
既然我們曾經能夠團結，那麼撕裂，便不該是這塊土地的宿命。
筆者的觀點：
撕裂之後，仍要活著
今年，台灣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
天災頻仍、國際局勢動盪、經濟壓力外溢至民生。
這些都不是選擇題，而是現實。
真正的風險，或許不是事件本身，而是長期累積的疲勞與無力感。
即便如此，我仍願意相信，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擁有足以撐過困境的韌性。
撕裂或許留下傷痕，疤痕或許仍在，但癒合從來不是靠憤怒來痊癒。
而是靠我們，好好地繼續活下去。
盼望2026（丙午年）
這塊眾人深愛的土地能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