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正義，從來不是一個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大禾邸家-在一個本來就不公平的社會裡，什麼才算「居住正義」？
🌾居住正義，誰定義的？
當一個詞被說得太多，反而愈來愈空。
這些年來，「居住正義」幾乎成了一個無所不在的詞，可以在許多地方看到它：
「年輕人買不起房，居住正義何在？」、
「高房價下的居住正義大考驗。」、
「打炒房，真的能找回居住正義嗎？」……
政府說要落實「居住正義」，
政黨說要捍衛「居住正義」，
名嘴在節目上反覆談論「居住正義」。……
學者、所謂的專家、社運團體、倡議組織、房地產相關從業者、網路社群與媒體……，幾乎每一個站在不同位置的人，都能用「居住正義」這四個字，說出一套自己的說法。
只是，這些人，是真的清楚自己在說什麼嗎？還是，其實連自己也對「居住正義」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居住正義，誰定義的？」
老實說，聽得愈多，TUA HOU反而愈困惑。到底什麼是「居住正義」？
我不諱言地說，我資質駑鈍，這個詞被講了這麼多年，我卻愈聽愈不懂。
後來我慢慢發現，大家之所以這麼愛談「居住正義」，不完全是因為這個問題被想清楚了，而是因為「居住正義」這四個字實在太好用了。
(在公共討論裡，「好用」往往比「正確」更重要。)
它好用，不是因為它夠精準，而是因為它：
- 成本很低、
- 共鳴很高、
- 而且責任相當模糊。
一、這是一個幾乎沒有人敢反對的口號
如果你願意停下來想一想，會發現一件有點微妙的事。有哪一個政治人物或意見領袖，會公開站出來說：「我反對居住正義」？幾乎沒有。
因為一旦反對，就好像等同於反對弱勢、反對公平、反對年輕人。
正因如此，「落實居住正義」成了一句政治上極度安全的話。它聽起來正確、站在道德高點，卻不必立刻說清楚到底要怎麼做？要付出什麼代價？又是由誰來承擔？
二、定義模糊，怎麼講都不算錯
「居住正義」其實沒有一條被社會共同認可的標準線。
- 房價跌 20%，算不算落實？
- 社會住宅多蓋一點，算不算進步？
- 限制炒房、提高稅負，又算不算正義的一部分？
沒有明確定義，就意味著沒有明確終點。
於是任何時候，都可以說：「我們正在努力。」、「方向是對的，只是時間還不夠。」
這也是為什麼，「居住正義」永遠存在，卻很少有人能說清楚什麼時候才算做到。
三、把結構性問題，轉化成道德問題
居住問題，其實是一個高度複雜的結構性問題。「買不起、租不起、租不到、住不好」，背後牽涉的是薪資結構、土地政策、金融體系、人口移動、城市發展，甚至世代選擇……。
但這些問題太複雜、太慢，也太不適合在選舉場合或談話節目裡慢慢說。於是，一句「居住正義」就成了捷徑。它彷彿在暗示：你現在的困境，不是因為結構太複雜，而是因為有人不夠正義。
當問題被轉換成道德對錯，情緒就有了出口，而掌聲，往往也來得更快。
四、它很適合被媒體切成對立劇本
有一個永遠吵不完的題目
對媒體與名嘴而言，一個好題目，必須具備戲劇張力。「居住正義」恰好非常適合被切割成簡單對立：
- 年輕人 VS 有房族
- 勞工 VS 資本
- 弱勢 VS 既得利益者
- 正義 VS 不正義……
這樣的對立，清楚、快速、好操作。
也因此，它很容易成為一個永遠吵不完的題目，因為只要對立存在，話題就不會結束，而衝突，本身就能不斷製造流量與聲量。
只是，真實世界從來不是二分法。多數人同時是勞工、也是租屋族，未來可能成為房東，現在卻仍承受居住壓力。但這些灰色地帶，很難在有限的版面與時間裡被好好討論。
五、對政府而言，這是一句可以「撐時間」的話
從政策角度來看，居住問題往往屬於典型的結構性難題：
- 短期內很難見效，
- 長期才看得到成果，
- 每動一步，就可能得罪一群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喊口號，成了一種暫時的緩衝。它可以先安撫焦慮的情緒，延後必須面對的艱難選擇，同時，也讓執政者看起來站在「人民那一邊」，卻不必立刻說清楚，真正要做的是什麼、又是由誰來承擔後果？
於是，政策成效該如何被檢驗，也就自然變得模糊起來。「很好說、很難做、也很難被驗收」。
只是，口號終究有它的極限。它看起來比現實更公平、也更正義，因為它不會立刻讓任何人受苦；但它同樣也不會真正改變你住不起、住不穩的現實。
如果我們一直停留在口號層次，那麼「居住正義」只會被不斷消費，卻很難真正落地。
其實，關於「居住正義」的爭論， 多半不是政策技術問題， 而是卡在一個更根本、卻很少被說清楚的分歧：
到底在吵「結果」， 還是「過程」？
也正因如此，與其反覆爭論「正不正義」，TUA HOU試著回到更根本的問題：
「正義」是什麼？
「居住正義」，又是如何一步步被形塑、被使用、被演化的？
接下來，我會試著用更白話的方式，分享我所理解的「居住正義」。
🌾「正義」是什麼？
根據維基百科的解釋，「正義」是關於如何「適當安排社會內的資源與人民」的概念。這一概念自古以來一直是 哲學、法學與神學思考和辯論的核心課題。「正義」涵蓋公平分配資源、權利與責任，同時也包括對不當行為的恰當回應。簡言之，「正義」是使社會內的事物與人以合理、公平、無偏見的方式得到安排的原則。
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的定義，「正義」在古典漢語中含義為公平正直、無偏無私，並應用於人際互動、物質分配及處理共同事務時的公平合理標準。
而在英文維基百科中，「正義Justice」被廣義地定義為公平對待個人。羅馬法典將其闡釋為「始終如一地給予每個人應得之物的意願」。換句話說，一個實現正義的社會，應該讓每個人都得到他們應得的那份。
綜合上述定義可以看出，這些對「正義」的理解，多半是以「結果」作為判準——也就是在制度運作之後，每個人是否真的得到了自己應得的東西。
然而，關於「正義」的討論，古今中外從未停止過。不同時代、不同學派，對「正義」的理解與側重點各不相同，甚至彼此衝突。若要一一展開，恐怕永遠也說不完。
因此，與其廣泛羅列各種主張，不如聚焦在現代政治哲學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張力的兩種正義觀：
一種是強調制度公平、保障弱勢，並傾向以大政府與福利國家作為制度支撐的羅爾斯（John Rawls）；
另一種，則是主張個人權利至上、市場自由，並以小政府為核心的諾齊克（Robert Nozick）。
這兩種理論，幾乎代表了「正義」討論中的兩個極端立場，也正好回應一個始終無法迴避的核心問題：「正義」，究竟該以「結果是否公平」為準，還是以「過程是否侵犯他人權利」為界線？
羅爾斯的正義：公平，不只看結果，更看制度
羅爾斯（John Rawls）認為，若只用「每個人最後得到多少」來判斷正義，其實並不充分。因為在現實社會中，人們的出身、能力與家庭背景，本來就存在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並非個人選擇的結果，卻深刻影響了一個人一生能取得的資源與機會。
因此，羅爾斯提出了一個關鍵的思考方式：如果我們在制定社會規則時，並不知道自己未來會成為富人還是窮人、強者還是弱者，那麼，我們究竟會選擇一套什麼樣的制度來生活？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提出了著名的「無知之幕」思想實驗。假設人在設計制度時，對自己未來的社會位置一無所知，在這樣的情境下，人們自然會傾向選擇一套不會讓最不利者被犧牲、也不至於讓弱勢者被永久困住的制度。
基於這樣的思路，羅爾斯主張，正義不只是看結果是否平均，而是制度本身是否公平。社會可以存在不平等，但這些不平等必須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
其一，每個人都享有平等且不可侵犯的基本自由；
其二，制度所允許的差異，必須能夠改善社會中最弱勢者的處境，而非單純擴大差距。
也正因如此，在羅爾斯的觀點中，保障弱者並不是對其他人的偏袒，而是制度公平的必要條件。如果一套社會規則允許差異，卻沒有任何機制確保弱勢者能獲得實質改善，那麼所謂的「公平競爭」，很可能只會讓弱勢者在一開始就注定出局。
在現實社會中，羅爾斯的正義觀，往往被用來支持福利國家與政府介入分配的正當性。因為在他的理解裡，政府的角色，正是透過制度設計，確保社會中的不平等，不至於演變成對弱勢者的結構性犧牲。
諾齊克的正義：正義，不在結果，而在權利是否被侵犯
與羅爾斯截然不同，哲學家 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 對正義的理解，並不從「制度如何照顧弱者」出發，而是從一個更尖銳的問題切入：
你憑什麼拿走別人的東西？
在諾齊克看來，正義的核心不是結果是否平均，也不是誰過得比較辛苦，而是一個人的權利，是否在整個過程中被侵犯。他主張，只要財產的取得與轉讓過程是正當的，即使最終的分配結果高度不平等，依然可以是正義的。
基於這樣的思路，諾齊克提出「取得正義理論（Entitlement Theory）」，認為正義只取決於取得、轉讓與修正是否正當，而不取決於最終分配是否符合某種理想比例。只要過程沒有侵犯任何人的權利，結果本身無論多麼不平均，都不能因此被視為不正義。
在這樣的邏輯下，諾齊克對「為了保障弱者而進行的強制重分配」抱持高度質疑。在他看來，政府若以公平之名介入市場、強制徵收部分人的財富，本質上就是把某些人的勞動成果，當成實現他人福祉的工具。
因此，諾齊克所主張的是一種小政府、最低限度國家。政府的角色，只應限於保護人身安全、財產權與契約秩序，而不應干預市場機制、不應調整分配結果，更不應替社會「設計幸福」。在他的理解中，只要市場運作建立在自願與權利不被侵犯的前提下，政府的介入本身，反而更容易製造不正義。
在諾齊克眼中，若保障弱者必須以侵犯他人權利、扭曲市場交換為代價，那樣的「正義」，本身就已經是不正義。
正義的分歧，真正的問題其實在這裡
羅爾斯與諾齊克的差異，並不只是政策立場不同，而是對「正義應該判斷什麼」有著根本分歧。
羅爾斯關心的是：結果公平嗎？最弱勢的人有被照顧嗎？制度設計，能不能讓最不利者也活得公平？
諾齊克關心的是：過程公平嗎？有人被當成工具犧牲了嗎？在追求公平的過程中，有沒有人被迫付出自己不願付出的代價？
於是，正義的問題，最終回到一個無法閃避的選擇：
我們要的，是結果看起來更公平的社會，
還是一個任何人都不被當成工具的社會？
換句話說，你心中的正義，是更在乎結果，還是更在乎過程？
🌾「居住正義」是怎麼一路走到今天的？
在講「居住正義」之前，不妨先停下來想一件事：
你心中的正義，是更在乎結果的公平？
還是更在乎過程中，有沒有人被當成工具？
有了這個底，我們就可以開始看——「居住正義」這四個字，到底是怎麼一步步被塑造出來的，又被怎麼使用、被怎麼演化成今天這個樣子。換句話說，不只是喊口號，它背後有一整套操作邏輯和社會現實。
很多人以為，「居住正義」是一個本來就存在的理念，好像政府天生就該讓所有人買得起房；好像只要房價高了，就自然可以用這四個字來解釋一切問題。
但這樣的理解，其實過於簡化。
在實際的公共討論中，「居住正義」常常被收斂成兩種判斷：
「只要房價下跌就是正義」、
「只要替弱勢說話就是正義」。
於是，只要質疑房價形成的結構，就容易被貼上「替資本說話」的標籤；只要試圖討論市場、制度或供給端的限制，就會被解讀成「不夠同理弱勢」。
久而久之，「居住正義」不再是一個用來解決問題的概念，而變成一把道德標尺——誰站在弱勢那一側，誰就自動站在正義那一邊。
但其實不是。
「居住正義」從來不是被誰好好設計出來的制度，而是社會在不同階段，被現實一次又一次逼出來的結果。它不是起點，而是回應；不是答案，而是不斷被提出來的問題。
如果要理解「居住正義」，必須先回到它真正的源頭。
一切的起點，是居住權，而不是房價
「居住正義」的根，並不在房市，而在人權。
在國際脈絡中，「居住權」可以追溯到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之一──「免於匱乏的自由」 (Freedom from Want)。這個概念後來被延伸為一個很單純、也很根本的主張：每一個人，都應該享有維持基本居住水準的權利，而居住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這個階段，社會討論的從來不是房價會不會漲，也不是房子能不能投資，而只是最基本的一件事──「一個人，有沒有一個安全、穩定、有尊嚴的地方可以住，以及住所是否滿足基本生活需求」。
也正因為如此，早期的居住問題，本質上是一條生存底線，而不是資產選擇。這是一個「最低標準」，所有後續的房價、租金、投資、政策，都應該先回到這個底線來檢驗：每個人至少能達到「基本居住水準」嗎？
(未來有機會再分享說明｢居住權｣及｢基本居住水準｣)
臺灣真正的轉折點：居住從私事走向公共議題
如果要問臺灣的「居住正義」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被社會正視的，答案很清楚，就是 1989 年的「無殼蝸牛運動」。
當房價快速上升，愈來愈多年輕人即使努力工作，仍然發現自己被排除在購屋市場之外，居住開始不再只是「個人夠不夠努力」的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的困境。大量人群走上街頭，並不是要求政府送房子，而是要求政府正視：為什麼在既有制度下，有這麼多人被擋在門外。
這個時刻很關鍵。因為它第一次讓整個社會正面意識到，住不起房，並不只是個人選擇或能力問題，而是一個制度問題。
從那一刻起，居住不再只是私事，而是一個可以、也必須被公開討論的公共議題。
2000 年之後，「居住正義」成為公共語言
隨著時間推進，居住問題開始出現質變。
房子不再只是居住空間，而逐漸成為家庭最重要的資產；房價與薪資之間的落差愈來愈明顯，讓許多人產生一種共同的感受──不是不努力，而是不論怎麼跑，都追不上。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居住正義」開始被學界、社會運動與媒體大量使用。討論的焦點，也從單純的「居住權」，逐步擴展到分配問題，包括稅制是否公平、資訊是否透明、持有成本是否過低，以及市場是否過度偏向資本的一端。
居住正義，開始從「能不能住」，轉向「為什麼這樣分配」。
「居住正義」被政策工具化
2010 年之後，「居住正義」不再只是一個抽象的社會訴求，而被拆解成一整套政策工具。
隨著「居住正義」成為顯學，它逐漸被轉化為一整套政策語言。各式各樣的稅制設計、住宅方案、租屋配套與市場規範，開始被包裝進「居住正義」的框架之中。
例如，奢侈稅、房地合一稅、囤房稅等稅制被用來調節市場；社會住宅以「只租不售」為原則推動；租金補貼、包租代管、實價登錄、租賃專法，以及新青安貸款等，也都成為政策回應的一部分。
表面上看，「居住正義」似乎愈來愈具體；但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隱憂慢慢浮現──當手段愈來愈多，目標卻愈來愈模糊，居住正義開始從一個價值問題，退化為一張政策清單。
於是，人們開始質疑：如果工具不斷堆疊，現實卻沒有根本改變，那我們到底是在實踐正義，還是在管理不滿？
說到這裡，其實有一件事，也必須公平地說清楚。政府存在的意義，從來不是替社會消滅所有不公平，而是在結構本來就不對稱的情況下，安撫相對弱勢，讓相對優勢的人，能在可預期的制度下，去做他們想做的事。
換句話說，政府的角色，更像是一個「風險調節器」，而不是一個能替每個人安排好結果的存在。
也正因如此，不論是哪一個政黨，在「居住正義」這件事上，事實上都做了不少事情，只是，這些努力，往往很難一次解決所有人的不滿。
近年來，政府透過「多元住宅政策」，試圖回應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包括：
- 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 推動包租代管，活化既有屋源
- 提供租金補貼，降低租屋壓力……
這些政策的核心，並不是讓所有人都買得起房，而是試圖讓更多人「租得起、租得到」，在不同人生階段，都能有一個相對可負擔、相對穩定的居住選擇。
這些作法，或許不完美，也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但它們至少反映了一個現實選擇，在無法一次翻轉結構的前提下，先撐住那些最容易被壓垮的人。
「居住正義」，真的只有弱勢或無房族才會喊嗎？
喊得最大聲的，確實多半不是已經擁有選擇權的人。因為當一個人：
- 有房可住
- 有資產可配置
- 有足夠收入承擔租金或房貸
「居住」對他而言，是選項，而不是壓力。而正義，往往是在壓力之下，才會被高聲呼喊。
但這不代表，居住正義只屬於弱勢族群或無房族。事實上，每個位置的人，都在談自己的「居住正義」只是，他們所理解、所主張的正義，來自完全不同的生活現實。
- 弱勢族群與無房族，談的是基本生存、被排除的感受，以及「為什麼我努力卻住不下來」。
- 租屋族，在意的是穩定、安全、合理租金，以及不被任意驅逐的保障。
- 有房族，關心的則是政策是否衝擊既有生活安排，是否讓長期守法者承擔過高的不確定性。
- 還有一群人，將「低買高賣」視為正義——「我要買你的房子時，你要打折；等我賣房時，價格當然要更高。」在他們眼中，這才是市場該有的樣子。
每一種聲音，都有其現實基礎。
那麼，富人、房東、投資客、建商，會不會談居住正義？
他們當然會談。只是，他們很少用情緒去「喊」，而是在特定時刻、為了特定目的而發聲。
因為對他們而言，「居住正義」不是一個動員口號，而是一種談判語言。
當政策可能影響資產配置、當法規改變提高不確定性、當市場秩序可能被劇烈干預時，他們會選擇用「居住正義」來表達訴求——但那份正義，談的是穩定、可預期、不要翻桌式改革。
只是，他們所談的正義，和弱勢族群、無房族所感受到的，並不是同一件事。
- 富人談居住正義，往往是在提醒政策不要「亂打房」，以免傷及整體經濟、金融穩定，甚至破壞市場原有的運作機制。
- 房東談居住正義，關心的是租賃關係中的權責是否對等。他們希望制度能保障租客，也同時保障守法的房東，而不是長期被簡化、甚至污名化為剝削者，承擔所有結構問題的道德責任。
- 建商談居住正義，表面上是替購屋者發聲，實際上更在意的是土地取得、法規變動與融資條件是否具備可預期性。因為只有在不確定性降低的前提下，開發與銷售才能順利進行，資金才敢進場。
- 投資客談居住正義，則多半是為了反駁「造成高房價的原罪標籤」，主張市場仍需要資金流動與投資參與。他們認為，若一味將房價問題道德化，忽略結構因素，反而可能扭曲市場的正常運作。
他們並非不關心居住問題，但他們關心的，是制度是否會把風險集中丟給特定角色承擔。在他們的語言裡，「居住正義」往往等同於「不要破壞市場正常運作」。
也因此，「居住正義」逐漸成為一個高度彈性的詞彙——
可以被不同角色，翻譯成對自己最有利、風險最低的版本。
如果「居住正義」只剩下一種聲音， 那它一定會變成鬥爭口號； 但如果每個角色都只為自己發聲， 那它永遠只會停在原地。
為什麼愈來愈多人覺得「居住正義」走樣了？
近年來，社會對「居住正義」的失望感愈來愈強烈，其實原因並不複雜。結構問題始終沒有改變——房價上升的速度遠遠快於薪資成長，許多人面臨的現實仍是「買不起、租不起、租不好、社會住宅等不到」。政策多半停留在需求端的調整，土地與供給結構的改革有限，社會住宅的量體仍然不足。
更令人擔心的，是信任的裂痕。當政治人物一邊高喊「居住正義」，一邊卻屢屢爆出豪宅與囤房爭議，這四個字便逐漸從一種社會價值，滑向口號。
結果出現一個弔詭的現象：居住正義被說得愈來愈多，卻愈來愈遠離人們的真實生活。這也提醒我們，正義的討論，不能只停在口號或政策工具上，而應直指生活本身的尊嚴與合理性。
從「有其屋」，走向「適其屋」
也正是在這樣的拉扯中，居住正義出現了最重要的一次轉向。
過去，社會長期強調「住者有其屋」，彷彿擁有房屋所有權，是唯一被承認的安全形式。但在高房價的現實下，這樣的目標，往往只會把人推向長期負債，甚至犧牲整個人生的彈性。
於是，愈來愈多人開始意識到，真正需要被保障的，並不是「一定要擁有」，而是「能否安居」。
「住者適其屋」的出現，正是在承認這個現實：買或租都可以，只要價格、區位與品質合理，人能夠有尊嚴地生活，而不必被迫用一輩子，去換取一個被社會認可的身分。
這個轉變，其實也重新點出了居住正義最初的核心──「不是擁有，而是安居」。
回顧臺灣的「居住正義」，可以發現它起於居住權，成於社會運動，盛於政治語言，卻長期卡在結構改革。
問題從來不只是房價高不高，而是我們是否願意承認：當一個社會，默許人們必須用一整個人生，去交換一間房子的安全感，那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價值選擇。
如果每一種立場，背後都有其現實理由；如果每一個角色，說的其實都是自己的生存邏輯；那麼問題或許不在於誰對誰錯，而在於——
我們到底用什麼標準，在判斷「正義」？
🌾「正義」沒有標準答案，「居住」也一樣
其實，「正義」這兩個字，一直都有人討論，但直到今天，依然沒有一個能直接對應現實、並真正解決問題的具體定義。因為一旦走進現實，「正義」就變得高度主觀。
人在什麼情況下，會認為某個做法是公平正義的？
多半不是因為它符合某個抽象原則，而是因為「結果」剛好落在自己能接受、甚至滿意的範圍之內。
也正因如此，「正義」在結果上，往往是立場導向的。
每個人都從自己的位置出發，而不同的位置，看見的「公平」，自然不會一樣。這也是為什麼，在現實社會裡，我們始終難以找出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作為解決所有問題的尺度。
如果你採取的是「羅爾斯」的正義視角，你會期待制度替你撐起底線，那麼政府就必須思考「住者有其屋」，必須設法降低房價，或興建足夠且可負擔的公共住宅。但隨之而來的，從來不只是理念，而是一連串現實問題：
房價若下修，是否會對金融體系造成衝擊？
面對已購屋的龐大族群，政府又該如何承接他們所承受的資產損失？
這也是為什麼，在臺灣，「打房」始終困難。臺灣住宅自有率名列世界前段班，接近九成。當房價真的被「打下來」，受到影響的，並不只是少數投資客，而是多數早已將人生安全感，緊緊綁在房子上的人。
說得更直白一點，真正把房價大幅壓低，等同於讓多數選民對未來產生不安。而在民主政治的現實裡，這往往意味著政治風險，甚至選舉結果的改變。
如果你更接近「諾齊克」的正義立場，那你會理解，沒有人有義務替他人安排結果，那麼政府，自然也不應過度干預市場運作。
也正因為如此，幾乎沒有哪位政治人物，會清楚告訴選民自己究竟選擇了哪一種「正義」。
說到這裡，其實有一件事必須誠實面對：
社會本來就不公平，別再等「公平」或「居住正義」自己出現。
有人一出生就有房、有資源、有退路；也有人一輩子努力，卻始終在追趕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這不是因為誰不夠努力，而是因為制度與市場，本來就會放大差異。
只要是市場會運作、土地有限、人口會流動的社會，房子就一定會分出貴與便宜、好與壞、先來與後到。期待「每個人都買得起、住得好、地段又好」，那不是正義，而是一種童話式的想像。
社會本來就不公平，這是一個事實，而不是一句情緒。
但也正因如此，愈來愈可以確定一件事：
「居住正義」，從來就不是要消滅所有不公平，而是避免不公平把人逼到沒有選擇、沒有退路的位置。
因為，等制度成熟的速度，往往慢過一個人被生活壓垮的速度。把唯一的生存方案，完全交給你無法控制的事物，本身就是一種風險。
「居住正義」也從來不等於房價一定要下跌，更不是每個人都必須擁有一間房。它更接近一個樸素、卻極其困難的目標——
讓不同群體與階層，都能在自己的條件範圍內，取得負擔得起、住得安心、生活有尊嚴的居住空間。
也必須說一句，在這樣的理解之下，「租屋」，本來就是一種很好的居住選擇，而且對很多人來說，非常適合。
不是每一個人生階段，都需要、也都適合把自己綁在一間房子上。當工作流動、家庭型態改變、人生方向尚未定錨時，能夠彈性移動、降低壓力、保留選擇權，本身就是一種成熟而清醒的生活策略。
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有沒有房」，而是那個環境、那個空間、那個當下，能不能讓你住得安心、睡得安穩，讓心安定下來，讓生活不是每天都在硬撐。
當一個人不必為了房貸、租金、通勤、壓力，而犧牲健康、關係與生活品質，那樣的居住狀態，本身就是一種心境富足。
這也是為什麼，TUA HOU更認同「住者適其屋」，而不是把「住者有其屋」當成唯一的成功模板。買或租，本來就不該是一道道德題；能不能安心生活，才是。
如果說「居住正義」有一個最不浪漫、卻最真實的版本，那或許就是——
在一個本來就不公平的社會裡，盡量不要讓任何人，因為「住」這件事，而失去生活的穩定與尊嚴。
「居住正義」不是完美的正義，但可能是我們此刻，最接近現實的那一種。
那你心中最能接受的「居住正義」，又是什麼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