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我們對身體間的聯繫，復甦我們對於麻木的日常。」這是我剛看完電影紀錄下的話語，在那刻，我更感受到走入電影院的意義。 觀賞《聽見墜落之聲》的體驗是特別的。敘事結構擁有文學般的詩意，而畫面上，在導演瑪莎·希林斯基的鏡頭裡，我們身處的現實並非眼見為憑－－現實／非現實的界線如同虛設，轉化為一處記憶與想像交疊的空間，如跳躍般的夢境，輕輕落在一層薄霧之上。 在曖昧而有所保留的劇情裡，電影牽引出不同年代女性的青春歲月，隔空對望德國百年來的女性歷史－－痛苦在沉默中噤聲，死亡與夢境的鬼魅彼此交融，反而成為生命曾存在於世間的證實。 劇本歷時三年打磨，原片名為《醫生說我會沒事，但我感覺很憂鬱》（The Doctor Says I’ll Be Alright, But I’m Feelin’ Blue）。因發現商考量過於冗長，最終定名為《Sound of Falling》。然而在德語語境裡，並不存在與英語「sound」完全對應的詞彙，反而更接近「噪音」意思；因此，瑪莎·希林斯基提出《Looking Into the Sun》作為德國片名。 她談及其意象：當人們走向太陽、閉上雙眼時，眼前會浮現。一片橙色、波浪狀的閃爍景象，如遠古時代的畫面；而直視太陽本身即是一種疼痛。這也呼應了另一版小女孩艾爾瑪背影的主視覺風格。 換而言之，從「聽見墜落」的聲響，到「凝視太陽」的視覺，皆指向感官經驗的結果，獲得理解則放置於後。而這些非線性的女性視角，彙集一部感知先行，超越理性解釋的影像流（image streaming）；在近乎荒蕪的貧瘠之中，她們透過記憶與想像的縫隙彼此連結，而觀者也彷彿隨之步入其人生軌跡，陪伴她們一同行走，便不會如此孤獨了。 所有女孩都透過「想像死亡」，讓行動反過來質問生命的意義。換言之，人們在那些微小而幾乎難以察覺的感知瞬間裡，早已傷痕累累，那些感受無從被理解；當死亡真正發生後，回不了過去，也無法觸及那個人當時的內在深處。 電影正是透過這些渺小而日常的細節，去勾勒人們生活縫隙中的虛無感，因此，最終導向死亡的結局，從來不是由單一原因所構成，也不是由某個明確的事件所定義；它們更像是由無數碎片長期積累而成，可能是創傷的反應、男性凝視的恐懼、家庭結構的壓迫、時代與社會氛圍的不可控……種種力量在無聲之中蔓延，最終將人推向臨界的邊緣。 電影橫跨德國四年代，塑造四位主要女性角色：1910年（一戰前夕）、1940年（二戰期間）、1980年（東德時期），以及2020年（兩德統一之後），展開了十二位女性的故事。時間既串聯起意義上的歷史脈絡，同時亦是每個年代女性的經驗－－彼此映照、相互回聲的通道。 1910年代｜艾爾瑪、莉亞、艾瑪、楚狄 艾爾瑪出生於一個宗教氛圍嚴謹、儀式感濃厚的大家庭。屬於她的開端片段，是與姐妹們一同惡作劇，作弄女傭的場景。女傭跌落在地的短暫沉默，成為艾爾瑪最初的「死亡啟蒙」。 她們在宅邸中圍繞奔跑，笑鬧尚未散去，霎那之間，其他人卻憑空消失，只留下艾爾瑪獨自佇立的無助身影。自此，在她的想像中，關乎死亡的解釋不斷再變化。在這個時代裡，家族的人幾乎只在農舍的空間裡活動，被出生與死亡團團包圍；大人們習以為常，孩子則懷抱著好奇的關心。 例如，她注意到鄰居家孩子的屍體，蒼蠅飛入他口中，再也沒有飛出來。這個細節既具象又詭譎，蒼蠅能飛往他處，穿越空間，也彷彿縱橫時間，牠將在不同世代裡反覆出現，象徵一種微小卻不受限制的生命，牠的出現在電影裡變成一種反常的標誌，與受困的靈魂截然不同。 誠然，鄰居孩子的屍體，進一步牽引出照片中一名逝去的孩子－－與艾爾瑪同名、早夭的姊姊。當她凝視那如沉睡般模糊的人像，像在追問她背後的人生。她說著「我才是艾爾瑪。」時，透射出如鏡像般的身影重疊，她來自未知的過去，卻像超越時間，一直活在這張照片裡。這隱約顯露出艾爾瑪對自身存在的質疑，而名字是否意味著命運的延續？她甚至開始思考，自己是否會成為下一個。 於是，死亡不再只是遠觀的景象，而是她主動詢問的謎題，「人死了會怎麼樣？」未料，睡夢中回答她問題的姊姊莉亞，卻先化為了問題本身，留下未解的答案，與此同時，同個夏天，莉亞與祖母相繼過世。消逝的人們，成為接連的現實，為艾爾瑪的童年覆上一層難以抹去的陰影。 除了死亡，艾爾瑪先窺探到這個家庭隱藏的祕密。在她稚嫩卻早熟的視角裡，殘酷事總發生在不經意之處；反之，大人們的緘默，則被訓練為對一切的視若無睹。隨著母親艾瑪一陣陣乾嘔，見證了長久以來被噤聲的反噬，那聲響清晰地在屋內迴盪。於家族之中，女性的責任不止擔負於肩，身體也視為理所應當的付出。 關乎艾瑪的角色，幾乎只身為母親的活著，在艾爾瑪的凝視中舖展。她神情冷漠，卻不拒絕女兒伸來的雙手。艾爾瑪深愛母親，在莊嚴肅穆的餐桌上，她們悄悄玩著「眨眼」遊戲，誰得到母親最多次的眨眼，誰就獲得更多的愛。她心疼母親，卻也見到她最痛苦的的一面－－艾瑪壓抑的情緒使身體不再讓步，她突如其來地無法行走。這是她初次洩露「破綻」，在疼痛不已的情況下，笑得開心，直到最後才落下眼淚。 後來雙腿的痊癒，來自艾爾瑪的獨白想像，至少她如此相信著。女傭楚狄將手放在母親腿上，使她重新站立。楚狄不僅照料一家起居，也如同另一位母親，她讓艾爾瑪退燒、照顧瘸腿的哥哥弗列茲，與母親癱瘓的雙腿形成某種互文對照。 然而，楚狄的身體同樣不屬於自己。她茫然的臉龐，勾勒出農舍裡不成文的規訓，「女人必須讓自己安全」。她消失的幾日不言而喻，男人的暴力責無旁貸；艾爾瑪只說她不再「漂亮」，像一縷輕煙，生命的重量也隨之被抽離。楚狄的遭遇，與莉亞的未來形成平行線－－莉亞也未有拒絕的權利，被雙親以利益交換，送往他人家中作女傭。離開那天，她如公主般被風光歡送，那是艾爾瑪最後看見擁有自主意識的莉亞，臉龐淡漠的神情，與她戛然而止的笑容默聲道別。 在家庭中，人們甚至不願放過莉亞的屍體。他們為她縫合緊閉的雙眼，只為留下一張全家福。彼時盛行的遺體攝影，本意是將死亡的面容保存於影像之中，作為對逝者的紀念。然而，在這樣刻意再造的凝視裡，影像所維持的僅是表層的體面；它於一種和諧的姿態中被定格，卻無法掩蓋這個家庭早已持續敗壞的內裡。正如法國哲學家Sylviane Agacinski所言：「照片不是在為回憶服務，而是在取代回憶。」於是，照片裡的整齊與安穩，越是完滿，越顯得不真實。 1940年代｜艾瑞卡 艾瑞卡在全片的篇幅最少，卻在開頭被安排出場，為所有女孩的想像奠下基調，如艾爾瑪說的，「真奇怪，已經不存在的東西竟然會痛。」。她假裝自己另一隻腿截肢，拄著拐杖模仿叔叔弗列茲的狀態；她對叔叔懷抱一種謎樣的迷戀，或許源自於他的殘缺，因為「無能」，所以不具威脅，他的脆弱反而讓她產生憐憫。 而弗列受傷的腿，亦隱喻某種被閹割的焦慮，出自雙親之手，為免於他上戰場，以「工傷事故」之名遮掩殘忍的行經，因不想再失去任何一個孩子。說了很多遍的詞語就會變得陌生，卻也會漸漸令人信服，「工傷事故」便是如此。 艾瑞卡在被打一巴掌後的微笑，也標誌了雲淡風輕、甚至笑容滿面的臉龐，有時並非代表快樂的意味，反而更顯驚駭。那是身體的防衛機制，發出「故障」的警訊。她日以繼夜看顧弗列茲，延續了1910年代楚狄的位置－－照料他人，成為她存在於此的意義。 於是，她的生命彷彿從「失去」一條腿開始；但那疼痛並不來自身體，而是源自凝視他人苦難所引發的憐惜與自傷。面對無能為力改變的現實，亦如她對社會、國家的選擇，最終潛入那條東、德界線的河水之中。 在歷史上，戰敗後的部分德國女性曾遭受盟軍男性的性暴力侵害，根據電影來推測，艾瑞卡或許不願走向那被預示的幽暗未來。因此，她只留下最初那抹近乎恬靜的微笑，不幸沉睡於永恆的水面之下。她的一生是否為楚狄曾感嘆的「徒勞」？她在電影裡並未擁有明確的自我主張，只剩下姊姊伊瑪的記憶，用她的視角注視著妹妹。 1980年代｜安潔莉卡、伊瑪 伊瑪是1980年代安潔莉卡的母親。在女兒的描述裡，她總帶著一抹「不合時宜」的尷尬，在不該笑的場合會止不住地大笑。這樣的錯序，可能源於更早以前的創傷。她曾與妹妹約好一同渡河，卻在水中被鰻魚咬傷。那一口不僅是肉體的疼痛，更成為心理上的羞愧，未能完成的約定，對妹妹懷抱長久的愧疚。 鰻魚的意象貫穿在伊瑪身上，甚至延伸至整個女性世代。當她再次面對鰻魚時，總顯得迷惘而不知所措。鰻魚結合了蛇與魚的形體：魚長存水中，象徵潛意識的深層能量；蛇則與欲望、陽具符號緊密相連。牠潮濕、黏膩，難以捕捉的特性，也呼應其洄游入海的生命循環。在科學研究裡，鰻魚直至邁向繁殖才能辨識出性別，隨後便結束生命，換言之，性與死亡在牠們身上形成重疊的召喚。 這層符號映照出伊瑪的處境－－她彷彿被「召回」到一個由男性結構主導（亦即陽具權力）的社會，被迫面對一個未自願、卻不得不承受的生活，壓縮了她曾嚮往的另一片天空。 而這樣沉默而壓抑的母親形象，也無聲地滲入安潔莉卡的身體之中。她在不自覺裡承接了母親的創傷，使自己的身體逐漸失去主控權，她會過於附和朋友，迎合他人的目光，甚至活成自己不願成為的模樣。 同時，她暴露在家族男性的凝視之下，叔叔與堂哥的偷窺目光，她並非不知，只是選擇隱忍、假裝視而不見。然而，在另一個層面，她也開始以身體作為反擊，刻意裸露胸口、挑釁男性視線，甚至與叔叔維持某種帶有利益交換的曖昧關係。這既是反凝視，試圖奪回主體掌控的權利，也把屬於女性的尊嚴拿回來，某種程度上，她甚至也可能在模仿男性的行為。唯有如此，她才能暫時不因「作為女性」而感到難受，在被凝視與自我凝視之間，她必須不斷奪回力量，才能保持平衡。 迷失在男性世界之中，她學會假裝快樂。父親曾對她說，要把自我找回來，要「做回自己」，然而，她連「自己是誰」都無從辨識。活在母親的創傷裡，安潔莉卡的自我在不知不覺間被一點一滴抹去。她無法確定，自己該活成父親眼中的模樣，還是依循內心真正渴望的生存方式；但無論選擇哪一種，她都無法逃離父權結構的籠罩。那樣的暴力有時並非來自明面，而是隱密而赤裸的， 如同叔叔將手放在她大腿上的觸碰。 相較於其他年代的女性，她更「渴望」死亡。那並不似普通的終結，而像一種對解脫的想像。在她腦海的世界裡，她會如鹿的母親般，依偎在死去的小鹿身旁，靜靜等待意外的襲來－－一幅既直接又哀傷的畫面，像對終止痛苦的回應，甚或不止一種。於是，她如同一抹飄忽不定的影子，不斷尋找可能的生存姿態，呼應了1910年代女性被「活在照片裡」的命運，記憶是模糊的臉龐，感受卻是深刻的溫熱。 她最終的逃離，在堂哥的視角之中，她只活在他的腦海裡，不曾來過人間，卻也不曾被理解。她的生命其實可以更加廣闊，不必侷限於他人的假想之內。當她望向遠方、露出笑容時，宛如「看見」了命運深處傳來的呼喊，那是回應，是告別，最終留下一團謎。甚至，我更願意將那一刻視為一種越界的想像，她終能突破性別、家庭乃至柏林圍牆所構築的多重限制－－在任何地方，重新成為一個單純而自由的靈魂。 2020年代｜蘭卡、奈莉、卡雅 活到接近當今的時代，農舍早已被改頭換面，不復從前的面貌。那些被破壞、被棄置的家具，彷彿也象徵著對舊有歷史窠臼的打碎－－在殘骸之上，另一個新世代的世界正被塑造。 生活在現今的蘭卡，她始終渴望成為別人。一次偶然的相遇裡，她結識了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少女卡雅。相處之間，她嫉妒對方的人生，甚至連「失去母親」的傷痛，都成為她羨慕的原因。青春期的感知既直覺又失衡，她嚮往卡雅的灑脫，能在未知的生活裡，坦然面對每一次突如其來的墜落。 蘭卡曾凝視母親為卡雅唱搖籃曲，歌詞輕聲唱著：「你將會再次醒來。」這般母親形象未在電影裡展現在蘭卡眼前。對她而言，那份感受既細微又難以言述，她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嫉妒卡雅，還是在嫉妒那個令她陌生的母親。 在一次戲水的場景中，卡雅流露出對看透生死的坦然。兩人在「也許會溺水」的玩笑裡游泳；而鰻魚在同樣一條河裡再次出現，蘭卡見狀幾乎無法無法呼吸，卡雅向她伸手，卻在下一刻變成溺水的人，然而轉瞬之間，她重新出現在身旁。 這段影像更像是蘭卡內心狀態的投射－－她感到窒息，卻無人能拯救她。之後的劇情裡，她因厭惡黏膩衣料貼附肌膚的觸感而赤裸上身；然而，她終究躲不開雙親友人的凝視。於是，她只能將那一刻視為祕密，避免與目光正面相觸。誠然，她與1980年代的安潔莉卡形成一道遙遠又緊密連結－－她們都只能假裝男性凝視的不存在，一切都未曾發生。 她甚至有些厭惡自己的敏感，連選擇冰棒口味，都被放大成一次關乎生死的抉擇，「如果我不是選香草口味而是草莓口味就好了。」而主視覺海報裡那支草莓冰棒，如同女性對生命最初的甜美憧憬；然而當它融化，卻又像女性血跡斑斑的人生經歷。而滴落的形狀彎曲最終與鰻魚的形象重合，那結合血液與陽具象徵的形象，正如電影裡女性的一生－－在甜美的表層下，交織著謊言、性與難以言述的傷痕。 在蘭卡的夏天裡，全然專注於對卡雅的「模仿」，卻絲毫未察覺身後妹妹奈莉的異狀。奈莉同樣擁有一個難以被理解的內在世界裡，她對母親的佔有、對關注的渴望，混雜成賭氣的情緒，只有讓「意外」發生、極端的方式才能讓愛的人後悔，自己才會得到寵愛。那樣的難受，在奈莉幼小的視野裡幾乎就是整個世界。於是，姐妹兩人的腦海，其實始終無法真正看見彼此的心。 奈莉的生命停留在那個夏天，而這份停滯，對蘭卡而言卻是無法回溯的空白。她拼命回想，卻始終找不到任何確切的徵兆或原因。因此，奈莉的視角彷彿永遠只停留在自身之內。她來到那座曾在1910年代被女孩們玩耍過的穀倉，向下凝視，隨後縱身而下。電影並未給出解答，她究竟看見了什麼？ 然而，她卻能感覺到門把的「氣味」。在惡夢中驚醒的瞬間，彷彿觸及1910年代農舍殘留的記憶。那並非理性能夠解釋的經驗，而是一種跨越時間、滲透於空間之中的直覺。電影所強調的，正是這種「同一空間的歷史性」－－她們共用臥室、樓梯、穀倉，以及同一條河流；這些地點既記錄了人們曾經的身影，也在歷史的回望中，見證每個階段性的意義。 ●結語 《聽見墜落之聲》絕非鼓吹女性只剩走向死亡的單一命運；相反地，它更著力於呈現女性在多重感受交織之下的無助狀態，並以更為激進而直接的方式，迫使人們正視女性身處的困境。它不是關於「成長」的故事，最終留下的，是觀者從這些感受之中，試圖理解那些傷痛的存在。 攝影機如同一縷看不見的幽魂，悄悄記錄每一次回望與停頓，讓創傷不再是不可觸碰的禁忌，使傷害得以尋得釋放。那些原本分散的個體，因影像而被串聯起來，彷彿隔著不同時刻擁抱彼此，跨越時間的阻隔。 這份希冀，正如結尾的艾爾瑪緩緩前行－－即使身處風中、萬物彷彿被按下暫停，我們仍能想像自己飛向天空，抵達某個尚未命名的遠方；曾被剝奪的「腳」，也得以重新生長，在模糊的鏡頭中，使人活在一個真正能「聽見」墜落之聲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