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族的血液裡，「努力」與「憂慮」像是兩條從未乾涸的河流。
我曾以為，這就是我生命的「原廠設定」——牙關緊咬、肩頸僵硬，
隨時準備為了一個「更有用」的明天而犧牲當下的呼吸。
那年，在安養院的病榻前，我看著外婆。鼻胃管像是一道沉默的判決，標示著她那一代人即使到了生命邊緣，仍被「掛心」與「辛勞」綑綁。
我握著她枯槁的手，那是一雙忙碌了一輩子、從未真正為自己舒展過的手。
我輕聲說：「孩子孫子都長大了，不用你掛心了。你也要安心，讓自己舒服，這也是很重要的事。」
那是我第一次對「家族眼光」發出溫柔的叛逆。
我試圖告訴她，也告訴我自己：生命不需要透過痛苦來證明價值。
然而，真正的斷裂與新生，發生在不久後的一場歌舞劇排練場。
老師看著我僵硬的身體，要求我說出那句最簡單也最難的話：「你這樣讓我很難過。」一開始，這句話被我習慣性的武裝擋在喉嚨裡，顯得生硬而虛假。直到老師說：「用你的母語說。」
那一刻，深埋在血脈裡的頻率被觸動了。
當我用那最親近土地、最原始的語言喊出這聲難過時，眼淚不是流出來的，而是噴湧而出的。我感覺到全身在顫抖，那種顫抖像是地殼運動，正在震碎積壓在背脊上、代代相傳的沈默。
我突然明白，那不只是我的眼淚。
那是外婆沒流出的淚，是母親不敢喊的痛，是歷代祖先們為了「顧全大局」而活活吞下的酸楚。我那一刻的釋放，竟成了他們集體的出口。
當哭聲停止，我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清新的呼吸感。
原來，最好的孝順，並不是重複他們的苦難來表達忠誠，而是活出那份他們在匱乏年代裡，想都不敢奢望的「自在」。
當我鬆開了牙關，當我學會了在當下存在，我不是背叛了家族，我是在替整座家族完成一場跨世紀的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