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在若干中文談話節目中，評論中國政經局勢及中共高層權力消長時，屢屢提及 2026、2027 年將屆「赤馬紅羊年」，並推測此乃多事之秋。
自新冠疫情以來，中國面臨內外壓力，社會情緒亦趨於複雜，於是有人將未來兩年置於傳統歲次象徵之下，揣測其是否又逢一場「赤馬紅羊劫」？
這種說法，無疑屬於民俗推測，其意涵多半出於象徵與情緒，而非嚴謹的政治經濟分析。然而，它之所以反覆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植根於中國悠久的時間觀與歷史感之中。在傳統術數體系裡，「赤馬紅羊」指丙午與丁未兩年。丙、丁屬火，色赤；午為馬，未為羊，故合稱「赤馬紅羊」。民間遂有「赤馬紅羊劫」之說，認為此兩年常與戰亂、政變或國難相連。
翻檢史冊，的確可以見及若干重大事件發生於丙午、丁未之歲：
▪︎漢、三國時期 漢高祖駕崩（西元前 195 年，丙午）；其後亦有皇帝於丙午年離世。
▪︎唐、五代時期 高句麗戰事（646-647 年）；唐敬宗於 826 年丙午遇弒；後晉於 946-947 年間滅亡。
▪︎宋代 靖康之變（1126 丙午、1127 丁未），金兵圍困並攻陷汴京，北宋覆亡，為「赤馬紅羊」說最常被提及的例證。
▪︎明清 1426 年丙午，朱高煦之亂；1846-1847 年丙午、丁未，太平天國勢力在廣西醞釀。
▪︎近現代 1966-1967 年丙午、丁未，文化大革命展開並進入高峰。若依六十甲子循環推算，下一次丙午、丁未，正是 2026、2027 年。
然而，從歷史方法論的角度審視，這種「對應」更多屬於後設的選擇與拼接。六十年為一輪，歷史長河之中，每一輪皆必然出現丙午與丁未兩歲。任何相鄰兩年，都可能承載重大事件。
若有意從中擇取若干事例，自可編織出一條「災異年表」。這種敘事的形成，源於人類傾向在時間中尋找秩序與意義，而非歲次本身具有必然的因果力量。
真正值得思索的，不在於丙午、丁未是否「注定多難」，而在於中國文化為何樂於以歲時象徵來理解歷史。
自先秦以來，「天人相參」的觀念深植史學與政治文化之中。災異與得失相互映照，王朝興替被納入陰陽五行的節律之內。丙丁為火，火有光明與毀滅之雙重意象。
當歷史出現劇烈變動，人們自然借助五行象徵加以詮釋，使難以掌控的現實，得以納入一種可理解的宇宙秩序之中。
這種象徵系統，其功能未必在於預測，而在於安頓人心。它為動盪賦予語言，使創傷不至於淪為純粹的偶然。靖康之痛、近代政治風暴，在歲次循環中被反覆提起，遂形成一種文化記憶的節點。歲時不再只是曆法標記，而成為警語與省思的容器。
然而，對於現代社會而言，問題恰在於：我們如何在理解這種文化心理的同時，仍然保有理性判斷的能力？
若將「赤馬紅羊」視為宿命，便容易削弱對制度、政策與權力結構的分析。歷史變動從來由複雜的經濟條件、社會張力與政治選擇所構成。將其歸諸歲次，或可紓解焦慮，卻無助於釐清因果。
但若完全否定其文化意義，又未免忽略中國文明深層的時間觀。歲次象徵提醒人：權力不可驕縱，政事不可失德，社會不可失衡。它以寓言的形式，傳達一種警惕。
因此，現代人觀看「赤馬紅羊劫」，或可持守三重態度：其一，承認其為文化象徵，而非自然律。其二，警惕「選擇性記憶」所造成的誇大效果。其三，將其轉化為公共討論的契機，而非恐慌的來源。
2026、2027 年是否動盪，取決於經濟結構、社會治理與國際環境，而不取決於天干地支。歷史的教訓，從來不在於年份本身，而在於人如何回應挑戰。
若能在歲次循環之際回顧歷史，審慎權力，強化制度，提升社會韌性，那麼「赤馬紅羊」便不再是恐懼的符號，而是一則關於責任與警醒的文化寓言。
時間循環，理性卻需前行。這或許是現代人面對古老象徵時，最應守住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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