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宋怡明教授（Michael A. Szonyi，以下為方便，直接稱宋怡明）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其師友門生遍及歐美、臺灣、香港、中國等地，如果你聽過歷史人類學或是華南學派的話，對本書的內容並不陌生。
這本書結合了在金門跟中國華南地區的田野調查，利用了大量的族譜、地方廟宇的碑刻、中國各地的地方誌（如廣州府志、晉江縣志、彰州府志、安溪縣志、永春縣志、鎮海衛志、銅山誌等），作者師承於卜正民、科大衛跟鄭振滿，尤其後兩者的影響對本書非常大。
本書對於非明史領域的讀者來說，讀起來會相對吃力些。我本人讀過約兩千份的清代臺灣契約跟大概幾十份祖譜，但細讀書中引用的華南古書契，仍然感到非常吃力，如果你非相關領域，讀不懂這些文書也很正常，但作者都有用白話解釋這些史料，真的卡住了跳過即可。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民時常與官鬥
本書的論點很精彩：在明帝國大一統「編戶齊民」的壓力下，透過這些民間史料，我們可以看到民眾與帝國在「博弈」，時常一來一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民時常與官鬥，比方說明帝國將大量人口編入了「軍戶」，被編入軍戶的家庭要隨時被抽調男丁去補充軍隊，為了減少這些政策帶來的損害，這些家庭就使出了各種千奇百怪的策略，這便是書中所說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實踐」。
對於明代百姓來說，被編入軍戶有好有壞，好處包括了可以用官方的名義去做海上貿易（很多好明代的倭寇就是這些軍戶在搞走私），或是可以跟地方士大夫建立關係，但壞處就是可能突然家人被抽丁入伍，尤其軍戶屢行職責的地方，可能離原鄉很遠，一旦入伍，生死離別是常態。這些不確定性會造成很大的問題。對編入軍戶的百姓來說，便想方設法在各種規則底下，保持被編入軍戶的好處，而減少甚至轉嫁當中的壞處。
這本書利用金融實證研究的術語 - 「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 - 來形容這些民眾的策略。 這些具備多重身份的家庭，往往想盡辦法在不同制度/身份間轉換以行套利，使得地方百姓在某種程度上能與帝國周旋，這便是本書的主旨：「被統治的藝術」。這本書也延伸了作者另外一本書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觀點：某方面來說，明代以來的宗族興起，正是地方與帝國周旋的產物。
在細談本書對於當代可以帶來的反思之前，我想先談一下相關文獻。
如果熟悉鄭振滿（宋怡明的老師之一）的博士論文《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的朋友，並不對上述的論點感到太意外。宋怡明所討論的許多對應軍戶徵召的民間策略，在鄭振滿教授博論的第五章已粗略提到過，而科大衛（宋怡明的另一位老師）之於香港新界的研究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也將鄭振滿的博士論文列為重要的文獻起源。
這一系列試圖從民間史料說明「地方民眾與國家」互動的研究觀點，可以直接用鄭振滿的一句話來說明「國家內在於社會」，這觀點扭轉了過去常見的「國家統治社會」的二元對立觀點。
「國家內在於社會」的觀點，一方面指出國家介入地方，是地方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像宋怡明提出的明代軍戶導致地方宗族興起），另一方面，隨著中央必須要跟地方民間社會談判，尤其在「基層社會的自治化」的趨勢，地方鄉里、宗族成為了地方自治的組織後，在政治上也跟著重要了起來（見鄭振滿博論），而中央要推動政策與意識型態到地方，不可能「原封不動地推行於民間，而必須與本地的社會文化傳統有機結合，才有可能落地生根」，對於鄭振滿本身的研究問題來說，「國家內在於社會」是他用來解釋中國在明清中國「大一統」的重要觀點。
這樣的研究取徑會得到很大的迴響，我個人覺得有兩個重大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於許多研究者來說，其很好的解釋了明清如何在國家實力（state capacity)如此低下的情況下，仍然保持了如此巨大的統治疆域，儘管帝制中國的低國家實力，可能造成了其經濟上的落後（請參考Debin Ma的``State capacity and great divergence, the case of Qing China (1644–1911)"一文）
第二個原因，則是這種「地方能周旋於中央、民間能與官方談判、基層地方社會自治化」的觀點，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許多沿海城市地區的某種信念。華南學派的研究，在近年中國治理模式轉向之前，是我跟幾位中國朋友時常討論、甚至有點吵起來的題材。無論是張五常、許成鋼、還是錢穎一，都將中國改革後以來的「經濟去中心化」、「地方政府競爭制度」（或俗稱的地方錦標賽），用來解釋中國的高速成長。
在這套制度底下，中央設定了一個綱領式的成長目標，而地方政府各出奇招來達成績效，在這樣的地方錦標賽之下，地方社會有一定的經濟活力，中央政府累積了大量的政策實驗結果，才會再推行到全國。而這樣的「地方自主空間」，以沿海一線城市為代表。
在近年行政體系強勢介入之前，人們總覺得這些城市似乎是個制度飛地，這裡似乎有無可度量的經濟自由，生活方便，光彩繁華，宛如清帝國時期的「條約口岸」，有自己一套規矩。
中央辦中央的，地方有地方的邏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通常來說，地方總有自己一套辦法，而這套方法保證了繁榮，也貢獻了相當多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
民莫與官鬥：談制度套利的極限
出於這樣的信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很多中國人與外國人，總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無論在各項議題——香港、西藏、新疆只不過是些例子——手段上多麼嚴酷，這些政治的不自由，不可能變成地方經濟上的不自由，這些經濟重鎮似乎成為了一種《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反例。Acemoglu 跟 Robinson 說，沒有廣納性的政治制度，任何自由開放的經濟制度不可能長久。
於是乎，在近年國家權力全面回歸之前，這些朋友普遍認為中央不至於把如此強硬的行政手段，實施到這些經濟命脈。然而，近年來從網路平台整肅、金融監管收緊到行政指令的絕對化，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轉捩點。
不過真的有那麼意外嗎？春江水暖鴨先知，天安門事件後的金融業是最被整頓的對象。根據 MIT 商學院黃亞生教授的實證研究，在 1979 年後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各地區的農村金融不受太多管制，也沒有一套明確的政治錦標賽制度，農村的地方工業雨後春筍般的冒出，是中國鄉村脫貧最快的第一個十年。天安門事件前後，政治收緊，經濟跟著收緊，許多農村搞金融的大媽被處刑，金融回到了各個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所謂今日的地方自主，出於中央不願也，非不能也。
當前行政指令的絕對化與數位監控的普及，告訴了我們一件事：從 1979 年以來，老幹部為主而成立的中共統治菁英，為了推動經濟發展，以「市場改革」為旗號，讓地方可以用「開放」當名義去做很多政策實驗，因而產生了許多制度套利的空間。但此般制度套利的空間不斷遭到限縮，於今天已到了某種極限。
今天的紅線無處不在。天安門事件後，先是畫了一道政治上的紅線。今天，這道紅線隨著大數據與技術官僚的行政效能，擴張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這說明了之於黨的最高層，經濟中心與邊疆地帶在治理邏輯上沒什麼不一樣。
國家的社會關係被迫二元：北京強壓於全體人民之上，國家外在於社會，民終不能與官鬥。之於今天的中國人，「被統治的藝術」與「日常生活的策略」，已經演化成能出走就出走，不能出走就躺平，安份守己，毋忘黨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