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政治論述中，「九二共識」經常被描繪成兩岸和平穩定的基石，甚至被提升為國家對中政策不可動搖的戰略前提。然而，這種說法本身就隱含了一個致命錯誤——它混淆了政治工具的位階。
九二共識若要被正確理解，必須先把它放回原本的位置；而當我們這樣做時，就會發現，它的「戰略化」並非促成穩定，反而注定了一條政治死路。
一、九二共識的原始定位：低階事務的從權安排
九二共識誕生的歷史背景十分清楚：
1992 年，海基會與海協會之間的互動，處理的是兩岸文書往來與實務協商的技術問題。雙方刻意不碰主權、不碰國號、不碰政治定位，核心精神只有一個：
讓事情能辦下去，但不回答終極問題。
這本質上是一種「從權處理」——不是為了解決國家定位，而是為了避免定位衝突導致事務全面停擺。
因此，九二共識在設計上，本來就只適用於低政治位階、技術性、過渡性的場域。它的價值，在於模糊；它的功能，在於拖延衝突，而非定義終局。
二、致命轉折：馬英九的位階錯置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九二共識」，而在於——它被放到了不該屬於它的位置上。
當馬英九政府將九二共識提升為國家對中政策的戰略基礎時，一個原本用來「避開主權爭議」的模糊工具，被錯置為「處理主權問題的前提條件」。他試圖透過經濟紅利的堆疊來繞過政治難題，卻忽略了主權在政治邏輯中具有不可交換的剛性。
這是一個典型的戰略位階錯置。
一旦如此操作，九二共識立刻被迫承擔它原本就無法承擔的重量，並同時引爆兩個結構性矛盾。
九二共識的錯用，更像是一種工具位階的誤判。
它原本就像一艘用來在池塘中採菱的小船，設計目的在於靈活、穩定、不翻覆；然而，當這樣的工具被推上國家戰略的層次，試圖駛入主權對抗與地緣政治的汪洋大海時，結局幾乎是可以預期的——不是因為船本身有問題，而是因為它本來就不是為那樣的航行而設計。
三、第一個結構衝突：中國不可能接受「各表」
對中國而言，這個問題從來沒有模糊空間。
在低階事務層次，中國可以「不談各表」；但一旦進入戰略層次，任何承認「各自表述」的安排，都等同於承認兩個主權政治實體。這對中共政權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承認各表，就意味著：
- 承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 否定「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敘事
- 動搖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根基
這一點在 2019 年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40 週年談話中得到了徹底的驗證——九二共識被明確連結至「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因此可以確定地說：九二共識一旦被戰略化，中國只會留下「一中」，並系統性地刪除「各表」。
這不是談判破裂，而是結構必然。
四、第二個結構衝突：台灣不可能接受「只有一中」
然而，刪除各表的結果，對台灣而言同樣是不可承受的。
台灣民主政權的正當性，來自人民授權、自由選舉與憲政運作。一旦接受「只有一中、不可表述」，等同於否定台灣民選政府的主權，讓台灣變成只是某個更高主權下的地方治理單位。
這不是情緒問題，而是制度事實。
在民主體制下，否定自身主權正當性，等同於政治自殺。因此，九二共識在戰略層次上，對台灣社會而言，必然引發強烈的生存反彈。
五、夾縫中的國民黨：一條無法走通的路
當九二共識被戰略化之後，國民黨其實被夾在一條不可能成功的路線上：
- 對中國而言：國民黨永遠不夠「一中」（因為他們還想講各表）。
- 對台灣選民而言：國民黨逐漸失去民主防衛的可信度（因為他們不敢拒絕一中）。
結果不是「溝通失誤」，而是路線本身違反結構現實。
因此，國民黨親中路線的衰退，並非選舉操作不佳，也不是單一領導人問題，而是戰略設計錯誤所導致的長期後果。
六、回看李登輝：為何九二共識只該是「工具」，不是答案
理解這一切之後，我們才能重新理解李登輝。
李登輝真正的世界觀，並非「一個政治中國」，而是：在「中國」這個地理與文明空間中，已經存在兩個互不隸屬、各自擁有主權的政權。
也就是後來被稱為「兩國論」的核心思想。這並非突變，而是他長期採取「表述一中、實質兩國」策略的終點版本。
九二共識，在他眼中，只是一個暫時避免正面衝突的技術緩衝區，而不是歷史終局。
真正的誤判，在於後來有人把這個「拖時間的工具」，誤認為「可以通往終點的道路」。
七、結論：九二共識不是和平基石，而是被誤用的政治工具
九二共識本來不是問題；把它當成戰略答案，才是問題的開始。
當一個原本為低階事務設計的模糊安排，被強行拉升為國家戰略前提，它不會帶來穩定，只會放大衝突、撕裂社會，並最終吞噬使用它的人。
這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制度邏輯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