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開發，往往伴隨著各式各樣的紛爭，其中最常見的，莫過於「占用」。
當產權與實際使用出現落差，開發方通常會透過各地鄉鎮公所調解，將占用戶約出來坐下來談，釐清彼此的立場：是要拆除返還，還是透過買賣方式解決。這樣的制度設計，原本立意良善，是政府為了減少訴訟、促進溝通所提供的便民管道。
然而在實務運作上，部分公所仍沿用多年未調整的作業規範，與現行法規、實務判例，甚至地方發展現況，出現明顯落差。以土地遭占用的情形為例，權利人常見的第一步，便是調閱占用土地的所有權人資料。依現行規定，這屬於一般民眾即可申請的「第二類謄本」，但在個資法的保護下，謄本內容僅會揭露姓氏與地址，無法取得完整姓名。
多數公所理解這樣的制度限制，也能在釐清前因後果後，站在便民角度，協助民眾啟動調解程序，讓雙方至少有一個坐下來談的機會。畢竟，占用問題未必一開始就需要進入訴訟程序，雙方透過調解先行溝通，往往能降低衝突，也節省雙方的時間與成本。
但仍有部分公所，即使已充分了解案件背景，仍要求民眾「自行想辦法」補齊占用戶的完整姓名，否則便無法受理調解。在個資法與地政資料揭露限制並未同步調整的情況下，這樣的要求，反而形成一種制度上的弔詭。
一方面，法律限制民眾取得完整個資；另一方面，行政機關卻以「資料不足」為由，拒絕啟動原本設計用來減少訴訟的調解機制。最終，民眾只能被迫直接走向法院訴訟，不僅時間與金錢成本大幅提高，也與公所調解「便民、減訟」的初衷背道而馳。
當行政程序所要求的條件，早已超出制度本身允許民眾取得的範圍時，問題或許不在民眾是否配合，而在於，這些規範是否早已到了該被重新檢視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