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押韻：從長崎事件到「台灣有事」的武力威懾
1886 年的「長崎事件」，本來只是一場單純的治安事件。
清朝北洋水師訪問日本期間，部分水兵上岸滋事，
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並造成傷亡。在任何成熟國家，
這種摩擦都可以透過懲處、賠償與外交談判收場。
制度存在的目的，本就是為了處理這種隨機的火花。
但真正改變歷史的，是李鴻章的處理方式。
本來只要按照現代外交及法治原則，
就足以收場，不必上升到軍事威嚇層級。
但是李鴻章選擇在事件初期就動用武力威懾
（艦隊卸下炮衣，炮口對準長崎市區、
對日本駐天津領事發出「開戰並非難事」的恐嚇）
他並未選擇讓日本看到用制度解決問題的誠意，
反而企圖讓北洋艦隊那龐大的鋼鐵軀殼，變成一種「心理威懾」。
那一刻，日本社會感受到的不只是街頭血光，而是一個致命的訊號：
這個大國不可預測，且隨時願意把軍力開到你家門口。
於是，日本政府做出選擇——既然你用威嚇，我就用建軍回應。
而全國人民在受此重大刺激的情況下，轉而支持國家建設海軍。
不到十年，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中國輸掉的，不只是一次海戰，而是一整個世紀的海上主動權。
長崎事件成為了心理轉折點，它讓日本將那份不安轉化為軍備建設的正當性。
2025 年：當歷史再次「押韻」
140 年後，同樣的邏輯在東亞海域再次上演。
2025 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針對「台灣有事」的政策表態，
本屬於主權國家內部的戰略辯論，中國大可透過外交辭令駁斥或抗議。
然而，北京的選擇卻是：
- 語言威嚇： 駐外領事發表被視為「斬首威脅」的言論。
- 制度斷裂： 拒絕道歉，並將失言升級為國家立場。
- 武力威嚇： 航母在日本近海演習、火控雷達照射日本戰機。
- 經濟反制： 針對日本進行經貿施壓。
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連串訊號的堆疊。
當訊號被解讀為「不可預測」，在民主國家只會產生一種結果：
防衛預算上升、同盟關係深化、政治立場趨於極端強硬。
這不是仇中，而是風險管理
日本社會的轉向，並非單純的民族情緒，而是三種心理的深化：
- 安全感崩塌： 航母武力威懾和火控雷達照射，讓威脅從螢幕走入生活。
- 國家尊嚴受損： 對民選國家領導人的威嚇，觸動了全民的尊嚴神經。
- 制度信任破產： 拒絕道歉與經濟戰，被視為「不打算在規則內收尾」。
2026 年 2 月 8 日的大選結果（自民黨奪下 316 席），
正是這種心理轉向的最終驗證。
這場大選不僅是選票的勝負，
更是日本國民對「生存威脅」的集體投票，
為日本增加軍費、強化美日同盟、在台海劃出清晰紅線，
提供了無比強大的民意正當性。
第一島鏈的加速重組：軍事、科技、民意的合流
這一次，中國面對的不再只是美國。
軍事、科技與供應鏈正在迅速合流。
隨著台積電在日本導入 3 奈米先進製程，
日本的戰略想像已從單純的軍備延伸到「技術位階」。
一個安全上更決心、科技上更自主、民意上更警醒的日本，
並非中國提升對抗的初衷，然而這個事實，卻成了威嚇帶來的「副作用」。
這不是衝突必然論，而是消耗邏輯。衝突未必爆發，但消耗一定發生。
如果持續以戰狼式外交與高風險軍事互動應對，北京將付出極其昂貴的成本：
- 外部： 第一島鏈更團結的軍事合作，推升中國軍事預算，造成財政壓力。
- 內部： 財政壓力與維穩支出增加，壓縮內需改革空間，推高治理難度。
結語：歷史只懲罰在「轉彎處」選擇直行的人
長崎事件的啟示不在於水兵鬧事，而在於：
當一個大國在可以談判解決的事件上，選擇用威嚇取代制度，
它就會在對手內部製造出長期的防衛動員。
當「中國不可預測」成為東亞共識，
預算會改變，同盟會改變，格局也就此定型。
李鴻章當年或許真心相信，北洋艦隊足以震懾日本；
但他沒想到，威懾最後成了日本崛起的燃料。
今天，中國國內情勢面對的，
是空前的經濟壓力與人口轉折。
在這樣的時刻，如果仍把軍事威懾誤認為控制，
那麼 140 年前那個坑，就會再次出現。
那個坑其實並不深。真正深的，是掉進去之後才發現——
對手已經完成轉型，而自己還在解釋威嚇的合理性。
歷史給過一次答案。這一次，中國是否願意換一種方式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