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的校園走廊，空氣中浮動著夏末特有的燥熱與不安。辦公室門外，大陳與小詮正隔著一段倔強的距離站立。大陳的臉上掛著那抹我再熟悉不過的表情—嘴角下撇、眉頭緊鎖，眼神中閃爍著因委屈而近乎憤怒的火光。這已經是本週第二次肢體衝突了。在此之前，承辦組長按程序遞給他一張「行為紀錄表」，要求他據實陳述。大陳抓著筆，卻在紙上留下了一堆斷續的辯解與憤慨。當晚，大陳媽媽的電話如期而至，語氣裡滿是護子心切的焦慮：「老師，你難道不知道他有病嗎？他一直有在吃藥控制，他是個過動兒啊！你們這樣記他過，會害他標籤化……」
聽著電話那頭急促的聲音，望著窗外的黑夜，陷入了沉思。在第一線教學現場，我們常發現「病理」與「診斷」有時像是一把及時的保護傘，為那些生理上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撐起一片避雨的空間。然而，這把傘若遮得太緊、撐得太久，孩子是否會因此忘了雨水的溫度？甚至在傘下漸漸軟化了本該挺直的責任脊梁？教育者的難題，往往在於如何拿捏這把傘的寬度，既要給予包容，更要引導成長。
幾天後，大陳又因為鉛筆盒被碰撞，而與小詮發生了嚴重的推擠。這一次，我決定暫時放下那疊厚重的、充滿行政氣息的校規表格。我拿起一本素淨的筆記本，對著正要發作的兩人輕聲說：「我們去操場走走吧。」操場邊的鳳凰木影影綽綽，我拉開兩張長凳，示意他們坐下。「這一次，老師不給你們表格填，我來當你們的記錄者。」我翻開筆記本，握穩了筆，「老師聽你們說，我負責記。你們說出的每一句話，我都會一字不漏地寫下來。」
這場「筆錄式」的對話就此展開。小詮先開口了，他帶著些許懊悔，敘述著原本只是玩鬧的開端，如何演變成失控的肢體衝撞。隨後，我也找來了引發爭端的小愉。沒想到，小愉看著我筆尖游走的節奏，竟顯得格外坦然，他直視著我的眼睛說：「老師，是我先拿鉛筆盒開玩笑的，這件事我有錯，我願意向大陳道歉。」
那一刻，空氣彷彿靜止了。我低頭疾書，將小愉的坦誠紀錄在紙上。對比之下，大陳原本準備好的千言萬語辯解，在這一份清澈的坦白面前，顯得有些支離破碎。
我緩緩唸出剛才記下的話語，語氣平和而中立。當這些激動、混亂的現場對話，被轉化為白紙黑字的敘事時，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孩子們原本緊繃的神經漸漸放鬆，他們開始用一種近乎「第三者」的角度，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
「筆錄式處理法」的奧妙，並非在於定罪，而是在於「抽離」。當孩子的言語被具象化，那些邏輯的漏洞、情緒的過載，就在文字的鏡子前無所遁形。大陳看著我記下的內容，臉上的憤怒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思。他第一次意識到，除了那把「病理保護傘」之外，他其實擁有選擇「如何回應」的能力。
我合上筆記本，對大陳說：「藥物可以穩定生理的波動，但文字可以梳理心靈的混亂。老師寫下這些，不是為了要處分你，而是要陪你一起看清楚，你是如何長成現在這個自己的。」
教育不該是速效的止痛劑，更不該是麻痺責任感的抑制劑。透過這支筆，我們在冰冷的校規與溫情、包容之間，找到了一個微妙的施力點。我們不必急著撕掉孩子的標籤，但我們可以陪著他，在那把巨大的保護傘邊緣，試著伸出手去觸摸真實的風雨。
那一天的夕陽將操場染成一片金黃，大陳離開時，步履顯得輕盈了一些。我知道，那顆名為「承擔」的種子，已經在文字的森林裡，悄悄破土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