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起長袍馬褂的馬克思：讀趙超構的《延安一月》裡的毛澤東

「...馬列主義固然是邊區（註：延安）的基本思想，但已經不再以本來的面目出現了; 因為現在邊區馬列主義已經按照毛氏所提的口號化裝過，那便是『馬列主義民族化』....

趙超構是民國時期的資深報人，筆名林放，在重慶《新民報》當主筆，寫慣了經濟評論和社會批評，筆鋒一向冷利。他的叔叔和堂哥都參加過共產黨，一個在1930年被殺，一個在1938年被國民黨特務所殺。換句話說，他對這個兩個黨都不陌生。自1930年代起，便以時事評論與社會批評見長，長年任職於各個《新民報》系統。1944年，他以記者身份訪問延安，寫下長篇通訊《延安一月》，性質類似斯諾的《西行漫記》，同樣是一個「局外人」帶著好奇與疑慮，走進共產黨的根據地，試圖記錄他親眼所見的一切。

《延安一月》便是其於1944年隨中外記者參觀團赴延安後所寫成的長篇通訊，1944年7月底後在重慶、成都《新民報》連載，旋即轟動，1945年1月結集出版，並多次再版熱銷。時在延安的毛澤東，稱作者能在重慶發表此文「膽識可貴」，周恩來更說它是「中國記者寫的《西行漫記》」，不久被國民黨列為禁書。也因為延安一月數月內便刷了萬本，1945有許多大學生跟上層人士有找趙超構去講延安的情況。

中外記者團的延安之行在當時本身充滿政治角力：國民黨勉強同意卻設限制，改稱「參觀團」、要求「只參觀不報導」，並以中央社隨行記者統稿，趙超構在這過程中中，前後仍完成十萬字記錄，但有一部份叫「延安青年」的文章被當時的情報機關審查下架。

重讀延安一月：批上粗布短襖的馬克思

近日重讀趙超構的《延安一月》，最令人玩味的一幕，是那些本該西裝革履、帶著歐洲工業煙囪氣息的馬列主義者，在陝北的黃土地上，竟該始披上了一件件中國傳統的長袍馬褂，甚至是一身農民的粗布短襖。

根據趙超構的觀察，在延安的窯洞裡，毛澤東很快就意識到一個問題：「無產階級」、「剩餘價值」，這些馬列理論詞彙，對一個大字都不識的農民來說，和外星語言沒有區別。而趙超構對於當時延安整風運動的詮釋，便是毛澤東一邊將政治鬥爭的矛頭直指那些留蘇回國、滿口術語的理論家，一邊又要求黨員被要求脫掉西裝，走進田間，學農民說話。

比方說要談「價值剝削」，要翻譯成「地主搶你的收成」。「生產資料的再分配」？要跟農民說「把田分了」。

但列寧式組織強調的嚴密組織紀律，還有階級鬥爭的邏輯，一樣不少，外殼倒是換了：秧歌隊、合作社、過年時貼在窯洞門口的紅對聯。自此，革命從此不再是從書本上讀來的異國理想，而是和柴米油鹽攪在一起的日常。據說在當時的延安，誰要是開口閉口談蘇聯經驗，反而會被嘲笑「落伍」。

思想標準化的延安

不過趙超構在談延安政治時，他同時記錄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象：

延安人的思想是「標準化」的。不管你問什麼問題——從希特勒到東條英機，從生活到財政——從知識分子到工人，回答幾乎一模一樣。說主義，一定是新民主主義；對中外人士的評論，幾乎都是同一套話。原因不難理解：標準化的生活、小組批評的壓力、與外界媒體的隔絕。知識分子如果提起「國外的東西」，會被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批為「洋教條主義」。趙超構曾追問延安要人：這樣是否會限制知識的發展？得到的回答很坦白，也很冷酷：「我現在不需要洋教條，所以要打倒它，等我們需要的時候，不妨把它請回來。」

這就是趙超構看到的延安：一個「粗糙、幼稚，然而頗為剛健的農業都市」，沒有綠樹和草坪，商店只賣日用品，街上盡是打鐵鋪。毛澤東在這裡有絕對的權威——他說一聲「組織起來」，通過幹部、通過報紙，連不識字的農民都會跟著「組織起來」。趙超構認為，毛的權威不是來自宣傳，而是因為他「是一個最熟悉中國歷史傳統的共產黨行動家」。趙超構發現，在毛的行動中，「資治通鑑和列寧史達林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他懂得利用舊社會的形式，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再加上共產黨的組織宣傳手段——於是他成功了。

借殼上市：這到底是馬列還是一種毛自己的東西？

但這裡有一個不太容易回答的問題：當外來思想被如此徹底地改頭換面，這是翻譯，還是早已轉化成了另一種東西？毛澤東後來走的路，和馬克思原本設想的那條路，實際的距離恐怕比延安走路到柏林還要遠。所謂「馬列主義民族化」，到底是讓理論適應了現實，還是讓現實服從了一個人的意志？這條界線很模糊。也許從一開始就是模糊的。

不過，筆者在讀這段歷史，有一點倒是蠻清楚的：當馬克思在延安穿起長袍馬褂，他就不再是一個德國哲學家了。他成了什麼？救世主、領路人、或者僅僅是一個符號——一個可以被毛澤東按自己思緒反覆改寫的符號。

這種「借殼上市」的手法至今仍在運作。中國可以一下子就變成「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也一下可以是「第三世界反西方的救主」，這從延安以來的許多制度基因並沒有太大程度的改變。長袍底下究竟包藏何事，往往比長袍本身重要得多，道理簡單，但許多人似乎難以看穿。